先秦两汉文学·先秦两汉文学典籍的历代训释·秦汉文学典籍的历代训释·史传文

先秦两汉文学的文献·先秦两汉文学典籍的历代训释·秦汉文学典籍的历代训释·史传文

1.《史记》

司马迁《史记》既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伟大历史著作，同时又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汉书·艺文志》云：“太史公百三十篇。”原注：“十篇有录无书。”西汉末褚少孙等补其残缺，这可以看作《史记》研究的开始。但是由于《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部“谤书”，因此自西汉一直到南北朝时期，传习研究的人比较少。正如唐代司马贞所云：“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刘宋时期，裴骃为作《集解》，这是现存最早的注释《史记》的著作，汇集了自东汉至刘宋时期各家研究注释《史记》的成果。至唐代，《史记》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出现了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集解》《索隐》《正义》就是著名的“《史记》三家注”。大抵裴骃《集解》以资料丰富见长，司马贞《索隐》以探幽发微著称，张守节《正义》尤详于地理。至宋代，始将原来单行的三家注散在《史记》正文之下，合刻为一编，自此，三家注与《史记》便密不可分了。

自宋至明，《史记》研究和注释多为零散的成果。值得一提的著作有宋代倪思的《班马异同》，明代柯维骐的《史记考要》，程一枝的《史诠》，凌稚隆的《史记评林》，陈子龙、徐孚远的《史记测义》，陈仁锡的《史记考》等，虽有一定参考价值，但这些都谈不上通释《史记》。清代朴学兴盛，研究《史记》的著作比较多，方苞有《史记注补正》、杭世骏有《史记考证》、梁玉绳有《史记志疑》、崔适有《史记探原》、李笠有《史记订补》等专著。其中功力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梁氏费时20年，写成《史记志疑》36卷，对《史记》作了全面的考辨校订，钱大昕称它可与三家注并列为第四家，不为过誉。杂考札记的著作，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念孙《读书杂志》等，都有关于《史记》的内容，其他各家的零散成果也很多。其中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史记杂志》6卷，在文字校勘和训释上有很高的成就。清末，金陵书局出版了张文虎等人校勘的《史记》新版本。这部书质量很高，成为当时通行的版本，但仍只有三家注。张文虎还撰写了《校勘史记集解正义索隐札记》，对《史记》的校勘很有参考价值。

近现代，通释《史记》的著作有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稿，但并不完整。日本的泷川资言(泷川龟太郎)汇集了中国历代的研究成果，并依据彼邦所藏《史记》的版本与研究成果，撰成《史记会注考证》。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资料最全的注本，有些材料在中国还是比较罕见的。尤其是唐代张守节的《正义》，泷川所引比中国流传的各版本多千余条，比较珍贵，缺点是没有注明出处。日本的水泽利忠又作《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为泷川所引《正义》佚文标明了出处，并补充《正义》佚文二百余条。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将二书合为一帙。泷川注本虽称浩博，但对历代注释罗致并不全面，甲、金文等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未能吸收，材料取舍亦有失当之处。鲁实先有《史记会注考证驳议》可以参看。陈直的《史记新证》注重利用新发现的文献与文物疏通发明《史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963年顾颉刚依据金陵书局张文虎校本进行了断句、标点和整理，成为当前最通行的版本。另有王利器主编的《史记注释》，注用现代汉语，并附现代汉语译文。本书兼顾学术性和普及性，可以参考。

2.《汉书》

班固《汉书》文字古雅，号称难读。即使是汉代大学者马融，也须班昭传授方可通读。因此，自《汉书》成书后，就有人为之作注。至唐代以前，著名的已有23家。唐初的颜师古集众家之长，汇辑诸说，加上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新注，就是著名的《汉书》颜师古注，成为最流行的注本。

宋代至明代，《汉书》的研究注释值得一提的著作有宋代宋祁的《汉书校说》，刘敞、刘攽及敞子，刘奉世共著的《两汉刊误》，吴仁杰的《两汉刊误补遗》，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等。但元明两代，除明代凌稚隆的《汉书评林》外，没有产生较有价值和影响的著作。

清代的《汉书》研究非常兴盛。专释《汉书地理志》者，即有全祖望的《汉书地理志稽疑》6卷、钱坫的《新斠注地理志》16卷、徐松的《地理志集释》、段玉裁的《地理志校正》、汪远孙《地理志校本》等，而吴卓信的《汉书地理志补注》100卷功力尤深。通释《汉书》，较著名的有沈钦韩的《汉书疏证》、周寿昌的《汉书注补正》等。清末王先谦以《汉书》颜注为基础，搜采自宋至清末的《汉书》研究成果，作《汉书补注》200卷。王氏征引有关著作达67家之多，可以说是颜注之后的又一部集大成的注本。功力极深，质量颇高。

近现代研治《汉书》者，比较重要的有杨树达的《汉书窥管》，吴恂的《汉书注商》，陈直的《汉书新证》，王利器、王贞珉的《汉书古今人表疏证》等。其中，尤以杨树达的《汉书窥管》最为巨著。杨氏在王先谦《补注》的基础上又有补充发明，可谓王氏《补注》之功臣。吴恂的《注商》，亦为补充订正王氏《补注》之作。陈直的《新证》注意利用新发现的文献与文物，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现。王利器、王贞珉的《汉书古今人表疏证》汇集前人成果，可用作研究人物的资料汇编索引，都很有参考价值。1962年中华书局以王先谦《补注》本为底本，参校宋、明、清各本，出版《汉书》标点本，是当前最通行的本子。

3.《越绝书》和《吴越春秋》

《越绝书》，自《隋志》著录之后，训释者少。宋、明时期，从《崇文总目》开始，即对作者问题提出质疑。明杨慎、胡侍、田艺蘅、焦竑等人提出为袁康、吴平所作，而为《四库全书总目》所肯定。但清及近代的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本书原为25篇，自南宋时仅存19篇，流传至今。清代钱培名、王仁俊各有辑佚之举。钱氏辑出28条(见小万卷楼丛书本《越绝书》)，王氏辑佚文1卷(见《经籍佚文》稿本)。通释全书之作，是到现代才出现的。张宗祥以现存各本加以校订，并为之作注，并附录前人所作序跋提要及所辑佚文、札记，较为完备，但注释间有疏失之处(商务印书馆1956)。乐祖谋吸取张本成果，重作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是现在较为通行的本子。

《吴越春秋》，自《隋志》著录以来，至宋未见训释。现在所见最早注释本是元代大德年间徐天祜音注本。该本据宋刻10卷本详加考订，正其讹误，明其同异，并为音注，成为当时最好的版本，也是后代各种版本的主要来源。其后直到清初，整理者未见。清代，其书的研究主要在于校勘、辑佚和考证方面。校勘、辑佚方面，蒋光煦、顾观光、俞樾、孙诒让等并有校勘成果存世。通校全书的则有卢文弨校本、顾广圻校宋本、徐乃昌精校本等。其中尤以徐氏校本广泛吸取清代其他学者成果，书末附有札记、佚文，最称精善。考证则多见于题跋及书目等，成果丰富。现代人的研究，则多为论述问题的文章。唯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文字详加校正，并辑录其异文、佚文，附录有关著录、题跋、札记及考证文字，是对本书的综合整理，成为目前最便于利用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