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谥文忠，四川眉山人。曾任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有《东坡全集》一百十卷。
苏轼的高祖、曾祖皆不仕(世务农)。祖序，曾任大理评事。父洵，游学四方，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母程氏亲授以书。轼弟辙，亦以文学名。
苏轼八岁入小学，师道士张易简。
二十岁，游成都，谒成都尹、端明殿学士张安道(方平)，为安道所赏识，荐举入京。
1057年(宋仁宗嘉祐二年)中进士，出欧阳修门下。时欧阳修为主考，梅圣俞同为考官。苏轼作《刑赏忠厚之至论》，欧阳修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一人，又疑为门下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议，抑为第二。复以春秋对义第一，殿试，中进士乙科。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此人文章将为天下第一。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丁母忧，苏轼返乡。
1061，中制科，入三等，作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
1065，试秘阁，入三等，得入直史馆。不久，丁父忧，归蜀。
1069—1071，熙宁二年还朝。时王安石参政，始行新法，苏轼与之议论不合。王安石欲变科举，不以诗赋而以经义取士。上疑，使两制三馆议之。轼反对变革，上议谓“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不必“变今之礼，易今之俗”。轼献三言，谓陛下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神宗意有所悟。荆公之党不悦，命摄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御史以杂事诬奏其过失，乃乞外任避之。
1072—1074，任杭州通判。
1075—1077，知密州。
1077—1079，知徐州。1077年8月徐州水患，轼治水灾有功。
1079，移知湖州。是年秋，因所作《谢上表》其中有“愚不入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的话，夹带牢骚，中丞李定、御史何正臣、舒亶等以谤讪朝廷劾治其罪，逮赴御史台狱，穷治其诗文谤讪朝廷、非议新法之罪。在狱中关了八十多天，经朋友多方营救，至是年岁暮(十二月二十九日)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这就是“乌台诗案”。
1080—1084，在黄州。初居临皋亭，生活很苦。故人马正卿为请得郡之营地，使躬耕其中。其地名东坡，轼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因自号东坡居士。1082年(壬戌)，年四十七，两游赤壁作赋。
1084，量移汝州。又上表乞于常州居住。
1085，居常州，内复朝奉郎，知登州。又以礼部郎官召，除起居舍人。(时神宗死，赵煦〔哲宗〕立，太后高氏听政，起用司马光、吕公著等，罢新政。)
1086(哲宗元祐元年)—1088，翰林学士，知制诰，又除侍读。
1089，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七月到杭，去杭十七年而重来，备受人民欢迎，“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向。”(《杭州谢表》)(此次乞外郡之原因，是受到赵廷之、王觌等之攻击。)
1089—1090，在杭州，筑苏公堤，兴水利。
1091年三月，召还，除翰林承旨。以旧职出知颍州。与赵德麟赈济颍饥民。
1092，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入为兵部尚书兼侍读。
1093，高后卒，哲宗亲政后，以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知定州。
从1085到1093，此七、八年中为哲宗元祐朝，高氏听政时代，起用元老派人物，一反新政，是苏轼在官职上的上升时期，此后即为下降期。
1094(哲宗绍圣元年)，上年高后卒，哲宗亲政，起复投机新政的章惇、吕惠卿官职。是年，以章惇为相，吕大防、范纯仁、苏辙、范祖禹均罢官。另一投机新政者曾布为翰林学士承旨。
轼贬官知英州，未到任，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轼贬官知英州，未到任，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今广东省惠阳县西)。
1095(年六十)—1097，在惠州，有和陶诗。
1097，责授琼州司马，昌化军安置(昌化军在今海南岛儋县)。遂寄家于惠州，独与幼子苏过渡海。(是年，追贬司马光、吕公著等官，流放吕大防、刘挚、范纯仁于岭南。)
1098—1100，在儋州。哲宗死，徽宗立，五月大赦，量移廉州，又移舒州节度副使，永州居住。不久，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任便居住。
1101(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年六十六岁。行至真州，瘴毒大作，病暴下。中止于常州，六月，上书请老，七月丁亥卒(七月廿八日)。
亥卒(七月廿八日)。“其卒也，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于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惠林佛舍。”(《墓志铭》)
高宗朝，赠太师，谥文忠。
苏轼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同为古文家，与他们不同的，他不完全是孔孟儒家思想，也接受了道家庄子的思想和佛学中的禅宗哲学思想。苏轼博极群书，有天才，有文学修养。他的思想不限一家，他融会贯通了各个学派、学说，而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一、正统派的儒家思想
苏轼有儒家思想，这是当时一般读书人所共有的。他的应试文《刑赏忠厚之至论》最早体现了这种思想。他推崇韩愈，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中，比韩愈于孟子，认为韩愈是继承孟子精神的。苏轼是反对法家的，《商鞅论》拿儒家道理驳斥法家思想，反对商鞅变法。他认为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基于此，他也不赞成王安石变法，认为王安石的新法是接近法家精神的。王安石欲改革科举，罢诗赋，兴学校，轼谓诗赋可以得通才，学校未必得人才。熙宁四年(1071)他上《议学校贡举状》提出“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不必“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同年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他希望神宗皇帝明白“人主所恃者，人心而已”。“国家之所以存在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愿皇帝存纪纲，以防小人借台谏官之职而蒙蔽朝廷。他认为王安石新法主张理财非尧舜之道，他在《戏子由》诗中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讽刺新法重法轻儒，认为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他的这些主张是比较迂阔的，基本上是唯心论的。他出于欧阳修的门下，当然受其影响，但正统儒家思想，不如欧的浓厚。同时，他与二程不合，对二程的道学和理学也是反对的。
苏轼的政见不如王安石的激进，但也不像司马光一派的完全阻挠新政。他的办法是不必多所更改，如非推行新法不可，往往持因法以便民的态度。他主张宽政爱民，这虽然不能解决北宋的根本问题，但本着这种主张，他在地方官任上，确做了许多有利于人民的事。如，他在密州任上，赈济穷人，轻税宽盐禁，因为密州贫民是靠贩盐为生的。在徐州任上，保护冶铁业，以防盗贼，并亲自参加防御水灾，严格执行使富民不迁，饬今其共同防御自然灾害的政策。《九日黄楼作》一诗即述此事。同样在徐州任上，元丰二年(1079)，上《乞医疗病囚状》，谓官吏不应坐视不救，让囚犯病死于狱。在杭州通判任上、湖州知州任上，多接近人民，就所见闻，作诗以讽。例如《山村五绝》之二云：
烟雨蒙蒙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
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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