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展望

二十一世纪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展望

20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如今我们又处于一个新世纪的开端，如何重新开创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已经成为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历史的发展有许多不可预料的因素在内，但是它的发展又总是在前一个历史阶段上的继续，这使得我们有可能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21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提出预测。我以为，在新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

(一)重新认识先秦两汉文学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先秦两汉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开端，也是第一个高峰。先秦两汉文学对后世文学的巨大影响不仅表现在文学的体裁、内容、形式等各个方面，更表现在中华民族文学传统的建立方面。20世纪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之所以取得重要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采用了新的文学观念对其进行了新的解读。但仔细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在这种解读的过程中，我们是以抛弃了古代的文学观为代价的。中国古代自先秦时期开始对文学就有独特的理解，几千年来一直持一种泛文学观念。显然，这种泛文学观与西方的文学观念、特别是西方近代的文学观念是不相合的。客观地讲，这种不合正是中国文学的独特之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可是，由于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直是在西方文化潮流的引导下前进的，所以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我们并没有用科学的态度客观地对此现象进行分析，而是企图按照西方的近代的文学观念来规范它，解释它。这种现象在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表现最为明显。

举例来讲，如史传这种文体，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具有重要意义，其影响可延伸至元明清小说。可以说，从早在先秦时期的《春秋》《左传》《穆天子传》开始到汉代的《史记》《汉书》《越绝书》《汉武帝内传》等正史野史中所形成的传统，是中国小说的最直接的文学源头。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小说的形式方面，而且表现在中国小说中所体现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方面。因此，认真地从先秦两汉这种亦史亦文的著作中总结中国小说的民族文化要素及其发展规律，才是我们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的正途。

可是，由于史传这种文体并不符合今天的文学标准，所以当代的文学史就不再把“史传”当作一种“文学”或“文体”来看待，而首先认定它是历史著作，充其量认为这些著作是有些“文学因素”的“历史散文”而已。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能全面地总结分析先秦两汉这一类文体的写作规律，更不能全面地认识其与后世小说之间的复杂联系。而脱离了内容的所谓“艺术分析”也就显得那样苍白无力。学者们津津乐道的则正是从这方面总结的规律，如《左传》的文学特色之一是善于描写战争，《史记》的最突出特色是对于人物的塑造。殊不知，离开了对于《左传》和《史记》作者史学观念的分析，我们就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这两部书会把人物和战争的描写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自然也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部书的战争描写与人物描写与其他文学作品之间的不同之处。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诸子散文”之中。例如《庄子》一书的文学成就与庄子的哲学思想二者自然更是不可分割，我们如果不谈庄子的哲学思想而要正确解释《庄子》一书的文学成就，简直就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结果，只会造成对先秦两汉文学的割裂，造成形式与内容的分离，只会使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之路越走越窄。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当代许多学者也在探索新的研究之路，如研究先秦两汉文学与宗教、历史、哲学、文化、艺术等各种关系。但由于受西方的和现代的文学观念的束缚，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摆脱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困境。从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实际出发，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结合中国文学的实际来研究先秦两汉文学，已经是当代学人的共识，在新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必将成为一种新的指导思想。

中华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学传统，这一传统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回顾20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另一个重要的失误就是缺少对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尊重。先秦两汉文学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和经典意义，正是通过传统的延续得以实现的。从形式上讲，中国后世的文学样式都发端于先秦两汉，这已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从内容上讲，先秦两汉文学更给后世做出了基本的规定，那就是要遵循“风雅传统”、“春秋之义”以及一定要“文以载道”等等，这也是自先秦两汉就已确立的中国文学精神，是从《诗经》《春秋》《周易》等先秦所有经典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仅仅从先秦的文学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正是这些传统的文化精神，在千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发展中发挥着主导性的影响。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得好，要了解中国人“为文之用心”，首先就要“原道”、“征圣”、“宗经”，然后再“辨骚”、“正纬”，这才是“法度之本原”，“为文之极轨”。可是，上个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却不是如此。以《诗经》为例，许多人根本不考虑它作为“经”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的全面影响，而只是简单地、用很狭隘的“文学眼光”分析其所谓“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并美其名曰“恢复了《诗经》的本来面目”。这种情况，在史传和诸子研究中表现尤甚。仅仅抽出这些著作中的所谓具有“文学因素”的东西，怎么能全面地认识先秦两汉文学? 怎么能认识它对中国后世文学的影响?今天，应该是彻底地改变这种局面的时候了。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要今天的学人重新操起古代的泛文学观来进行现代研究，而是强调要正确地认识历史，认真地思考先秦两汉文学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哪些独特的东西。客观地分析中国古代的泛文学观，从“原道”、“征圣”、“宗经”的角度，全方位地认识先秦两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奠基地位及其意义，尊重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建立具有中国传统的文学阐释学，是我们在新世纪推动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一个世纪以来，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之所以取得重要成就，与考古学的大发现是分不开的。其实，20世纪的先秦两汉出土文献对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影响不仅仅在于提供了更多的资料，而且还在于由此而带来的研究方法论方面的思考。充分吸收近百年来的考古学新成果，对先秦两汉文学所达到的水平进行新的评估，也会使21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走向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这里所说的对先秦两汉文学所达到的水平进行新的评估，是有感而发的。应该看到，在上个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我们对先秦两汉文学所达到的艺术水平的总体评价是偏低的。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来自于我们对先秦两汉文化典籍的怀疑和所谓先秦两汉文化落后的观念，并由此导致了对先秦两汉文学认识的偏颇。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甚至最愿意在先秦两汉文学中寻找那些宗教迷信的东西并把它放大，说成是先秦两汉文学的特点，造成了相当不良的影响。先秦两汉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但同时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对这两点，我们都要有一个新的认识。说到先秦两汉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是因为先秦两汉文化有着纵深的历史文化继承，其远源可以追溯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年前的远古，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早在这一时期就已经基本确定，其传统也基本形成。近年来对中国新旧石器以至更为久远的文化年代的考古成果，正在不断地提示着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认识，要充分重视这一段漫长的民族历史及其传统，以及其在后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说先秦两汉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是因为我们现在以文字记录下来的先秦两汉文明，正是中国上古文明发展到高峰的产物。无论是制作精美的青铜器具，还是语言流畅的诗歌文学;无论是编年准确的历史记述，还是见解精深的哲学思辨，都一再地提示着我们，自商周以来的先秦两汉文化，的确已经进入了高度发达的时代。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如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郭店楚简的发现以及最近刚刚公布的上海战国楚简，不仅一次次地否定着自上个世纪以来大行其道的疑古思潮，而且一次次地以其高度的文明形式向我们昭示着先秦两汉文化的伟大。充分认识先秦两汉文学的伟大方面而不是它的落后因素，应该是我们认识和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的主导思想。

21世纪注定是中国的世纪，我们期待着中国文化的复兴。在这个复兴中国文化的世纪里，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深化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是其中的重要方面。愿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都来思考这一问题，共创新世纪先秦两汉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二)先秦两汉文学将进一步地走向世界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之所以不同于以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有了世界文化的眼光。21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将进一步走向世界。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先在这里简要回顾一下20世纪以前的先秦两汉文学在海外的研究动态。

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中华民族的文化很早在世界上就已经产生着影响。自然，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文坛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作为中国文学源头的先秦两汉文学也是如此。据有关材料介绍，早在16-18世纪东学西渐的第一次大潮中，经由传教士的译介，《诗经》就在世界各国流传开来，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随着人文学科的发展，对《诗经》的研究不断有新的成果推出。其中如法国著名汉学家比奥在1838年《北方杂志》和1843年11月的《亚洲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诗经》的专论，如《根据〈诗经〉探讨古代中国人的风俗民情》，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诗经》的最早的论著。其后，马塞尔·葛兰言(Marcel Granet)于1911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歌谣与节日》一书，是另一部研究《诗经》的重要著作。在这部书中，葛兰言探讨了《诗经》中一些爱情诗与中国古代节日的礼仪习俗的关系，并继承其前辈学者比奥的研究方法，从社会民俗学的角度对这些诗进行了精彩的分析。他根据歌谣描写的内容，推定出中国古代四个季节性的节日，详细描述了这些节日的内容、庆典祭祀的情况，进而探讨了古代中国的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和思想原则、生活风尚。他还批评了中国古代理学家否定爱情诗，把爱情诗纳入儒家诗教的做法。可以说，这种把《诗经》当做文学作品来研究，并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认识其中的民俗歌谣的方法，比起胡适、顾颉刚等人在五四时期才开始从文学的角度来认识《诗经》，闻一多、郭沫若等人从民俗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诗经》都要早得多。至于日本学者关于《诗经》的研究，在20世纪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代表性的成果如白川静的 《〈诗经〉——中国的古代歌谣》、长泽规矩也的《毛诗注疏》、吉川幸次郎的《诗经国风》、铃木修次的《中国古代文学论——〈诗经〉的文艺性》等，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的^①。其中，出版于1977年的铃木修次的著作从《诗经》的编辑与构成、中国古代对于诗的认识、民间歌谣的文艺性、知识阶层的诗歌、诗人的诞生等多个方面对《诗经》所进行的探讨，在好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近年来，随着中国《诗经》学会的成立，中国的《诗经》学者与国外学者的交流日渐增多，每两年举办一次的《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都有日本、韩国、美国、蒙古、俄罗斯等多国的学者前来参加。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于195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并被誉为“中国历史之父”。司马迁的研究在日本成就尤其显著。泷川资言(泷川龟太郎)汇集了中国历代的研究成果，并依据流传到日本的《史记》旧抄本与研究成果，参考三家注及清代研究著述，撰成《史记会注考证》，于1934年出版。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资料最全的注本，书后还有长达一百六十多页的“总论”。该书不仅有自己的研究心得，更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其中有些材料在中国还是比较罕见的，尤其是唐代张守节的《正义》，泷川所引比中国流传的各版本多出一千三百多条，为研究《史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中外学者的推许。该书出版后，日本的水泽利忠又作《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为泷川所引《正义》佚文标明了出处，并补充《正义》佚文二百余条，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出版。泷川注本虽然也有许多缺点，如对历代注释罗致并不全面，甲骨、金文等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未能吸收，材料取舍亦有失当之处，有些引文未指明出处等，但是作为一名外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能到如此精深的地步，我们不能不十分佩服。这一实例同时也说明，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在某些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国外学者甚至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我们切不可妄自尊大。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日益加大，世界各国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的成果也被更多地介绍到中国来，使我们的眼界逐渐打开。举例来讲，如1990年，由钱林森主编的《牧女与蚕娘——法国汉学家论中国古诗》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前有国内著名学者程千帆和法国著名汉学家侯思孟与桀溺的序言。书名《牧女与蚕娘》取自法国汉学家桀溺197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而这篇论文所讨论的恰恰是汉代乐府诗《陌上桑》的问题。与中国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关于《陌上桑》的普遍评价不同的是，桀溺反对把这首诗看成是一个民间女子巧妙地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更反对把这首诗看成是对劳动人民的歌颂和对统治者的批判，而是从中国古老的桑园祭祀与传说谈起，从东方和西方同样的母题故事中进行分析，最终指出了这首诗所承担的文化遗产和它在中国诗歌体系从民间抒情的思想及语言方式中脱离出来的意义^①。相比较而言，中国学者从传统题材上来研究这个问题最早的当是游国恩，他的 《论陌上桑》发表于1947年^①。其后赵敏俐也曾注意到这一现象，并指出其与汉代城市社会审美风尚的关系^②。但是相比较而言，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却没有桀溺这样开放的世界文化眼光。《牧女与蚕娘——法国汉学家论中国古诗》中另收入桀溺《论古诗十九首》的一篇文章。在该文中，作者不但详细讨论了《古诗十九首》的主题情感以及艺术形式问题，而且还对它的产生年代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察。作者反对把《古诗十九首》的创作年代推到汉末，甚至也不同意梁启超认为是公元120-170年作品的观点，而“主张《古诗》产生于公元1世纪中叶到2世纪中叶之间，就是以班固、傅毅之间为上限，以秦嘉这段时间为下限”^③。我们认为，桀溺的这一推论是有道理的，与国内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李炳海、赵敏俐等人的讨论吻合。因为它体现了一种更为客观的态度，而不是像国内学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有着明显的先入为主之见和庸俗社会学倾向。

以上仅是国外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的几个例子，其实，从世界范围来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有相当多的成果值得我们重视，如关于屈原的研究、关于孔孟老庄的研究、先秦两汉文论研究等等都是如此^④。

新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必将进一步走向世界。这包括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发展，中国文学正在成为世界学术的一部分，先秦两汉文学也是如此。因此，要充分关注世界范围内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而不是仅仅关注中国的研究，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研究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才会不断地开拓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新天地。那种认为先秦两汉文学的发源地在中国，研究的最高水平的成果也在中国的观念正在被不断的修正。事实上，正是有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才使20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世界各国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正在从多个方面充实和提高着国内的研究水平，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再举一例。关于《诗经》的研究，如我们上文所言，除了民俗学的方法、文化人类学的方法都来自于国外，并最终在国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方法也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米尔曼·帕利(Milman Parry)在研究西方史诗的时候提出了一种套语理论，后来由他的学生阿伯特·洛德(Albert Lord)进一步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就是口传诗学的理论，或者曰帕利-洛德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美籍华人学者王靖献开始研究《诗经》，从而发现了《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口传诗歌的一系列形式特征以及相关的批评标准。这在20世纪的《诗经》研究中是有开创意义的^①，同时也说明，21世纪的《诗经》研究不再是中国人的专利，而是世界学术研究的一部分。我们的研究必须多方面的吸收世界各国的研究成果，才能跟上这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第二，站在世界文化的立场上研究先秦两汉文学，要求我们改变自己的学术视野。苏东坡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要认识先秦两汉文学的真面目，不仅要跳出中国古代的文化圈子，而且还要跳出当代中国的文化圈子，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上来看。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先秦两汉文学中发现过去没有发现的东西，尤其是发现对现代化的中国文化发展有利的东西，包括文学的内容、形式、风格以及审美等各个方面因素。先秦两汉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体现出更多的中国文化特色，要认识这一点，更需要如此。举例来讲，在20世纪世界范围内、尤其是西方社会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老庄哲学思想与道家美学曾经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除了国外的哲学家与文学家站在自身立场上来认识老庄哲学思想及美学，给我们提供了新的东西之外，中国人站在世界文化的立场上回过头来看老庄哲学及其美学，从而进一步认识中国文学的民族文化特色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旅美华人叶维廉到美国之后，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文学，才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学批评理论与西方的巨大不同，进而反思五四运动造成的负面效应：移植西方文化、扬西抑东，对自己的文化没有自信，于是要怀疑它，把它毁掉。以西方的批评观念判断是非，以西方的理论体系为标准，这恰恰毁灭了中国文化，造成了中国文学研究中严重的失语症^①。正是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之上，叶维廉开始致力于“中国诗学”的研究，并把这种研究建立在对中国的传统美学、特别是道家美学全面的把握上。他的几篇著名论文，如《中国古典诗中的传释活动》《言无言——道家知识论》《秘响旁通——文意的派生与交相引发》《中国古典诗中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等，都是以西方的文化视野来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特色进行新的审视^②。这样也就克服了以往用西方的理论来套用中国的文学实践的不良风习，充分揭示了中国文学的民族文化特色，有效地克服了西方文明中心论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弊端，并进而指出中国文学理论与西方现代派诗歌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西方现代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③。可以说，只有站在世界文化的立场上来重新审视先秦两汉文学，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学的民族文化特色。从这一点来讲，21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应该比20世纪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它将摆脱西方文化中心论导致的一些论争，如中国是否有史诗、没有史诗就说明中国文学没有古希腊发达、希腊的文明是正常的文明、中国的文明是早熟的文明等等。一个一切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来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在世界文学中，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时代已经开始。而要完成这个时代的重任，先秦两汉文学处于格外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当然，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尽量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要树立真正的中西平等的新的世界文化观念。

(三)21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条件将大有改观

21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条件的改观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研究者自身条件的改观，第二是研究者外部条件的改观。

所谓研究者自身条件的改观，包括研究者知识系统的改变和研究队伍成分改变两个方面。我们知道，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属于中国的传统学术。19世纪以前，这种传统学术的研究基本上属于经学、史学和诸子之学的范畴，研究者也都是不出国门也不知国外情况的传统中国学人。随着中国人开始现代化的探索，20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很快地改变了这种情况，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一批新的接受了外国文化的学者走上了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之路。试比较一下19世纪末叶以王先谦、孙诒让等人为代表的老学者和20世纪前期以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学者的知识背景，我们就可以知道二者之间的差异有多么巨大。历史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速度的加快，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对外交流的日益扩大，一大批具有新型知识结构的学者会逐渐充实进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队伍中来。他们是站在新的世界文化背景下来学习、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的，他们比20世纪的学者具有更为开放的学术意识，也具有更为宽广的知识领域。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也不再是中国人的事情，还会有更多的外国人参与其事。他们不仅在中国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且还会在世界范围从事这种研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研究队伍自身条件改变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对于新一代的学者来说，更要自觉地融入这个队伍中来。只有如此，才有可能跟上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

所谓研究者外部条件的改观，在21世纪将会更明显。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广泛的学术交流，将会更好地推动21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我们应该看到，在20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虽然国际国内的交流也有过前所未有的开展，但是由于受到了各种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限制，还是不能使世界各国的研究成果及时地沟通。中西方之间的学术交流，在20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由于意识形态之差异而产生了人为的障碍，再加上语言交流上的阻隔，使得国外的许多研究成果不能及时地传递到国内来，中国的相关研究也不能很好地传播到国外去。如我们上引关于法国学者对于《诗经》和汉代诗歌的研究，最早的研究成果出现在19世纪，最晚的也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可是国内的学者较大范围的了解(还不是全部的内容，更多的是介绍性的)，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时至今日，我们对世界各国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了解得还远不够全面，而中国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成果，世界各国了解得也同样少。21世纪，这种情况将会有极大的改变。学术交流的国际化，语言沟通障碍的逐步消除，都会极大地促进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发展。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将会为21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带来更大的方便。计算机的应用和互联网的普及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科技发展为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带来的效应，首先是信息传递与交流的加快与及时。任何地方的学术信息，只要发布到网上，马上就可以传播到世界各地，这足以让我们及时地了解世界各地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动态，了解到最新的研究成果。不仅如此，互联网的开通，也使全世界的图书馆都连在了一起，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地查到世界各地的相关图书杂志，资料缺乏的困难将来可能不会再发生。另一个方面，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有关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电子数据库也越来越多。如今，《四库全书》《四部备要》《国学宝典》等各种大型的古典文学研究的电子数据库和检索系统都已经研制完成并投入使用，过去为了一条资料到图书馆去一页一页翻书的繁重体力劳动已经被电子检索系统取代，上个世纪学者们为此而花费大量劳动编制的各种 “引得”、“索引”以及“字典”、“词典”等笨重的工具书也正在被新的检索手段代替。学者们之间的交流也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在网上随时进行。随着计算机语言研究难关的攻克，20世纪因为语言和文字所造成的学术交流障碍也将不复存在。如此好的科研外部环境将会给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带来不可估量的益处。我们期待，随着一支新型研究队伍的出现和科研外部条件的改善，21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将会产生更大的飞跃。

注释

① 参见宋柏年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海外》第23—36页,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① 参见钱林森主编《牧女与蚕娘——法国汉学家论中国古诗》第154—2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① 载《开明书店二十周年论文集》,1947年版;后收入《游国恩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② 参见《汉乐府〈陌上桑〉新探》,《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③ 钱林森主编《牧女与蚕娘——法国汉学家论中国古诗》第2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④ 可以参考以下诸书: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海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周发祥、李岫主编《中外文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王晓平、周发祥、李逸津著《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要了解相关情况,还可以参考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著作提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安平秋与(美)安乐哲主编的《北美汉学家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① 参见[美]王靖献著、谢谦译《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① 参见叶维廉《中国文学批评方法论略》,载《中国诗学》,三联书店1992年版。② 以上俱见叶维廉《中国诗学》,三联书店1992年版。③ 参见叶维廉《道家美学、中国诗与美国现代诗》,载赵敏俐主编《中国诗歌研究》第2辑,中华书局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