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宋代辞赋及四六文·宋四六的文体特征

宋代文学的内容·宋代辞赋及四六文·宋四六的文体特征

宋四六是宋代骈文的别称。骈文是一种字句两两对仗的文体，是与句式长短不齐、没有韵律束缚与对偶要求的散文相对而言的。这种文体滥觞于先秦，形成于魏晋，繁荣于六朝，变革于唐宋，可谓源远流长。唐代以前，文章原无骈、散之分，唐代始以“今体”(后又称“时文”)指称骈体文，以与句式自由的“古文”相区别^①。但“骈文”一词却出现较晚，唐宋时期无此名目，明代王志坚编《四六法海》，何伟然编《四六霞肆》，马朴编《四六雕虫》，王明嶅、黄金玺合编《四六丛珠汇选》及游日章编《骈语雕龙》(类书)均不称骈文，两部著名的文体学著作《文章辨体序说》及《文体明辨序说》中亦无“骈文”一目，清人李兆洛编《骈体文钞》，陈均编《唐骈体文钞》，彭元瑞、曹振庸合编《宋四六选》，孙星衍编《八家四六》及曾燠编《骈体正宗》，均只称“骈体”、“四六”，直到近代姚燮编《骈文类苑》及王先谦编《骈文类纂》，“骈文”一词才为人们接受。

骈文以四字、六字相间的定句形式而被称为四六文。“四六”一词，一般认为源于柳宗元《乞巧文》“骈四俪六，锦心绣口”之句，然刘勰《文心雕龙·章句》 即有 “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之句，说明南朝时骈文句式就以四字句、六字句为主。最早以四六名集的是晚唐李商隐，他在《樊南甲集序》《樊南乙集序》中自称其骈文为《樊南四六》《四六乙》，后来《宋史·艺文志》亦载其《四六甲乙集》40卷。宋人以“四六”指称骈文则更为普遍而自觉，其别集有李刘《四六标准》、李廷忠《橘山四六》、王子俊《格斋四六》、方大琮《壶山四六》，选本则有黄虞稷编《千顷堂书目》卷三一所载《群公四六》60卷及《四六丛珠》40卷、旧题杨万里编《四六膏馥》7卷，论著则有王铚《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杨囚道《云庄四六余话》，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六说：“骈俪之文，宋人或谓之四六。”

清代彭元瑞《宋四六选序》指出宋四六“增冰积水，有嬗变之风流;明月满墀，得常新之光景”。又云：“杨、刘犹沿古意，欧、苏专务以气行;晁无咎之言情，王介甫之用古，开山有手，至海何人。洎及渡江之衰，鸣者浮溪(汪藻)为盛，盘洲(洪适)之言语妙天下，平园(周必大)之制作高幕中。杨廷秀笺牍擅场，陆务观风骚余力，尊幕中之上客，捉刀竟说《三松》(王子俊有《三松类稿》，已佚);封席上之青奴，《标准》犹传一李(李刘有《四六标准》40卷)。后村则名言如屑，秋崖(方岳)则丽句为邻。癯轩(王迈)、南塘(赵汝谈)、筼窗(陈耆卿)、象麓，雄于末造，讫在文山。三百年之名作相望，四六家之别裁斯在。”可见，宋代不同时期均不乏四六作手，且“名作相望”，各有特色，该书所选766篇四六文中，就有不少名篇佳作。受文学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宋四六在对传统骈文“裁对”、“隶事”、“敷藻”及“调声”等特点(参见骆鸿凯《文选学》)因革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新特征。

第一，与六朝、唐代骈文侧重描写风月山水不同，宋四六多为朝廷诏诰、大臣表章等官场公文及文人间应酬往来的书启，多属应用型文体。至于青词、密词、道场文、斋文、上梁文及乐语等，虽为宋人习用，更非文章正轨。洪迈《容斋三笔》卷八云：“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李调元《赋话》卷五亦云：“制诰表启，咸以四六为之。”《宋四六选》所录亦仅限诏、制、表、启及上梁文、乐语六体。宋代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代皇帝、宰相起草的各种公文，如诏、敕、制、诰、册、令、教、赦文及德音等，大多用四六文写作。南宋绍兴间所编的《宋大诏令集》即汇集北宋九朝君主所颁重要公文三千八百余件(缺卷未计)。至于书启用四六的现象就更为普遍，“自六代以来，笺启即多骈偶。然其时文体皆然，非以是别为一格也。至宋而岁时通候，仕宦迁除、吉凶庆吊，无一事不用启，无一人不用启，其启必以四六，遂于四六之内别有专门”^①。宋四六这种创作局面，与绍圣后设博学宏词科取士密切关联。叶适说：“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水心别集》卷一三“宏词”条)谢伋《四六谈麈序》云：“朝廷以此取士，名为博学鸿词，而内、外两制用之，四六之艺，咸曰大矣。”王应麟《辞学指南序》载绍兴三年，“诏以博学鸿词为名，凡十二体，曰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宋四六不同文体语言风格亦有差异，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唐宋以后，多尚四六，其用则有庆贺，有辞免，有陈谢，有进书，有贡物，所用既殊，则其辞亦各异焉。”如代皇帝起草的各类制诰要简洁庄重，委婉得体，而文人间的书启则繁富宏肆，自由灵活，“大抵制诰笺表，贵乎谨严;启疏杂著，不妨宏肆，自各有体，非名世大手笔，未易兼之”(杨囚道《云庄四六余话》)。

第二，以文体为四六。宋人早已意识到这点，吴子良比较欧阳修前后期四六创作的特点时说：“欧公本工时文，早年所为四六，见别集，皆排比而绮靡。自为古文后，方一洗去，遂与初作迥然不同。他日见二苏四六，亦谓其不减古文。盖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也。”(《林下偶谈》卷二)可见，以文体为四六即用散文的章法、句法与字法来写作散文化的骈文，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宋四六长于议论。所谓“必求议论之工，证据之确”(王志坚《四六法海序》)，“宋人长于议论”(同上卷二)。其次，多用长联、长句。北宋新体四六仅偶一为之，如曾巩《祭王平甫(安国)文》：“决江河不足以为子之高谈雄辩，吞云梦不足以为子之博闻强记。”苏轼《乞常州居住表》“圣人之行法”一联，长达8句46字;北宋末迄南宋则更为普遍，此皆四六散文化之鲜明表现。谢伋《四六谈麈》开卷即云：“四六施于制诰、表奏、文檄，本以便于宣读，多以四字六字为句。宣和间，多用全文长句为对，习尚之久，至今未能全变，前辈无此体也。”孙梅《四六丛话》说：“盖南宋文体，习用长联，崇尚侈博，而意趣都尽。”宋四六用长联受到了后人的激烈批评。孙梅批评汪藻说，“古之四六，句自为对”，“其合两句为一联者，谓之隔句对”，“若浮溪(汪藻)，非隔句不能警矣。甚或长联至数句，长句至十数字者，以为裁对之巧，不知古意寝失，遂成习气，四六至此弊极矣”(《四六丛话》)。楼钥批评綦崇礼“绝为长句，全引古语，以为奇倔，反累正气。况本以文从字顺，便于宣读，而一联或至数十言，识者不以为善也”(《北海集序》)。其他如王爚《辞督府辟书》：“昔温太真绝衿为母，以奉广武之檄，心虽忠而人议其失性;徐元直指心恋母，以辞豫州之命，情虽窘而人予其顺天。”俞樾《春在堂随笔》批评说：“以议论行之，更宋派之陋者。此派一行，而明人王世贞所作四六，竟有以十余句为一联者，其亦未顾四六之名而思其义乎。”指出宋四六用长联对后世骈文创作带来的弊端。再次，多用虚字，尤其是新体四六，将古文的字法用于四六创作，用虚字以行气，于虚字上得力。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夫惟圣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胜也，享安全之福;其不胜也，必无意外之患。后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胜也，则变迟而祸大;其不胜也，则变速而祸小。”

第三，用典平易。宋四六多化用前人成句、成语，少用故事，即使用典，也仅取切合作者文意的古语典故加以融化改易，使文字典雅。刘祁《归潜志》卷一二说：“四六宜用前人成语，复不宜生涩求异。”阮元《四六丛话序》也说：“欧、苏、王、宋，始脱恒蹊。以气行则机杼不变，驱成语则光景一新。”其实早在宋初王禹偁的创作中就有鲜明表现。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说：“王禹偁尤精四六，有同时与之在翰林而大拜者，王以启贺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鹤驾之游;六学士中，独有渔翁之叹。’以白乐天尝有诗云‘元和六学士，五相一渔翁’，故也。”南宋李刘《贺虞大参帅蜀启》云：“小范有胸中百万兵，西贼闻之胆惊破。”范仲淹康定、庆历间守边，边上谣曰：“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李刘即由此化用而来，浑然无迹。

第四，工于裁对。四六文以双句为主，讲究对仗，故较之隶事、调声与藻饰，四六文的裁对更能给读者直观的印象。裁对的名目很多，程杲《四六丛话序》即总结出四六文中单对、偶对、长偶对、反对、正对、借对、巧对、虚实对、流水对及各句自对等多种对法。谢伋《四六谈麈》云：“四六之工，在于剪裁。”“四六经语对经语，史语对史语，诗语对诗语，方妥帖。 ”周��《清波杂志》卷四亦云：“四六应用，所贵剪裁。”宋代四六比前代骈文更加追求对偶工稳，除欧、苏古文家外，其他四六作家大多严守对偶规则。如陆游《谢葛给事启》“但欲负耒慕许行之学，岂复叩角歌宁戚之诗”，即对仗工致。有的宋四六甚至通篇对偶，如汪藻《隆祐太后告天下手书》、文天祥《贺赵侍郎月山启》等。宋人颇推崇工致的四六对句，叶适说：“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水心别集》卷一三“宏词”条)。理论界亦随声附和，谢伋《四六谈麈》、洪迈《容斋随笔》亦多采四六名句赏评。

第五，宋四六多为代言体。宋词有“男子而作闺音”的现象，宋四六也普遍存在代人拟作的现象。宋多文官，不少作家担任过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之类官职，这些馆阁大臣专门掌管朝廷制诰、诏令等，用四六写作公文。当时将翰林学士以皇帝的口吻从宫中发布的诏令称内制，将宰相所倚重的中书舍人所撰写的各种命令称外制，如《欧阳文忠公文集》有《外制集》3卷、《内制集》8卷，《东坡七集》中有《外制集》3卷、《内制集》10卷。除了学士们为皇帝代言外，宋代幕僚亦多为府主捉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六《浮溪集》提要说汪藻的“代言之文，如《隆祐太后手书》《建炎德音》诸篇，皆明白洞达，曲当情事”。《宋史·綦崇礼传》谓其“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诏命数百篇，文简意明，不私美，不寄怨，深得代言之体”。有人甚至专写代言体文章，以此谋生。李刘《上郑参政书》即云“干禄选曹，未遂升斗之食;修容政论，率须四六之文，循例之常，非颂则祷”。晚唐文人依附藩镇，南宋后期文人多寄生权贵，四六文写作成为日常事务。如卫博“所作凡表札、笺启、序记、书疏之类，无所不备，而什九皆为他人属草者”。“博本以表奏四六擅长，故每为当时显贵者所罗致”(《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九《定庵类稿》)。

注释

① 按“今体”一词首见于唐初姚思廉《梁书·庾肩吾传》,“古文”一词则首见于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三《四六标准》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