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心学·心学与明代诸体文学·心学与明代戏曲

明代文学与心学·心学与明代诸体文学·心学与明代戏曲

作为通俗文艺的戏曲，它与心学的关系与小说文体相近。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术界主要将其归结于理学与反理学的性质。一般将元末明初的《琵琶记》与明前期的《香囊记》《五伦全备记》视为宣扬理学的代表作，而将徐渭、汤显祖等晚明剧作家的作品视为反理学的产物。这方面的代表作是马积高的《宋明理学与文学》，尽管这部书出版于1989年，但却是对此种研究思路的总结，书中设“明前期的文风与科举、理学”，论述了明前期几部传奇的教化倾向;而又设“明代中后期的反理学思潮与戏曲”论述徐渭的《四声猿》与汤显祖的《牡丹亭》等剧作的“进步意识”。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人已自觉探讨明代戏曲演变与心学的关系。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代表了该阶段的成果。作者在“明清文人传奇的历史演进”一章中说：“文人传奇被晚明进步文艺思潮推到时代思想文化的顶峰，是这一时期的第一件大事。”随后，在文人传奇的“人格范型”、“时代主题”、“文学观念”等章节里，均联系心学思想展开论述，如谈到晚明传奇作家的重情观念时说：“王阳明的‘良知’、李贽的‘童心’、汤显祖的‘情’、都是浸透了感性经验的道德体验，或者说是积淀了道德内涵的感性经验。”^①这样的研究就不再是一般著作“戴帽式”的背景概述，而是结合具体研究论题的关系分析，也就显得较为贴切圆融。许总主编的《理学文艺史纲》一书，也用“人情的高扬与理学的危机”专章论述了心学思潮对明代戏曲的影响，其思路虽未超出阳明心学、左派王学与异端思潮这样的模式，但也具体考察了左派王学影响当时戏曲观念与戏曲创作的四个方面： 一是其叛逆精神;二是其怀疑精神;三是“为戏曲创作由重‘理’向重‘情’的回归，奠定了哲学的基础”;四是其“‘百姓日用之道’的平民意识，促成了明代中叶以后的文学艺术由雅而俗的转变”(第1071、1072页)。尽管其分析论述仍稍嫌简略，但毕竟是将此一研究范畴提出来了。

汤显祖及其戏曲创作是明代戏曲史研究的重点，同时也是与心学关系的研究重点。早在20世纪上半期，便已有学者关注该论题。吴梅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戏曲概论》中已对《牡丹亭》的以情反礼进行了论述。建国后更多学者将精力投入到汤显祖的研究中，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都集中在汤氏的反封建、反礼教、追求婚姻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等方面，像徐朔方《汤显祖年谱》中虽已对汤氏与罗汝芳、李贽的关系略有考辨，却未能展开深入论述。直到1981年李泽厚《美的历程》，虽将汤氏剧作置于有心学背景的“浪漫思潮”中，但仍是强调情与理的对立，将其定位到“呼唤一个个性解放的近代世界的到来”(第250页)。20世纪80年代之后，汤氏与心学的关系逐渐被学术界所重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汤显祖与心学人士的交游情况研究更为细致，如龚重谟等《汤显祖传》(1986)、徐朔方重新修订的《汤显祖年谱》(1989)、周育德《汤显祖论稿》(1991)、黄芝冈《汤显祖编年评传》(1992)、宋克夫等《心学与文学论稿》等著作，都有意关注汤氏与心学人物的交游及其与心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晚明思想界的三位重要心学人物罗汝芳、李贽、达观的密切关系。二是对于汤显祖哲学思想、文学思想内涵中心学因素的考察。收于《汤显祖研究论文集》(1984)中的几篇论文，如徐朔方《汤显祖和晚明文艺思潮》、钱英郁《汤显祖的创作道路》、黄文锡《论汤显祖创作思想的发展》等，都曾留意心学因素对其思想的影响。其中尤其以楼宇烈《汤显祖哲学思想初探》一文最值得注意。作者以哲学史学者的身份来研究汤显祖，虽较少涉及文学成分，却对汤氏受心学影响的因素做出了认真的考察。文章围绕汤显祖情与理的观念，追述了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批评和对内在“本心”、“良知”的强调，泰州学派对“良知自然”的提倡而废弃修养功夫的作法，尤其是罗汝芳“赤子良心不学不虑”的主张，以及李贽与达观的思想，并认为这些思想都曾对汤氏产生过深刻影响，因而得出了“汤显祖在哲学基本观点上是源于王阳明心学泰州学派”的结论。但同时又指出：“汤显祖在‘情’、‘理’关系问题上，反对宋明理学的以理制情，比之于泰州学派更为激进，更为彻底”^①。邹自振《陆王心学与晚明文学及汤显祖之关系》一文认为，陆王心学在明代中后期占据了文化的主导地位并奠定了晚明思想解放的理论基础，而晚明文学的繁荣也是陆王心学发展的产物。“《牡丹亭》主题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汤显祖深受陆王心学影响以及明中叶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代表了明代文学的最高成就”^②。提法尽管明快而大胆，但论证稍嫌简单一些。近几年来，学者们更关注泰州学派特别是罗汝芳对汤显祖“情”的理论的关系，如周群认为罗氏对汤氏“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顺其本心”与“顺乎民情”两种思想^③。台湾学者郑培凯认为汤显祖的文学观有两个突出特性：“一是汤显祖思想深受泰州学派大师罗汝芳的影响; 二是汤显祖认为文学以‘情真’为鹄的。这两个特性紧密相关，是汤显祖文艺观的根本。罗汝芳对汤显祖的影响巨大深远，并不只限于思想范畴;虽然罗汝芳的思想并不直接涉及文艺方面，却间接地提供了显祖文艺观的哲学基础。”^④他的这种看法是具有启发意义的，虽然论证还不算严密。左东岭《阳明心学与汤显祖的言情说》(《文艺研究》2000年第3期) 一文认为：“汤显祖的言情说受泰州后学罗汝芳先生之仁心学思想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他贵生的哲学思想、顺情的政治思想与重情的文学思想。这种以生生之仁为核心的重情思想包含了强烈的社会关注，体现了儒家思想在新的时代境遇中的新特征。”文章对罗汝芳思想影响的途径、方式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是对汤显祖与心学思想关系的深层研究。研究汤显祖的难处在于怎样把他政治领域的正直进取意识与文学领域的重情浪漫思想之间的矛盾，从心学思想的角度很好地联结起来。

注释

① 第13页、第13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① 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汤显祖研究论文集》第171、第164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② 邹自振《汤显祖综论》第195页,巴蜀书社2001年版。③ 参见周群《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第176页。④ 郑培凯《汤显祖与晚明文化》第207页,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