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诗经》·《诗经》的流传与《诗经》学

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诗经》·《诗经》的流传与《诗经》学

《诗经》中所收录的作品，从时间上讲，跨度久远;从空间方面看，地域辽阔;从作者的分布看，涵盖了社会各阶层和各部族。从这样原初状态的众多歌诗里，选择汇编成一部只有305篇作品的诗集放到读者面前，这同漫长岁月中到处都飘荡着歌声的创作状况是很难相合的。

这说明，上古时期的诗篇从原初创作、第一次歌唱，到早期流传，到整理成三百篇之卷，其间经历了漫长的流传、汇集、有意识编辑整理的过程。

古人有“献诗说”、“采诗说”，这是他们对《诗经》中作品由来的一种阐释。《国语·周语上》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①《国语·晋语六》也记载：“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国语》卷一二)这就是所谓的“献诗”。《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补注》卷三○)《汉书·食货志》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补注》卷二四)这就是所谓的“采诗”。

应该说上述记载是比较可信的，即当时的政治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因而提倡、鼓励人们广开言路，以批评、完善王朝的统治。这样的措施自然会为诗歌创作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也会使一些诗人的创作积极性得到更好的发挥。

然而，这仅仅是从政治方面着眼，而不能视为对文学动因的合理解释。有些诗人的确创作了批评社会现实、批评王朝政治的诗篇，但更多的创作，却不是植根于“献诗”制度。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文学的条件之一，而不是根本要素。诗人的诗情以其对社会、人生的理解、感受为基点，朋友的欢聚、离别，亲人的奉养、眷恋、思念、伤悼，自己处境的顺逆、生命历程中的荣辱得失，都深深地震撼着他们的心灵，触动他们的诗情，促使他们将这感受化作长吟短咏的歌诗。即使上层社会把这些诗篇当作了解社情民意的调查报告看待，也仅仅是文学接受中的特例而已，在更多的场合，歌诗的演唱，多出于人们愉情悦性的需求，如《礼记》《左传》中记载的各种情境下歌诗、奏乐、赋诗的实例，都不以所谓“观民风”之类的“高尚”动机为出发点。应该说，献诗、采诗作为政治统治的措施之一，也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诗歌从创作到汇集于王朝乐师手中，这仅仅是其从属性的动机，更重要的在于赏心悦目的功能。如《仪礼·乡饮酒礼》记载在宴饮间，乐师歌《鹿鸣》等诗以助酒兴^②。孔子以《诗经》为教材教育弟子，也只是说“不学诗无以言”^①，而不管那些诗篇的政治意义如何。

《诗经》的汇集、整理以至于定本也是古代学者津津乐道的重要话题之一。《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②《史记》这一说法被很多学者接受，但也引起一些学者的思考和怀疑，其中重要的疑窦之一是： 当孔丘尚在幼年之时，吴公子季札出使鲁国，鲁国乐师为他演唱周乐，其次第为15国风、《小雅》《大雅》《颂》，与流传下来的《诗经》次第完全相同。这表明，当时诗三百篇的整理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很显然，季札所欣赏的周乐同当时的孔丘没有关系。这也说明，由前代众多诗篇中选编为三百余篇，并不出于孔子之手。但是，孔子又确实对周代的诗乐进行了整理。《论语·子罕》记载孔子自己的话说： “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注疏》卷一○)同时，孔子又以 “诗三百”来进行教学。

如前文引述的《周礼·大师》中说“教六诗”，《周礼·大司乐》中说，“以乐舞教国子”^③，“以乐语教国子”。这都从一个侧面说明周代乐师要收集并掌握乐诗，用以教育贵族子弟，培养他们的文学艺术修养，以便在日后的社会生活中能够在一系列重要场合演奏、欣赏音乐，特别是懂得在祭祀、会盟等活动中如何应用音乐。于是，那些经常演唱、演奏和应用于重要场合的作品便流传下来，一些很少欣赏、应用的作品，就渐渐为人们所淡忘，进而失传。这也是文学艺术的自然淘汰。艺术生命力强的作品会经受住时代的检验，为一代又一代人所接受。

孔子以《诗三百》教育众弟子，弟子们也继承这一传统，世世相传相承。至汉代遂将《诗三百》《周易》《尚书》等，同其他文献区别开来，奉之为“经”。从此，这些文献被罩上神圣的灵光，一代代的经师从三百篇诗中引申出精深的哲理、高尚的道义乃至社会理想。于是，这些曾经激动过商周诗人的诗歌，被附会到圣人身上，变成了“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①的圣经法典。西汉王朝设立专门讲授儒家经典的官职即博士。其中以研究、讲授《诗经》著称的学者有齐人辕固生、鲁人申培、燕人韩婴，他们“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②。也有的学者没得到西汉王朝的承认。战国后期鲁人毛亨为《诗经》作故训传，以授赵人毛苌。毛苌在河间传授《诗经》。这些人对《诗经》的解说各有特点，遂形成不同的学派，称为“四家诗”。西汉后期，毛诗学派的影响日渐增大，到郑玄为《诗经》作“笺”，毛诗学派终于压倒其他三家，得到王朝和学术界的认同。流传到现在的《诗经》，就是毛诗学派的传本和解说。

在《诗经》的流传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很多。以毛传、郑笺为代表的汉代《诗经》研究，保存了大量的古训，对相关的文物制度颇多阐释。但毛诗于每首诗前有小序，以解说作诗宗旨，颇多牵强。郑玄《诗谱》也出自臆断。宋代从欧阳修、王安石起，便对毛诗学派提出非议，郑樵、朱熹等则力斥小序之非。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是朱熹的《诗集传》。清代初期，学者兼采汉学、宋学;乾隆年间，学风一变，重考据，崇尚征实，不务空谈;嘉庆、道光以后，西汉今文经学得到发扬，学者强调研究中的人文关怀。清代在《诗经》研究中出现了一批可贵的成果，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等为其杰出代表。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诗经》研究的课题很多，学科分化也更明朗，大体可分为四大类：文本的研究，语言文字的研究，《诗经》学的研究，名物的研究。四类的研究欲深入一步，虽在选题方面有所差异，但又不能割裂，甚至还要借助于其他学科的新的进展与发现。如本文的研究，不通过对语言文字的准确把握，不建立在对名物制度的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其说便会流于臆断。对文本的解说是发掘不尽的，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考古学的发展，也必然对当时人的精神、文化、文学艺术取得新的认识。其他如古文字的出土，古遗址和古文物的发掘，也都会对《诗经》的语言文字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突破。

《诗经》是中华民族早期文学创作的优秀成果。历代人民都喜爱它，学习它，欣赏它。《诗经》中所表现出的文学修养、文学表现方法和文学精神，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影响了无数诗人、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学遗产，也是世界人民宝贵的文学遗产。

注释

① 《国语》卷一第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② 《仪礼注疏》卷九,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本。① 《论语·季民》,刘宝楠《论语正义》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② 《史记》卷四七,中华书局1962年版。③ 《周礼注疏》卷二二,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本。① 《毛诗正义》卷一,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本。② 语出《汉书·艺文志》,见《汉书补注》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