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汉赋·西汉盛世的赋作

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汉赋·西汉盛世的赋作

汉赋随着汉帝国的强盛而进入鼎盛时期。从汉武帝至东汉安帝之间约二百余年，散体大赋统治了赋坛，而武、宣之世则是散体大赋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赋家众多，各有成就，而以司马相如最具代表性。这一时期，中央集权得到了极大加强，特别是汉武帝，完成了对内削弱诸侯、对外打击匈奴两件大事，在文化上则实现了以儒家思想整合各家思想的任务。整个汉帝国对内对外的征服、支配已达极至，社会上弥漫着不可遏止的胜利豪情，激发了人们追求崇高的天性。作为人们精神产物的文学，特别是一代文学正宗的赋体文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便担当起了创造崇高、表现时代精神的任务，而司马相如便是应合着时代的呼唤登上赋坛顶峰的人物。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又曾到梁孝王门下为客，不久还乡。武帝时他因同乡杨得意的推举，献赋成功，先为郎，后为孝文园令，因消渴疾(糖尿病)去世。他的代表作品是《子虚赋》《上林赋》。这两篇赋以叙事状物为主，着力表现一个宏伟的充满活力与动感的完整世界，以展现空前强盛的汉帝国的繁盛景象，传达出当时人们的向往与追求，并在体制上最终完成了汉代散体赋的定型。

《子虚》《上林》两赋在内容构成上，先使子虚夸耀云梦的广大丰饶、楚王田猎的声势，再让乌有先生加以否定，并夸赞齐国的广大和声威，最后，作者让亡是公否定齐楚，明确提出“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的问题，并让亡是公极力夸张天子上林苑的广大丰博，田猎、歌舞的盛大，从而压倒齐楚，而在最后则提出了节俭问题。关于这两赋的主旨，司马迁归纳道：“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讽谏。”^①此言颇得相如之用心。

“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的问题，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汉朝自立国之初直至武帝以前，一直存在割据与集权的斗争。高祖时异姓诸侯为乱，景帝时吴楚七国同姓为乱，便是明证。武帝时虽然割据的政权形式已不复存在，但诸侯立国的制度还在，这些诸侯“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②，还在威胁集权。相如正是针对这种情况立说，强调尊天子抑诸侯的，相如的赋作是有为而发。

《子虚》《上林》 罗列了众多巨大的自然事物和人的造作，这些事物让人感到自然的广博神奇，造作的宏大精美。正是这些，集中地表现了汉人对世界的征服和占有，表现了这种征服、占有所带来的自豪和满足。文学创造，实际上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子虚》《上林》所表现的对外在世界的兴趣，反映了汉代人的某些本质。汉朝是推翻暴秦而建立的，经过七八十年的经营，到武帝时，在内，无论经济、文化都获得了很大发展;对外，则征伐了四夷，保证了国家的安定。对内对外所取得的胜利，使汉人特别是统治阶级认为自己的王朝亘古未有，值得大颂特颂。例如终军就说南定百越，北伐匈奴，是“泽南洽而威北畅”，认为武帝“刑于宇内”，“履众美而不足，怀圣明而不专，建三宫之文质，章厥职之所宜，封禅之君无闻焉”^①。《子虚》《上林》两赋，把外在事物再一次变为现实，提供给人们进行精神观照，满足了人们在精神领域肯定自己的需要。

《子虚》《上林》从宏观的视角，做到了“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在审美意识上体现了对完整性的追求，这种追求加上夸张笔法，造成了“广大”、“阔大”、“博大”的审美感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这两篇赋，想象被充分运用，在手法上则突出表现为夸张和比喻，因而赋中具有浪漫气息。在结构上，注意动静结合，纵横交错，从而使两赋体制巨大，内容充实。这两篇赋在语言上韵散结合，韵文部分以四六言句为主，间或杂以三、五、七言句，注意音韵和谐，讲究对偶排比，这是对贾谊、枚乘赋的形式的综合发展，标志着汉赋代表性形式——散体赋的完全成熟。

司马相如还有骚体的《长门赋》。《文选》在赋前加了一个小序，说这是为陈皇后而作，当然不足信。但这篇赋抒情细腻，描写具体，生动真切地展示了一个失恋女子内心的痛苦。此赋突出的地方是将人内在的情感波动与外在行为紧密加以结合，是对《离骚》式的抒情手法的发展。

司马相如是汉代最重要的赋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鲁迅说他“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②，是非常确当的评价。确实，在汉代赋家中，没有谁能与他并立。扬雄称赞他说：“长卿赋似不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如孔氏之门用赋，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确非虚语。

这一阶段值得提起的赋家还有王褒。王褒字子渊，蜀人。汉宣帝“颇作诗歌，欲兴协律之事”，召集了刘向、张子乔、华龙等人待诏金马门，王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益州刺史王襄的推荐，同刘向等一同待诏的。王褒的赋有《圣主得贤臣颂》《四子讲德论》《甘泉宫颂》《九怀》《洞箫赋》等，但值得提出的只有《洞箫赋》。

《洞箫赋》是一篇成熟的咏物赋，奠定了王褒在赋史上的地位。这篇赋，从制箫的竹干写起，写了竹干的生成，竹干的采择，箫的制作、形制，吹箫者的演奏，箫声的变化及感染力量，面面俱到，刻画具体。整体结构上，是以事物在时间中的变化为经，以事物在每个时间断面上的变化为纬，纵横交织，极尽铺陈，而在写法上则极力夸张，每件事都夸张到极至。这篇赋，形式上采用骚体，扩大了骚体赋的题材范围，在表现上，注意对对象的精细刻画，是对大赋写法的发展。在语言上，此赋更注意骈偶，如写音乐武声仁声一段，音节调谐，注意词语的意义对应，是赋体走向骈骊化的先兆。但最重要的是，此赋第一次以一个具体的事物作为审美对象，它使得咏物从而真正成了汉赋乃至赋体文学的内容特点，这在赋体文学发展上是一个重大贡献。赋体虽在初出现时就与外在事物关系密切，但那些涉及到具体事物的赋，都还不能称为完整的咏物赋。荀卿的《云》《蚕》《针》诸赋，受隐语影响，辞既简陋，又颇寓哲理;枚乘赋柳，路乔如赋鹤，邹阳赋酒，公孙胜赋月，虽见载于《西京杂记》但自来被疑为伪托，不能作为证据;刘安《屏风赋》则颇类荀卿赋而多有议论。所以说，在赋史上，真正把一个事物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加以表现，就是这篇《洞箫赋》，也正因为这一点，奠定了王褒在赋史上的地位。

注释

①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② 《汉书·主父偃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① 《汉书·终军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② 《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