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与地域文化·北方文化与文学传统对辽金元文学的滋养

辽金元文学与地域文化·北方文化与文学传统对辽金元文学的滋养

如上节所述，北方地域文化在辽金元时期被注入了许多新的质素，但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类型，其本身并非一个时代的产物，而是经过漫长历史积淀才形成的。因此，我们论地域文化对文学影响时，必须注意特定地域内文化及文学传统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辽金元文学的基本风貌和审美品质，实际上也是北方文化与文学传统滋养的结果。

辽金元时期的北方文化是在以中原为中心的传统北方地域文化基础之上形成的，从价值体系来看，尚礼乐、重人伦、重实用为其基本特征。自周秦以来，北方一直是中国的政治权力中心，与南方相比，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因此社会稳定、人际和谐和追求功利也就成了社会的价值目标，集中地体现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此后历代，传统儒学在北方地区一直被普遍推崇和奉行。如南北朝时期，南朝玄学盛行，而北朝正统保守的经学仍是士人的必修之课。被士人看作处世良轨的《颜氏家训》立论平实，正是北方文化的典型体现。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并影响到辽金元社会。三朝统治者虽系少数民族，但他们无法依靠本民族的原始文化来建国立教，只有袭用汉族礼制与儒家思想以建立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由于统治者明确的功利目的和北方儒学重实用的传统，所以三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趋向明显地不同于南宋。辽金元文化对北方文化传统的承袭，也包括了对于北方文学传统的接受。文化价值体系对于传统的取向直接影响到文学对于传统体认和选择。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楚辞和《诗经》分别代表了南北文学风格的源头;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随着政治上的南北对峙而又一次南北分流，南北风格差异由此而再度显性化，从而造成了“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北史》卷八三，中华书局排印本)这样鲜明的南北区别; 宋辽金元时期，我国又一次处于南北分裂状态，由此而出现了文学史上第三次南北地域特色的分化和凸显。就辽金元文学而言，它实质上是对《诗经》以来包括建安文学、北朝文学以及北宋文学中北方文学传统的承继和发展。

在三朝中，较之于金元，辽的疆域界线最靠北方，其统辖地区偏离中原，与江南隔绝，相当地区为游牧民族聚居地，各少数民族的族源十分复杂，各个民族的文化形态也不尽相同，但由于统治者立国后多用汉士，推崇儒学，主动吸收汉文化，由此形成了崇实尚武的社会风气，其文学也呈现出纯朴质野、豪旷雄健的北方地域特色。从源头来看，辽代文学与以“北歌”为代表的北方文学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从地缘关系上看，辽朝文学直接承继的是北朝文学和唐朝文学，与北宋无涉。契丹八部在北魏时已经有了确实的记载，当时契丹已成为北方一个重要民族，“北歌”中许多作品就是契丹人的创作。《旧唐书·音乐志》云：“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谷浑、部落稽三国，皆马上乐也……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当时的“北歌”一部分直接以鲜卑语吟唱，一部分以汉语写成。其中许多作品当为契丹民族所作。作为“北歌”歌词的北朝乐府诗质朴雄莽，迥异于南方乐府的清绮柔婉，由著名契丹女诗人萧观音《伏虎林待制》所展现的那种雄健刚烈之气上，我们不难领会到辽诗的这种“北歌”精神。628年(唐贞观二年)，契丹酋长大贺氏摩会率领各部落，依附于唐朝。648年，唐朝又在契丹住地设置松漠都督府，契丹八部分设九州，各部落长称刺史。契丹与唐朝的这种渊源关系，决定了其文学直接受到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的濡溉。尤其是唐诗中的歌行体和描写边塞题材的作品，如《燕歌行》《白雪歌》《丹青引》《长恨歌》等，对辽朝文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白居易的作品在辽代很受推崇，如辽圣宗耶律隆绪雅好词翰，自称“乐天诗集是吾师”^①，并亲自用契丹大字翻译白居易的《讽谏集》。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缘由当是白居易“辞质而径”、“言直而切”^①的追求与北方民族的艺术观颇有相契合之处。此外，北宋苏轼等人的创作对当时辽代文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苏辙出使契丹时曾写道：“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②辽代文学对唐、宋文学继承和借鉴，其视角仍然在其与北方文化精神相吻合的方面。就现在文献看，与金元两朝比，辽代文学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显得较为粗糙朴陋，但也更充分地体现了北方地域文化的原始本色。这大概与辽代文学在文化渊源上与传统的北方文学联系更直接、更密切有很大关系^③。

金源文化的基础首先是来自于立国于北方的辽朝文化——这部分自然为地道的北方文化，金文学一代“宗匠”元好问的观点和创作颇可说明问题。他特别注意从北方民族的文学艺术中汲取创作的营养。在《论诗三十首》中他对于北朝民族《敕勒歌》格外赏识，以“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之句极力推崇。这里包含了金朝文学对于我国北方民族尚质抑淫观念的积极吸收，在这一点，金代文学与辽金文学又是一脉相承的。金朝文化基础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北宋文化遗产。金朝文化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借才异代”的政策，这些异代之才除了一部分旧辽人士之外，多为北宋文人。北宋是一个地域上横跨南北的中原政权，其文化系统也包括了体现着南北不同地域色彩的内涵，金朝所继承的主要是其中体现着北方文化精神的成分。当时，儒学——特别是宋代崛起的各大儒学派别的学说，如荆公新学、二程洛学、苏氏蜀学等儒学流派都在北方得以传播，但其中苏氏蜀学则独领风骚、盛行一时。文坛宗主赵秉文、史学大家王若虚都十分推崇苏轼。金人破汴，搜索书籍，尤喜唐代元、白及北宋元祐诸儒之作，“褒崇元祐诸正人”^①，影响所及，蔚然成风。正如袁桷《乐侍郎诗集序》所云：“方南北分裂，两帝所尚，唯眉山苏氏学。”^②“苏学北行”实质上是一种文化选择的结果，因为苏学上承柳宗元、刘禹锡等以儒为主，吸摄道、释，统合三教精神，长于经济，讲求实用，较之长于“性理”、“名数”的洛学、临川之学，更适合于统治者建国立教的需要，也更接近于北方文化质朴务实的特质。金源文人对于东坡的仰慕，包括了对其政治主张、哲学理论乃至整个人格理想的欣赏与推尊，更体现为对其诗词、文章、书法等艺术创作的崇拜与追摹。尤其是词的创作，金人直接秉承苏轼所创立的言志之体及其所特有的刚健之气，形成了鲜明的北宗风范。对于苏轼为数不多的“豪放”词，人们多注意其艺术风格上的创新，如果从地域文化的视角来看，我们便会发现其中包含着典型的北方文化质素。如作于山东密州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曾“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歌之”^③，《念奴娇·赤壁怀古》被认为“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④。“东州壮士”和“关西大汉”作为一种象征，所代表的正是一种北方地域文化精神。词中本来就存在的北方文化质素在北宋时还十分微弱，在南北统一的条件下尚难以进一步分化并从总体上改变词体的“南方文学”特色，而随着政治上的南北分治和地理上的南北隔绝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南北文化差异的强化，词坛上代表北方文化特质的“东坡体”便在北方得以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北方地域文化意义的“北宗”词派^⑤。词坛上的情形在整个金代文坛上有着普遍的意义，在传统的继承方面，金朝的诗歌、散文也都选择了不同于南宋的方向，如金诗一方面承继了辽诗任情真率的一面，另一方面着重从以苏轼为代表的宋诗中汲取营养，但他们仿效的主要是崇尚自然的风范，而宋诗尖新奇险的倾向，特别是江西诗派则受到批评。

元是一个由北方而走向统一的王朝，其文化根基也深植于北方的沃土上，元朝政权的北方民族性质和社会的北方文化底蕴直接影响到统一后对南宋文化的接受。蒙古族由草原进入中原之初，其文化形态还相当落后，活跃在其文坛上的作家主要是由金入元的文人。如元好问、李俊民、郝经、刘因等。蒙古灭金以后，在与南宋对峙的近半个世纪里，北方文坛主要受金代风气的影响。元好问被奉为文坛宗师，“俾学者归仰，识诗文之正而传其命脉，系而不绝”^①，元氏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影响到整个元初文坛的走向。如刘因《跋遗山墨迹》中说：“晚生恨不识遗山，每诵诗歌必慨然。”其论诗见解基本上也承于遗山之说。在蒙古王朝统一北方后的四十多年间，文学创作大体仍沿着金末文学方向继续发展。传统的诗词之外，元代文坛最有特色的文体——曲，更是在北方文化和文学滋养下发展兴盛起来的。元、明人曾以北人喜食的“蛤蜊”、“蒜酪”风味来形象地指称北曲的文学特点，以此来表明其作品的民间特色和辛辣直率之风格。元实现天下 “混一”后，南宋文学又成为元代文坛的一份重要遗产，文坛“南风之熏兮”，风气为之而渐变。比如词坛在南宋遗民词人的推动下，复雅思潮渐盛，南宋姜张一派为代表的 “南宗” 词成为创作主流，但这一派词人的创作并非南宋词的简单重制，其中已融入了北宗的某种质素，实为南北词风融合的产物，如张翥等人的创作。 诗坛上由戴表元、 赵孟��等由南宋入元的诗人所倡导的“宗唐得古”之说和创作实践，实与北方诗人的“宗唐”主旨相一致，这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原因则在于天下一统的大势使他们开拓了视野，能够广泛汲取南北文化的营养。戴表元很多文章都表现了他对苏轼的崇敬，如《题蜀苏氏族谱后》等文对苏轼表示了衷心的景仰，认为“百世之下，他人亦为之惊嗟喜”(《剡源集》卷八，《四库全书》本)。 赵孟��的北上经历对其文学观及诗风变化也有着关键的作用。苏轼对于元代文坛的影响仍然十分明显，正如《元诗选》初集乙集云：“北方之学变于元初，自遗山以风雅开宗，苏门以理学探本。”对苏轼的推崇很大程度是对其所体现的北方文化特质的认同。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元代文学虽有一统后南方风气的熏染，但认为北方文化奠定了其文化底蕴和基本走向则大致无差。

注释

① 《古今诗话》,见《诗话总龟》卷一七。① 《新乐府序》,《白香山诗集》卷三,《四库全书》本。② 《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栾城集》卷一六,《四库全书》本。③ 参见张晶《辽金元诗歌史论》第一章,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① 《归潜志》卷一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② 《清容居士集》卷二一,《四库全书》本。③ 苏轼《与鲜于子骏书》,《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排印本。④ 俞文豹《吹剑续录》,《说郛》卷二四引,清陶氏刊本。⑤ 参见赵维江《金元词论稿》第三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① 郝经《遗山先生墓铭》,《陵川集》卷三五,《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