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书法篆刻·魏晋南北朝书法
从汉末到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传统的儒学受到冲击,学术思想比较自由,再加上书写材料如纸的普及等因素,就使得书法转入文人之手,并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出现了张芝、钟繇、王羲之父子等一批名传千古的书法大师。
曹操于东汉建安十年(205)下令禁止立碑,晋代和南朝重申此令,故从汉末战乱直至南朝陈亡的400年间,碑刻极少,只有少数皇帝特许者例外。但这些特许的碑刻,如曹魏的《上尊号碑》、《受禅表》、《孙夫人碑》,东吴的《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等,都是当时高手所写,故可以代表当时碑刻的水平。总的来说,这些碑刻严整有余、灵动不足,已显示出隶书向楷书转变的迹象。另一方面,由于书法本身的艺术性不断加强和相应的物质条件的成熟,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使他们醉心于此。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家甚多。汉末、三国时有张芝、蔡邕、刘德升、师宜官、梁鹄、邯郸淳、卫觊、钟繇、胡昭、韦诞、皇象等,西晋时有卫瓘、索靖、陆机,东晋时有王廙、王导、卫夫人、庾翼、王羲之、谢安、王献之、王珉。南朝有羊欣、王僧虔、萧子云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张芝、钟繇、皇象、索靖、王羲之、王献之等人。
张芝,字伯英,敦煌人,徙居弘农华阴(今属陕西),生年不详,约卒于献帝初平中(约192年前后)。曾被征为有道(汉代选举科目之一),不就,以高尚不仕为人所称。善草书,“精熟神妙,冠绝古今”。被誉为“草圣”。但至少在唐初,他已没有可靠的作品传世。现《淳化阁帖》所收五帖,除一章草《秋凉平善帖》外,均被米芾等辨为张旭书。
钟繇(151~230),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官至太傅,人称钟太傅,是曹魏的开国重臣之一。他与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合称“书中四贤”,又同王羲之合称“钟王”。钟繇正处在由隶书向楷书的转变时期。羊欣说他善三体书,即铭石书(隶书)、章程书(楷书)和行狎书(行书),尤以对楷书的贡献最大。《宣和书谱》说:“楷法,今之正书也。钟繇《贺克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说明当时新出现的楷书,在他手里才写出了法度并基本定型。但由于时代关系,他的楷书仍带有较浓厚的隶书笔意。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一文提到上谷王次仲创造了一种“八分楷法”,有人认为,钟繇的《贺捷表》(图80)应是这种“八分楷法”的代表。关于钟繇书法的特点,梁武帝曾形容为“如云鹤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张怀瓘说:“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茂密幽深、具有一种古雅情趣,是钟繇书法的主要特点。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有《贺捷表》(即《贺克捷表》、《戎路表》)、《荐季直表》、《力命表》、《还示表》,以及王羲之临写的《尚书宣示表》、《丙舍帖》等。其中《贺捷表》书于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是钟繇得知蜀将关羽被擒杀时所写的捷报。现在只有刻本传世。它是最能代表钟书风格的作品。另有《荐季直表》是推荐早已辞官的旧臣季直重新出来作官的表奏。原墨迹本曾入清内府,圆明园被毁时被英兵劫出,后为私人收藏,原迹现已烂毁,仅有一幅照片存世。此帖在明代曾刻入《真赏斋帖》,清代刻入《三希堂帖》,列诸帖之首。此帖历来倍受推崇,如明王世贞说,世有此墨迹,可“不再知有《淳化阁》”。
皇象,生卒年不详,字休明,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三国时东吴著名书法家。曾官侍中、青州刺史。善八分、小篆,尤善章草。他的章草与当时曹不兴的绘画、严武的围棋等七人的绝技,并称“八绝”。皇象的章草妙入神品,其代表作是《急就章》。《急就章》是古代的识字课本。现在传世的书法家所写的《急就章》以皇象所写最早。其刻本又以“松江本”最为著名。原刻石现藏上海市松江县博物馆。字数多达1 394个。笔画清朗、结体规范,是学习章草的良好范本。皇象的字特点鲜明、成就甚高,曾得到历代书家的好评。如南朝宋羊欣说:“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沉着痛快”。唐窦臮形容他的字“似龙蠖蛰启,伸盘复行”。张怀瓘说:“右军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休明章草,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
索靖(239~303),字幼安,敦煌人。张芝之姊孙。西晋时官尚书郎、酒泉太守、征西司马等。他同另一书家卫瓘同在尚书台任职,人称“一台二妙”。善章草书,入神品。他的草书与张芝相比各有千秋,人谓“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余姿,张不及索”。他自己形容自己的字为“银钩虿尾”。梁武帝评其书为:“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代表作品是《月仪帖》,共11章,是一长篇巨制。波磔尖锐而无一毫纤弱之感。可以印证其“银钩虿尾”的自评十分中肯。他的传世作品还有《出师颂》、《七月帖》等。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人。祖陆逊、父陆抗,都是东吴名将。陆机本人是著名文人,吴亡入晋后官平原内史、前将军等。他的《平复帖》是至今保存的最早的文人墨迹。《平复帖》(图81)纸本,9行84字。内容为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书体为章草。使用秃笔,笔画老健,如盘丝屈铁,颇为耐看。但字形有些古拗难读。南齐王僧虔曾评他的字说:“吴士书也,无以较其多少”。可见他的字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此帖系原作,对研究当时的书体、纸墨等都有参考价值。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徙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他生长于权倾人主的王氏大族,曾官秘书郎、征西长史、临川太守、江州刺史、护军将军、会稽内史、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永和十一年(355),因与王述不合等原因,誓墓不仕,在郡优游以卒。王羲之是中国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书家,被誉为“书圣”。他的书法被称为“古今之冠冕”,“尽善尽美”。
王羲之幼年曾从叔父王廙和卫夫人学书,约40岁时,其章草已可同张芝媲美。后来又创造了一种遒媚流便的新体。晚年到会稽以后,书法艺术发展到高峰,留下了许多书法艺术精品。梁武帝萧衍评其书说:“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唐太宗说:“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孙过庭说他晚年的字“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又传说他的字可以“入木三分”。总之,他的字气势雄强、变化丰富、风韵潇洒,意趣悠长。
王羲之的书法原作现已一件无存,但摹拓、临写的本子,包括传为他的作品的墨本和刻本还有不少,总数有数百种。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墨本《姨母帖》、《初月帖》、《丧乱帖》、《孔侍中帖》、《奉橘帖》、《远宦帖》、《寒切帖》、《上虞帖》,临写本《兰亭序》,刻帖《十七帖》、《知庾丹阳帖》、《王略帖》,小楷《黄庭经》、《乐毅论》,集字《怀仁集圣教序》以及《吴文碑》等。《姨母帖》和《初月帖》原载唐万岁通天帖,为武则天按照王羲之后人王方庆所进王氏一门书翰集原作勾摹,勾摹之精为诸帖之冠。《姨母帖》(图82)字形较为古朴,但风神高雅,估计其书写时间可能较早。《初月帖》因自称“山阴王羲之报”,应属于他晚年所写。此帖笔画、字形变化之大,为他帖所未见。《丧乱帖》在中唐以前已传入日本,勾摹亦很精到。从内容来看,书于永和七年(351)至十二年,亦属于其晚年作品。刻本以《十七帖》最有代表性,是根据唐代原卷上石,内容为王羲之写给老友周抚的书信集,书于永和三年至升平五年(361)他逝世为止。亦属于他晚年作品。是最能代表王书风格面貌的作品。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是王羲之第七子,即最小的儿子。官至中书令。因他死后,族弟王珉继任其官,故世称他为“大令”,珉为“小令”。他的书法与其父羲之齐名,世称“二王”。又为“四贤”之一。
王献之是一个早熟的书家,少年时书已“有意”,后在王羲之基础上采用“藁行之间”的体式,创造了一种更姿媚流便的书体。羊欣说:“献之善隶藁,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另外,王氏父子的用笔方法有所不同,羲之用内擫法,笔画比较含蓄;献之用外拓法,一笔直下,很少旋转,显得英发骏快。另外,羲之草书字字独立,很少牵连;献之则连字较多,有“一笔书”之称。从现有书迹来看,王羲之的字尚有一定程度的隶书笔意,王献之的字则完全去掉了隶书笔意。王羲之死后,王献之的字曾大行于世,南朝宋、齐两代,形成“比世皆尚子敬书,……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的情况。以后经过梁武帝和唐太宗两个皇帝的提倡,王羲之的地位才稳定下来,并使较多的作品得以流传至今。
王献之的作品传世不如羲之多,但也有百帖上下。著名的有《廿九日帖》、《洛神赋十三行》、《鸭头丸帖》、《十二月帖》、《中秋帖》等。《廿九日帖》原载《万岁通天帖》,勾摹精良。字形略扁,有些字和北朝碑刻相近。有人认为是其早年作品。《洛神赋十三行》(图83)小楷。原墨迹早佚,现只存有刻本。此帖艺术性极高,笔画精严挺健,字形或大或小,萧散逸宕,章法亦顾盼有姿。《中秋帖》,曾被乾隆皇帝列为“三希”之一,视为献之真迹。实际那是米芾的节临本,米味甚重。《中秋帖》的原本是《十二月帖》。该帖曾为米芾所藏,刻入《宝晋斋帖》。比较起来,还是《十二月帖》更能反映献之本来面貌。
王珣《伯远帖》也是东晋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书法作品。《伯远帖》(图84)是著名的“三希”之一。“三希”中惟此帖是晋人原作,故极为世重。王珣(350~401),字元琳,小名法护。官至尚书令。是王献之的族兄弟。其祖王导、父王洽、弟王珉都是书法家。董其昌曾评《伯远帖》说:“王珣潇洒古澹,东晋风流,宛然在眼。”王珣比王献之晚卒15年,此帖可作为研究东晋中晚期书法面貌和笔墨纸张情况的参考资料。
自晋室南迁至宋齐梁陈五朝,南北隔绝长达260余年。由于南北双方民族、地域以及人文制度的种种不同,在书法上也表现出不尽相同的风格趋向。晋和南朝禁碑,故碑刻极少,而帖学比较发达;北朝无禁碑法令,佛教又比较发展,故碑刻、墓志和石窟造像题字十分丰富,而文人的墨迹,至今没有发现。故阮元曾有“南帖北碑”之说。北朝著名的碑刻甚多,如《中岳嵩高灵庙碑》、《龙门廿品》、《石门铭》、《郑文公碑》、《张猛龙碑》、《张玄墓志》、《敬使君碑》、《李仲璇碑》、《王偃墓志》、《朱岱林墓志》、《泰山经石峪》、《匡喆刻经颂》、《贺屯植墓志》、《西岳华山庙碑》等等,不一而足。
关于北碑总的特点,北碑的倡导者包世臣和康有为都曾有过论述。如包世臣说:“北朝体多旁出”;“北朝人书,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唐人书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康有为更将北碑的优点归纳为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志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这些评论,未必都很准确,但也反映了北碑的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北碑中最能体现这些特点的代表性作品有《始平公造像记》、《石门铭》、《郑文公碑》、《张猛龙碑》、《张玄墓志》、《泰山经石峪》等。
《始平公造像记》(图85),刻于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孟达文、朱义章书。原刻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内。此造象记在北碑中是比较早的。一般题字都是阴刻,惟此题字是阳文。笔画方严峻峭,有鲜明的阳刚之美。康有为曾评论说:“遍临诸品,终于《始平公》,极意疏荡,骨格成,体形定。得其形雄力厚,一生无靡弱之病。”此刻可作一类北碑的代表。
《石门铭》北魏永平二年(509年)刻于陕西汉中石门之摩崖上,现移入汉中博物馆。王远书丹,武阿仁刻字。王远,太原人,当时任梁、秦二州典签(处理文书的小官),地位不高,但此刻水平之高,厕入书法大家之列亦毫不逊色。字迹飘逸超脱,格调甚高。曾被康有为列为“飞逸浑穆之宗”。
《郑文公碑》即《郑羲碑》,北魏永平四年(511年)刻。共有内容相同的上、下两碑。上碑在山东平度天柱峰;下碑在山东掖县云峰山,均为郑道昭书。郑道昭,字憘伯,荥阳开封人,曾官国子祭酒、青州刺史等。叶昌炽谓此碑“笔力之健,可以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杨守敬认为:“云峰郑道昭诸碑,遒劲奇伟,与南朝之《瘗鹤铭》异曲同工。”
《张猛龙碑》,北魏正光三年(522)立。这是北碑中最有代表性的碑刻。康有为把它列入“正体变态之宗”。杨守敬认为它“整练方折,碑阴则流宕奇特”。也有人认为它“雄奇俊伟,在魏石中应首屈一指”。
《张玄墓志》,北魏普泰元年(531)刻。原石早佚,现只存一明拓剪裱本,藏上海博物馆。此志是北魏著名碑刻中最晚的一个,艺术上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何绍基说:“化篆分入楷,遂而无种不妙,无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
《泰山经石峪》,又名《泰山金刚经》。北齐时期刻。在泰山半腰斗母宫附近。字径达50厘米,字数逾千。是现存摩崖刻经中规模和形制最大的。它可以代表一般刻经的特点。一般刻经,运笔都无明显的顿挫、转折圆缓,从容安详。此刻字径虽大,但没有一点火气。这同佛教教义精神也是很相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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