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之区域学术精神与诗文风貌·中期江西:圣贤气象与盛世文风
元代初期,江西学术与诗文经历了大的改造,诗风文风受浙江诗文风气的影响,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元代中期,江西学术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而元代代表性的诗风文风则在江西形成。就诗文而论,元中期的中心在江西,而江西学术和诗文的中心在抚州。宋代,这里出现了王安石、陆九渊等文化名人,邻郡的黄庭坚对这里也有很大影响。元代江西学术,从吴澄到虞集,也都是抚州人。
元中期江西之学必须从元初的吴澄说起。吴澄是有元一代儒学宗师,从学术史说,一般认为,他的学术特点是“和会朱陆”。他既以接续朱学自任,又以阐扬陆学自任。就师承说,吴澄从程若庸得饶鲁之学,又受学于程绍开。饶氏宗朱融陆,程氏以陆合朱,如此说吴澄“和会朱陆”当是没问题了。应该说,在宋元之际的江西,学术上出现和会朱陆之势是正常的,这是在陆学故乡之地,天下共尊朱学之时学术的自然走势。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吴澄之学就是“和会朱陆”。
吴澄曾说:“余少亦好杂学。”①在理学各派中,他是杂取各家。他的宇宙观有取于张载又不同于张载,其人性论与张、程、朱同中有异,其认识论标举陆学的“本心”论而不同于陆氏。另外,他又推尊邵雍,说:“先生之学,穷理尽性至命者也,孔子以来,一人而已。”②他对乡前辈王安石备极推崇。其他如韩愈、欧阳修等人,他也都各有所取。他对各家的批判是十分尖刻的,《吴文正集》卷四○《尊德性道问学斋记》批判朱学,深刻惊人,直指“北溪之陈、双峰之饶,则与彼记诵、词章之俗学,相去何能以寸哉”!此文被王守仁《传习录》附《朱子晚年定论》作为附录引去,成为反朱学的武器。吴澄直接批朱熹的言论也不少。对于陆学,他也有所批判。对于两家门人相互攻击,更是深恶痛绝,吴澄是以“天生豪杰之士”(《临川先生吴公行状》)自许的,他的愿望和追求是融会各家,开宗立派。他声明自己对于往圣前贤之说,决不盲从,“疑其所可疑,信其所可信;去其所当去,存其所当存”(《吴文正集》卷一《三礼叙说》)。他自认为其学问规模是可以广纳众说的:“彼之与予同者,予固服其简且严矣;其不与予同者,予敢是己之是而必人之同乎己哉!亦将因其不同而致思焉。则其同也,其不同也,皆我师也。”③他在学问上当仁不让的气度,青年时代就已表现出来。据他自述:“予少时读经书,疑其有误字错简处,必博考详订而是正之。一日有先生长者见其一二,叱责曰:‘圣经如在天之日月,千古不易,何可改耶?汝何物小子,而僭妄如此!’”吴澄据理反驳:“先生长者不领予说,予亦不能从其言而遂止。”④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自有特点的草庐之学。应该说,吴澄之学,既能融会各家,又敢标新立异。
吴澄学术继承了江西学术追求个性、敢于标新的传统,又能融会各家,广纳百川,在融通中形成自我。这两点优良的学术精神,对元代江西学术与诗文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他的弟子虞集正是继承了这一精神,才在元中期文坛上,成为新文风的开创者,成为元代诗文的一代宗主。
吴澄论诗文,尚表现出江西立场,他在许多文章中批四灵、江湖而维护江西诗派,如《吴文正集》卷九《皮昭德诗序》高度赞扬了黄庭坚以后又说:“近年乃或清圆倜倘之为尚,而极诋涪翁。噫!群儿之愚尔……”虞集论文就与此不同,他提倡学唐,提倡学习陶渊明、柳宗元、韦应物,都与浙派诗人声气相通。
虞集在学术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复合体:他从吴澄受朱熹、陆九渊以及张载之学,从其原籍仁寿之乡先生及其外家学得传统儒学和蜀中苏氏之学,又深受道教影响。他的文学主张和文风追求,都可以在他复杂的学源中找到根据。如他主张为文应“理以命气”,就与他对朱熹理学、张载气学的接受有关,和他对哲学中“理”、“气”关系的理解、认识有关;他论诗主“清”,就与道教的影响有关;他倡导“盛世之文”、“治世之音”就与他从传统儒学中接受来的“经世致用”思想有关。而平易正大文风的形、成,“中和”诗风的形成,都与他追求“圣贤气象”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诗学上,他接受了浙派诗歌主张和诗风追求,只是由于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在虞集等人的诗中,消去了元初浙派(如赵孟等人)诗歌中深沉的家国身世之感,而换上了更多的雍容与平和。在散文上,虞集学苏,与虞集同道的欧阳玄学欧,欧苏之文复兴,改变了江西文派险厉的风气。当然,他们复兴的欧苏文风,只能是对欧苏之文某些方面的继承,此时所谓的欧苏之文,其实是一种和缓平易、雍容正大的盛世之文,欧阳修文章中深刻的意蕴,苏轼文章的意气风发,以及社会批判精神,在他们的文章中是找不到的。当时就曾有人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如刘诜在《与揭曼硕学士》一文中就说:“其为文则欲气平辞缓,以比韩欧,不知韩欧有长江大河之壮,而观者特见其安流; 有高山乔岳之重,而观者不觉其耸拔。何尝以委怯为和平,迂挠为舂容,束涩无生意、短涩无议论为收敛哉! ”可见是欧苏文风的片面发挥。
虞集是有元一代的文宗,前人以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所谓的“元诗四大家”为元代诗文的代表,而虞集又是“四大家”的代表。今天看来,“四大家”代表不了元代诗文的最高成就,但作为元中期“盛世文风”的代表则是无可怀疑的。而这种文风突出的倡导者和代表性的实践者则是虞集。
前人概括这种盛世文风为平易正大、纡徐雍容、涵淳茹和等,这是一种以理学为精神底蕴的文风。这种文风的追求和理学中人对 “圣贤气象” 的追求在文化精神上是一致的。这所谓的“圣贤气象”,表现于为人是一种精神面貌,表现于为文则成一种文章风格。可以说,虞集等人倡导并实践的 “盛世文风”,从特定角度说,就是理学家对 “圣贤气象” 的人格追求在文风追求中的体现。完成这一文风追求的,是元代中期江西人虞集。
人们感到了虞集为代表的元中期诗文主张,与元初北方卢挚等主平易一派的诗文主张有许多接近处,甚至有前后遥相呼应之感。其实,这种近似的原因在于,两者之间有着学术上的同源关系。卢挚等人从旧金承接了苏学和传统儒学,虞集则从蜀中传承而得苏学和传统儒学。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送赵茂元序》中,叙述了他这方面的学术渊源。
元中期江西诗文作家群体的主要人物还有揭傒斯、范梈等人,他们的诗歌主张和创作实践与虞集接近。欧阳玄祖籍江西,生在湖南,但他既为欧阳修裔孙,以发扬欧阳修文风自任,又在江西有许多活动,与虞集为挚友,因而他在江西文风的改造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也应该把他看作江西文派中的重要代表。
注释
① 《吴文正集》卷七七《故月岩居士袁君墓碣铭》。② 《吴文正集》卷一《邵子叙录》,又见卷一七《石晋卿易说序》。③ 《吴文正集》卷二○《周易说本序》。④ 《吴文正集》卷二一《经传考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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