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族与魏晋南北朝文学·关于世族与文学研究的回顾

世族与魏晋南北朝文学·关于世族与文学研究的回顾

六朝史上的世家大族，通常有世族、势族、士族、氏族等称呼。此四者形异音同，所指亦大体相等，惟各自着眼之点与侧重角度稍有差别。概略言之，则世族着重其时代承袭与家族绵延，势族强调其政治权位与经济富足面，氏族着眼于因血缘流别而生之姓氏分辨，士族则偏重其学术传统与文化特性。本章从统一的角度考虑，使用“世族”一词。

提及世族，人们无法忽略六朝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在这被贴上了“动荡、分裂”标签的400年里，世族制度从确立到鼎盛到趋向衰弱，走过了它的大部分历程。翻开这数百年的历史，举凡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各种舞台上，活跃着许多有着世族背景的人。如果说家族是六朝社会史中最基本的一个结构单位，世族则属于人才最密集的一类家族。因此，研究六朝历史与文化的学者们一向很重视世族。而作为在特定背景下兴起，并因长期的制度化保证而得到蓬勃发展的特殊社会现象，世族与政治、经济等国之大事的息息相关自不待言。这些方面，也正是历来为中外学者所重点论述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著作有两种：王伊同《五朝门第》材料繁富，具有开创性;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探析精微，颇具典范性。在文化史舞台上，六朝世族同样是引人注目的角色。就文学而言，世族的生活形态和思想观念必然对六朝文学创作的内容、形式、文学批评以及文人群体等诸种文学现象产生或直接或间接或隐或显的影响。这一点，前人的论述就单薄了许多，也显得不那么系统。

传统文学批评中的研究多是评点式、片断零碎的，暂不用提。近代以来，对中古文学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学者，首推刘师培。刘氏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中，对汉末至宋、齐、梁、陈这一段文学的变迁史做了一番精心梳理，除了强调在上者对文学的提倡之功外，也涉及到了世族与文学的问题：“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而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唯当时之人，既出自世族，故其文学之成，必于早岁，且均文思敏速。”可见刘氏已注意到世族与文学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联系，无奈篇幅有限，所论恨少。自此以后，对上述问题有所涉及的主要是各种各样的文学史，包括从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发端的一系列中国古代文学史著作以及以陈中凡《汉魏六朝文学》(1929)、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1980)、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1991)、徐公持《魏晋文学史》(1999)为代表的断代文学史。因著者观念不同，眼光各异，牵涉这一问题的角度和论点亦颇有别。就总体而言，文学史毕竟重在史的梳理而非专门性的论述，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几点缺憾：1.就这一阶段的文学史构成而言，世族往往只是以制度形式出现在社会背景的叙述中，很少和文学气候发生直接具体的联系。即使涉及世族对文学的影响，也大都承皇族、宗室而下顺带言之，缺乏相对独立的论述。2.就个体创作者而言(这是前人论述中涉及最多的方面)，世族背景往往只是身份的标牌，其作用略同于居某官，处某地。间或论及世族背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也都相当简单直接，一笔带过，缺乏进一步的分析。3.涉及世族文人集团性的成就，往往囿于一姓，限于一时，缺乏综合把握。或有引入文学集团概念者，惜乎所论粗疏，未能明其世族特色，反而混同其他。

需要指出的是，在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对代表统治阶级的门阀制度的否定态度，在文学研究中，以左思、鲍照为代表的寒士，作为富有才华而备受压抑者的典型而备获推崇，与此同时，深受此种不公平制度之惠的世族文学则颇受冷遇，所得评价亦较低。直到今日，这种思想倾向仍有相当多的支持者，例如有人描述世族文学“以激越悲怆的笔调，表述了近乎绝望的挣扎与控诉，实则兼具了建安与正始文学的精神”。而同时则批评了南朝的“士族型与宫廷型的病态文化”。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除了左、鲍等少数特出之士外，构成六朝文学中坚并代表其整体成就的，是一大批有着世族背景的人。对六朝寒士文学的畸重倾向，有时候会不可避免地削弱对世族文学的论述。况且，对庶族文人，亦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且不说张华这样融入士流甚至主掌文坛的庶族，即如左、鲍二人，虽因受高门大族排挤而成就郁结愤懑之作，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可能游离于当时的文化氛围、社会风尚之外。虽然他们代表作的内容和旨趣可能与同时的士族文人颇有区别，但在艺术模式、艺术手法、审美趣味等方面，也不可能不受世族主导的文坛的影响。他们文学才华的被认可，乃至文学作品的传播，也离不开以世族为中心的文坛大环境。从这个方面来说，探究世族与文学的关系也是很有意义的。

9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学、社会学领域家族研究的升温，诸多文学研究专著也开始更多地涉及世族与文学的问题。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直接从“士族”和“文学”入手，主要探讨“竟陵八友”的文化活动及其对士族的影响：一方面促进了南北世族走向真正融合，一方面引领了世族由武向文的历史性转折。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对六朝各种文学集团进行了相当细致的分类，并一一介绍和论述，其中有一小节以谢氏为例，专门介绍了世族文学集团。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则以谢氏家族为中心，以明晰的世系年表，描述谢氏家庭发展史，同时相当集中地论述了谢氏文学人物及其成就。詹福瑞、李金善《士族的挽歌：南北朝文人的悲欢离合》(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以世族权势的衰落和人格的日趋委琐为主线论述南北朝世族史，并提出世族精神状态的变化导致文学代变的观点。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则侧重于江东的世家大族，结合“陆忠”、“顾厚”、“张文”等传统评价对诸多世族的家族特色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台湾则有林童照《六朝人才观念与文学》(文津出版社1995)，从获得居官合理性、确保政治权力的角度出发，论证世族掌握文学的必要性，并指出，随着政治竞争对手的变化，世族文人有意无意地使文学转为对手所不易掌握的面貌，从而导致文风的变化。总体而言，上述论著通过对史实的梳理分类，从各个角度肯定了六朝世族与文学之间相当密切的联系，但对于世族与文学关系的论述还比较零散，角度也比较单一，宏观的把握不够。对六朝文学的家族特色，也有待于从文学角度作进一步考量，至于世族与六朝文学之间种种因果互动关系，更有待于作进一步集中深入的论述。鉴于世族与文学的密切关系更突出体现于魏晋南朝，因此这里所说的六朝主要指魏晋南朝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