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明代通俗小说·《三国演义》与《水浒传》

明代文学的内容·明代通俗小说·《三国演义》与《水浒传》

明初《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问世，开始了专供案头阅读的通俗小说的创作历程。在此之前，世上已有不少有关三国、水浒故事的话本、杂剧与民间传说，罗贯中与施耐庵以此为基础开始了集大成式的再创作^①。后来明代许多通俗小说都以长期的群众创作与文人再创作相结合的方式编撰而成，显示出它们与宋元话本之间的承袭关系。罗贯中与施耐庵以成功的创作实践，在事实上规定了通俗小说的内涵与创作形式。他们的创作示范表明，通俗小说是以浅显的语言，用符合广大群众欣赏习惯与审美情趣的形式，描述人们喜闻乐见的故事的作品。

罗贯中与施耐庵尊重广大群众在长期欣赏说书的过程中养成的审美习惯，承袭与改造了宋元话本的艺术表现形式，并使之成为后来通俗小说创作中须遵循的法则。首先是章回体的确立。宋元说书艺人演说长篇故事时往往在紧要关头煞住，宣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借以吸引听众。《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就采用这种广大群众已十分习惯的体例，后来的作家也都无不遵循。其次是故事情节紧凑、连贯、完整并具有传奇性。做不到这一点的说书艺人无法始终牢牢地抓住听众，通俗小说也同样无法吸引读者。如《水浒传》中，武松的故事就由景阳冈打虎、怒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与血溅鸳鸯楼等一气呵成，其间波澜迭起，扣人心弦，直到武松上了二龙山，读者才稍稍松一口气，继而关于宋江的紧张曲折的故事又接踵而来了。明清通俗小说中鲜有情节简单，但抒情味极浓，关于人生哲理阐述也极多的作品，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民族的欣赏习惯。第三是发展线索较单纯清晰。《水浒传》逐个描述各英雄被逼上梁山的故事;《三国演义》则是按序将重大的政治或军事事件逐个交代清楚。这种表现方法也是承袭说书而来，说书时倘若采用多线索、几组矛盾冲突交叉进行的结构，无暇思索与回忆的听众很快就会因陷入茫然状态而感到索然无味。最后是白描手法的运用，即用最简练的笔墨，直接描写人物的行动、言语，不加烘托和渲染地勾勒出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并由此体现人物活动的时代、环境以及心理与性格。虽然不作或极少作主观的叙述与评价，但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对笔下人物的态度，已蕴含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中。这种精练、集中、真切、传神并带着来自生活本身说服力的白描手法，典型地反映出我们民族文艺的传统与风格。这些艺术表现手法在《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中都有较充分的显示，也是后来的作家努力仿效的对象。

综观从明初到清末的通俗小说发展史，尽管各部作品的思想倾向与艺术成就各有差别，但基本上都没有离开两部开山之作所展示出的这些原则规定^①。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都在元末天下大乱的刺激下问世，但描写的侧重面各不相同。前者叙述了东汉王朝的分崩瓦解、群雄的并立与纷争，以及国家的最后统一，并透过历史进程中各种纷纭复杂的现象，概括出易使人窥其本质的典型人物与事件^②。作品中阴险狡诈，多疑且残忍，但同时又见识卓然，具有雄才大略的曹操的形象塑造得最为成功，同时作者又以理想中施行王道的仁君形象刻画刘备，用浓笔渲染他的仁厚。但历史上毕竟没有这样的“仁君”，尽管作者为突出“拥刘反曹”的思想而不遗余力，但刘备形象的刻画却无法体现出曹操形象所具有的高度的艺术真实性。作品还极力宣扬刘备、关羽与张飞的义气。义气是封建时代人们在受剥削压迫下见义勇为、互相支援的道德观念的反映，同时义气又常以个人恩怨为根据。如小说中关羽放走曹操便是典型的例子，作者所宣扬的义气，无论在小说中还是现实生活中，都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小说对战乱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的揭露与批判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故事刚开始不久，作者对董卓及其部下滥杀无辜暴行的描写就已令人触目惊心，而这只是长达数十年的战乱的开端。作品同时描写了另一种灾难：战乱摧毁了农田，掳走了青壮年劳力，随之而来的便是全国性大饥荒，“饿莩遍野”，触目可见。这是中国历史上每次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战乱年代里，百姓们都要遭受的苦难，元末明初时战乱的情形也不例外，这正是《三国演义》酝酿与创作的前期环境。战乱刺激了罗贯中创作欲望的萌生，他对人物或事件的刻画与描绘，既是艺术创造，又是历史经验的可贵总结，同时也是对现实较间接、曲折的反映，而作者在战乱中获得的丰富的社会阅历与生活积累，则保证了这项巨大的艺术工程的出色完成。

《三国演义》反映了较特殊的历史阶段的全过程，但其开端，对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却叙述简略，一笔带过。仿佛有意对此作补充，《水浒传》正是以描述农民起义的发生、历程与结局为主要内容。作品中对宋江的刻画与其他一些描写与《宋史》或《宣和遗事》等作品的叙述不甚符合，但与作家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人物与事件倒有几分相近^①，这意味着施耐庵创作时从眼前现实生活中撷取素材，经概括、提炼后融入了作品。《水浒传》前半部分以精湛的艺术描写，深刻地揭示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与阶级根源。在作品中无论上层的宰相、太尉、知府、中书，或下层的贪官污吏、豪绅恶霸，他们都依仗权势，横征暴敛，草菅人命，或凶残霸道，鱼肉乡里，将广大百姓乃至正直的中下层官吏逼到忍无可忍的境地，最后只能揭竿而起，哨聚山林。在叙述各个好汉“逼上梁山”的故事时，作品还生动细致地描写了农民起义由零碎的复仇星火发展到燎原之势的过程。最后，各路英雄齐集水泊梁山，并提出“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虽然这种政治上一律平等、经济上实行平均主义的理想在封建社会中并不可能实现，但它对后世农民反封建斗争却产生过巨大的鼓舞作用。作品七十回后主要描写梁山好汉接受招安，以及征辽，平田虎、方腊的过程，同时也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这些描写符合历史的真实，同时也表现出作者思想上的矛盾。他痛恨贪官污吏，反对腐朽黑暗的政治经济统治，同情梁山英雄的反抗斗争，却又不赞成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他肯定宋江的接受招安，同时又如实地写出了受招安后的种种悲惨遭遇，对此结局似乎也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批判。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是后世几乎所有小说家的极为宝贵的财富。前书叙述的故事时间跨度大，涉及人物多，事件复杂，头绪纷繁，但作者清晰地梳理了三国矛盾斗争的主线，有条不紊地展开故事情节，既曲折变化，又前后贯穿，显示出结构的宏伟壮阔与严密精巧;后者以为英雄立传的方式，将传奇性极强的若干情节组成有头有尾、自成一统的小故事，又将各个相对独立的小故事有机地连缀为庞大的故事系列，这种结构又恰与体现农民起义由分散到集中的思想意图相符合。两部作品又都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三国演义》中除曹操外，诸葛亮是最着意刻画的重点人物。此外，张飞疾恶如仇、粗豪爽直，关羽义勇而刚愎自用，周瑜既有雄才大略然又气量狭小，赵云一身都是胆等等，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但人物性格固定不变，缺少发展则是不足之处，有时又渲染过头，以至于后来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批评^①。《水浒传》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紧扣他们的身份、经历和遭遇刻画其性格。如林冲原有较优越的社会地位，又习武带兵，作者既充分描写他隐忍退让、委曲求全的一面，又酣畅淋漓地写出他的骁勇凶猛、敢做敢为，身份地位与性格达到了高度和谐。作者塑造人物时还十分注意同类性格间的细微差别，如李逵与鲁智深都很鲁莽，但李逵是不分条件、场合一味莽撞，而鲁智深则粗中有细，关键时能作冷静思考。此外，常将人物互作对比，或将人物置于生死存亡关头凸现其性格特征，也是作者塑造人物时经常使用的手法。

这两部小说也各有不同的艺术特色。《三国演义》擅长把握与表现封建统治集团之间，以及各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对于战争以及相关智谋的描写尤为出色。作品中大小数百场战争，其中有火攻，有水淹，有设埋伏，有布疑兵，有以攻为守，有诱敌深入，作者并不只是渲染热闹的厮杀场面，战争中斗智的描写有时更耐人寻味。《水浒传》广泛深入地反映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底层的生活。在这之前，还没有一部文学作品对社会风貌作如此全方位大容量的描摹。在语言方面，《三国演义》吸收了传记文学的语言成就，并有意使之通俗化，从而形成了“文不甚深，语不甚俗”的风格，叙述描写又以简洁、明快、生动见长，这是作品能做到雅俗共赏的重要前提。后来不少通俗小说，特别是讲史演义，都有意学习模仿这种语言风格。《水浒传》使用的是作者在广大百姓日常口语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的口语化的文学语言，它形象、生动、明快、洗练，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而且作者还做到了作品中主要人物的语言风格与他们的个性特色相一致。

注释

① 关于《水浒传》作者,在明代曾有三种说法。嘉靖本题“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或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嘉靖时人郎瑛持这种看法。然而同时人王圻与田汝成却认为此书纯为罗贯中作,双峰堂刊本题“中原贯中罗道本名卿父编辑”。第三种说法认为施耐庵是作者,胡应麟赞同这种主张,雄飞馆《英雄谱》中《水浒传》署“钱塘施耐庵编辑”,金圣叹删定的七十回本题“东都施耐庵撰”。目前学术界一般多认为施耐庵是作者。参见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作者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① 参见陈大康《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第一章,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② 参见胡适《<三国演义>序》,收入《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① 由《明史》可知,那些反抗元朝统治的领袖人物,如朱元璋、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陈友谅等人都曾有过与梁山好汉颇为相像的经历。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