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内容·宋代文学批评·宋代的诗话·宋诗话的全方位研究
较长时间以来，宋诗话的研究大致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文献资料的收集考订，二是对少数理论价值较大的诗话专著(如《沧浪诗话》)的研究批评。大约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宏观研究的加强，诗话研究发生了突出变化，除了用传统的方式继续进行诗话的文献学研究和个案研究之外，更注重从整体的角度进行观照，对诗话的性质类别、发展分期、历史地位和价值、理论贡献与文化蕴涵等，进行了全方位的多层次研究。
关于诗话的性质和类别，前人已有论列，如章学诚将诗话分为“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两大类别，但无详细论说。钱仲联在《宋代诗话鸟瞰》一文中指出：诗话的用意，最初不过是“以资闲谈”，后来逐步进入理论批评的领域，其内容大致包括标举论诗宗旨，推溯流派渊源，评论作家作品，摘录佳句，漫谈诗法，论述有关诗歌的掌故及考订、解释等。他认为对诗话可有广义的理解，如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首的《集一百家诗话总目》所列，就包括历史、地理、小说、随笔、考证等著作在内，这些著作中属于诗话性质的各条，都算作诗话。但专名为诗话的书，只能以《六一诗话》为首创。他将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和罗根泽《两宋诗话年代存佚残辑表》所列的宋代诗话分为两大类：甲、诗话别集：一、记事为主的，如《六一诗话》《石林诗话》等;二、评论为主的，如《岁寒堂诗话》《白石道人诗话》《沧浪诗话》等;三、考证性的，无论记事性的诗话，还是评论性的诗话，都有数量不等的考证专条，大部分是关于用事出处的考订。乙、诗话总集：一、按内容分类的诗歌故事汇编，如《诗话总龟》;二、按作家时代先后排列的评论、故事等的汇编，如《苕溪渔隐丛话》;三、诗话和摘句的分类选取编，如《诗人玉屑》;四、一个作家评论的专辑，如《草堂诗话》。在大量的宋代诗话中，属于闲谈性的、资料性的较多，有系统的理论专著很少①。
在宋诗话的发展分期方面，流行的是按时代划分为北宋与南宋两个阶段。在《清诗话》中，郭绍虞较系统地阐明了他对宋诗话的发展及诗话体制演进过程的看法，说：“我觉得北宋诗话，还可以说是‘以资闲谈’为主，但至末期，如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已有偏重理论的倾向。到了南宋，这种倾向尤为明显，如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和严羽的《沧浪诗话》等，都是论述他们个人的诗学见解，以论辞为主而不是以论事为主。”又认为：“论诗之著不外二种体制：一种本于钟嵘《诗品》，一种本于欧阳修《六一诗话》，即溯其源，也不出此二种。其界于二者之间的，只能说是欧派的支流。至于专论诗格诗例或声调等问题的，又可说是钟派的支流。大抵这两派，《诗品》偏于理论批评，比较严肃;《六一诗话》偏于论事，不成系统，比较轻松，二者区别，从表面看，只是写作态度的不同而已。严肃的偏于理论，轻松的偏于批评或叙述。偏于理论的必须条理精密，系统分明，故能严肃;偏于批评或叙述的，不妨随所触发，信笔即书，故较轻松而易涉于滥。”①总之，从论事到论辞，从轻松到严肃，正是诗话本身发展的主要倾向。
在《中国诗话史》中，蔡镇楚认为北宋诗话主要是沿着欧阳修所开拓的“以资闲谈”的路线发展，以论诗及事为主，属于闲谈随笔体者居多。经叶梦得《石林诗话》的过渡后，以一种崭新的态势进入到南宋时代，由零散、点滴片断式的诗论管见，向较有系统的诗论专著演变，有了实质性的突破。这种突破具体表现为：(1)诗话创作的针对性变强了，多针对诗歌创作中出现的问题立论，诗话进入了理论批评的领域。(2)在诗歌理论方面表现出可贵的探索精神，主要表现为论诗辨体和以禅喻诗。(3)诗话体例的系统性明显提高，如《白石诗说》和《沧浪诗话》，这类专尚于理论的有系统之作，迥异于北宋诗话中的零星琐碎②。刘重德、张寅彭的《诗话概说》，将宋代诗话分为四个时期论述：一、诗话的产生与早期诗话;二、苏、黄诗风与北宋后期诗话;三、江西诗说的发展与南宋前期诗话;四、《沧浪诗话》与南宋后期诗话。这种四分法，只是两期说的进一步细分，但能将诗话的发展与诗歌创作实际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宋诗话的发展，跟宋代诗歌创作实践的发展，跟宋代不同诗歌流派、不同诗学见解相互论争的发展，都有密切关系”③。赵仁珪在《宋诗纵横》中言及“宋诗和诗话”时，认为宋诗话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初起期，主要著作为《六一诗话》《温公续诗话》和《中山诗话》。这些初期诗话的结构过于松散，太偏重于记事和摘评佳句，写作态度也过于随便，但门户之见甚少。二、发展期，诗话大量产生，并加强了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诗优劣得失的内容，代表作品有《后山诗话》《韵语阳秋》《石林诗话》《岁寒堂诗话》《诚斋诗话》等。论辩性和理论性得到加强，单纯纪事的成分减少了，但也带有较深的门户之见了。三、成熟期，以《白石诗说》和《沧浪诗话》的出现为标志，其共同特点是能比较自觉地以美学的观点来论诗，因而所论就更深刻、更能抓住诗的本质特征①。
由于宋诗话中有理论系统和重要影响的著作并不多，加之崇唐抑宋之风的影响，所以对于宋诗话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价值的评价，向来存有异议。如元初赵文在《郭氏诗话序》中说，宋代“诗话盛而诗愈不如古”(《青山集》卷一)。明代李东阳说：“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于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怀麓堂诗话》)清人吴乔《答万季野诗问》说：“唐人精于诗，而诗话则少，宋人诗离于唐，而诗话乃多。”②这些自然是以偏概全之辞，但宋诗话庞杂零乱的毛病也是存在的。如朱光潜所说：“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练亲切，是其所长，但是它的短处是零乱琐碎，不成系统，有时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③那么，应如何评价宋代诗话呢?宋诗话除了具有资料价值、批评价值外，是否也具有理论价值?答案是肯定的。在《诗话缘起、性质及其理论贡献》一文中，蒋凡“以宋诗话为例，说明诗话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他认为：一、宋诗话中蕴涵着简明而形象的中国诗歌发展史。古代没有专门的文学史或诗歌史，而今人的文学史或诗歌发展之类的著作，在论述古典诗歌发展时，无不竞相称引宋诗话著作，或是把宋诗话的有关论述，化为精神融入己作。二、宋诗话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诗歌美学宝库，其理论贡献主要在于对诗歌艺术特征及其有关形象思维规律的探索。三、宋诗话中的中肯的艺术批评与精当的美学鉴赏，促进了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四、宋代诗话作者队伍的不断扩大，便于古典文论的普及与提高。诗歌理论的通俗化与普及化，是诗话的又一贡献①。
从文化的角度切入，考察宋诗话的社会政治印记，它与时代思潮及文化发展的关系，是诗话研究的新进展。张伯伟认为：诗话作为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形式，包容性很强，其内容虽然以诗歌为主，实际上又并不限于诗，于中可以窥见各个阶段在思想、政治、经济方面的时代折光。就宋代诗话的文化考察而言，他论述了以下三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一)宋代诗话与党争颇有关联，党争在诗话上的反映，基本上是两大系列：其一是追随王安石为首的熙宁诸公，此为“熙宁派”;另一是追随苏轼、黄庭坚为首的元祐诸公，则为“元祐派”。(二)宋人论诗往往摭拾禅家话头，以沟通诗心与禅心，以禅喻诗较为普遍。禅本来就是能参不能解的，故人言言殊，难求统一，所喻为何，难以索解。“宋人的以禅喻诗，经常是以宗风的不同来比喻诗格的差异，以立法方式的不同来比喻学诗途径的差异”。(三)诗话与刻书业的关系。宋代刊刻、流传的诗话，尤其是南宋诗话，其作者以福建籍居多，因福建为宋代刻书业发达之地，故诗话作者也比较多。刻书出版业的发达，推动了宋文化的繁荣，也是诗话得以大量涌现的一个原因②。
注释
① 参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① “前言”第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② 参见该书第55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③ 第16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① 参见该书第111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② 《清诗话》(上)第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③ 《诗论》“抗战版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① 文载《学术月刊》1992年第7期。② 参见《中国古代诗话的文化考察》,《文献》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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