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唐代文论·古文理论

隋唐五代文学的内容·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唐代文论·古文理论

以上两个方面的理论，都偏于讨论文章的形式问题。这一理论倾向实际上也是反映了当时的创作情况的。本来，先秦诸子的论文都是富于思想性的，汉代史家的文章也是注重文章的真实性的。魏晋以降，思想性和真实性在文章中的成分减轻，以至于“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①。唐代的古文家(同时也是思想家)着重恢复文章的思想性，宋代的古文家(同时也是史学家)又着重恢复文章的真实性，两次古文运动，终于使古文成为经典而正统的文体，散文也突破了实用的藩篱，成为一种不仅包含实用性，而且具有文学意味的形式。

“古文”原为经学上的名词，到了唐代，因为和今体骈文相对，乃用“古文”来专指单行散体的笔，即散文。这一名称，最早见于王通(584—617)的《中说·君道篇》：“古之文也，约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害。”“古之文”指散文，“今之文”指骈文。但“古文”不仅是一个与骈文相对的概念，同时还含有古代道统的意义，因此，人们都把“古文”一词的使用权首归于韩愈(768—824)。如曾国藩《覆许仙屏书》云：“古文者，韩退之厌弃魏晋六朝骈俪之文，而反之于六经两汉，从而名焉者也。”(《曾文正公文集》“书牍类”)韩愈自己也多次使用“古文”的概念^②。在韩愈以前，韵文和散文的区分用“文笔”的概念，从此以后，有韵无韵的篇章皆可称文，逐渐用“诗笔”或“诗文”的概念取代了“文笔”。

韩愈、柳宗元(773—819)提倡的古文运动，其中心思想是将文与道合一。这种思想，源于先秦儒家对文学的认识。所以尽管在骈文盛行的南朝时代，这一思想仍然没有绝迹，如《文心雕龙》提出的原道、征圣、宗经的观念，裴子野的《雕虫论》也批评当时的文风“摈落六艺，非止乎礼义”。而在北朝，宇文泰和苏绰不满于骈体文，提倡用《尚书》的诰命文体代替骈文。隋文帝杨坚、李谔也反对浮艳文风。到了唐代，史学家如李百药(565—648)、魏征(580—643)、姚思廉(557—637)、令狐德棻(583—666)、李延寿(598?—678?)等，都在史书的文学传或文苑传的序中抨击六朝绮靡文风。其后，陈子昂在诗歌领域中提倡古诗，对于文章的改革也是一个侧面的推动。所以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①柳宗元说：“文有二道：褒贬辞令，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怍者，梓潼陈拾遗。其后燕文贞以著述之余，攻比兴而莫能极;张曲江以比兴之隙，穷著述而不克备……文之难兼，斯亦甚矣。”^②都可以证明陈子昂的先导作用。以儒家思想作为写作基础，从而成为古文运动先驱的是萧颖士(717—760)、元结(719—772)、独孤及(725—777)、梁肃(753—793)和柳冕(?—804)。从古文运动参加者、提倡者的籍贯来看，大多出于北方。这一方面与他们所接受的北方文学传统有关，另一方面，骈文在声律上的种种限制，对于北方人来说，也同样是不容易掌握的^③。但是古文运动的真正成功，实自韩愈始。

苏轼评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④。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在文学上，一是在思想上。而这两个方面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当时文坛的状况是，文体方面拘于骈偶，内容方面多涉释、老，气格方面萎靡薄弱。韩愈“起衰”的工作，就是要在文体上恢复东汉以前的散体，内容上要恢复儒家的思想传统，气格上要恢复古文的浑灏风格。他的前驱虽然也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但多为佛教门徒，持奉的仍然是外来文化。韩愈辟佛，乃欲从根本上重振华夏文化。他建立了道统，并为宋代的新儒学奠定了基础。

韩愈的古文论，集中体现在他的《答李翊书》中：

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①

由于古文的写作是新文体的创造，所以得之艰难，故“无望其速成”;同时又不能藉以谋求功名，故“无诱于势利”。这就需要有人格上的修养，以形成持久的抗拒势利与时文的力量。下文说：

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生而已矣。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②

这一段文字来自《孟子·公孙丑上》：“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四书章句集注》第231—232页)文章的至大至刚的力量来自于平日的人格修养。修养是将道德的内化，作者之心与道德是一整体，即“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这在创作实践上，往往能够见人之所不及见，感人之所不能感，言人之所不敢言。从而提升文学的境界，开拓文学的视野。唐代古文家如柳冕说“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别是一技耳”^①。柳宗元提出“文者以明道”^②，“圣人之言，期以明道”^③。都明确表示了相近的看法。

但优秀文章的写作并不仅仅依靠人格修养，还有文学本身的修养。韩愈曾这样描述自己学文的历程：“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④而柳宗元更是提出转益多师。其《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⑤

但是“惟陈言之务去”，可以向两方面发展：一是以文辞醇厚来去除骈文的浮薄，一是以奇崛的文字造成新奇的效果。韩愈的文章中就有这两种风格并存。他的弟子李翱和皇甫湜也各得其一端。前者在晚唐影响较小，而后者主张怪奇，也使古文运动由盛转衰。皇甫湜说：“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⑥苏轼在《上欧阳内翰书》中说：“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 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①这和古文运动的理论指导也有一定的关系。宋代古文运动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和他们重新由怪奇走向简易是有关的。而唐代古文理论中关于“文”与“道”的关系，在宋代则得到了呼应和进一步阐发。

注释

① 李谔《上隋文帝书》,《隋书·李谔传》第1544页,中华书局排印本1973年版。② 例如,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彭城刘君伉喜古文,……其志在古文。”《师说》:“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与冯宿论文书》:“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其弟子李翱《韩吏部行状》云:“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① 《荐士》,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五,第5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② 《杨评事文集后序》,《柳宗元集》卷二一,第579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③ 参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六章,罗联添《论唐代古文运动》第二节,载《唐代文学论集》上册,学生书局1989年版。平田昌司《唐宋科举制度转变的方言背景》,载《吴语和闽语的比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④ 《韩文公庙碑》,郎晔选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五,第877页,香港中华书局1979年版。①② 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第99页,香港中华书局1972年版。① 《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全唐文》卷五二七。②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集》卷三四,第873页。③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柳宗元集》卷三四,第886页。④ 《答李翊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第99页。⑤ 《柳宗元集》卷三四,第873页。⑥ 《与李生第一书》,《皇甫持正文集》卷四。①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一,第7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