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刻书、藏书与文学·清代小说的出版与官府查禁·清廷对小说戏曲的查禁

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刻书、藏书与文学·清代小说的出版与官府查禁·清廷对小说戏曲的查禁

明代后期小说创作空前活跃，大量反映社会问题和农民、市民反抗的故事，往往对封建统治是一种威胁。有鉴于此，乾隆时曾有朝臣奏称：“阅坊刻《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梨园子弟，更演为戏剧;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水浒传》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①所以，官府查禁此类小说，主要是害怕人民的反抗与斗争，通过查禁达到愚昧群众、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宋元以来，戏剧成为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杂剧、传奇的演唱在清代也相当盛行，各地城市居民的主要文化娱乐活动就是戏曲，入关满族的子弟往往沉湎其中。这种情况引起朝廷的警惕，如《西厢》等戏曲，语尚风流，大乖风化，统治者以为必然败坏风俗，蛊惑人心，同样不利于统治。总之，在推崇正学，禁止邪说，以正人心、厚风俗的目标下，对于戏曲的演出和小说的印刷与流通，从京城到地方，都制定了严惩的法令。我们现代查考小说类书籍刻印情况，就可看到明代遗留的部分小说，如“三言二拍”遭查禁后，有其选本《今古奇观》的出现与流传。《水浒传》的言简事繁本、言繁事简本出版很少，而经金圣叹“腰斩”后则得以在社会上流传。但就是这种腰斩本在乾隆时也遭受查禁。

清代查禁小说戏曲以康熙时所定法令最为严酷。查禁方式首先是朝臣申奏有关禁书奏件，并指出此类书籍的危害是相当大的。其次是皇帝准许主管部门所请，定出禁书范围和禁书方式。第三则是规定禁书期限和对官员办理案件的考核等。其中，以康熙五十三年(1714)准礼部所奏而定出的惩办方法较为严酷：“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在内交与八旗都院、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①这种印者流、卖者徒、官员查管不严受罚的办法，到雍、乾等朝，有些还不断加码，使得小说类书籍的流传、戏剧类书籍的刻印遭受相当的打击，直接妨碍了文学的发展。

道光、咸丰以后，清统治江河日下，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清廷对小说戏曲的查禁更其严厉。因为他们把民众阅读小说、观看戏曲，看做是社会矛盾尖锐、社会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咸丰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朝廷和地方官吏，除镇压之对策外，就提出端风俗、正人心、维护风教、安定社会的文化政策，严禁小说戏曲就是所谓振兴圣学的重要措施。道光年间，多次查禁小说。咸丰年间，不断重申禁令。其中表现尤为积极的江浙等省地方官，就采取设局(设立禁书局)、公布禁书目录、收买(部分书籍版片)、严密查抄、限期收缴、公开焚毁等手段，希望通过这些严密的手段，查禁小说戏曲。道光二十四年(1844)，浙江巡抚、学政等协同各地知府，开始了乾隆编纂《四库全书》以后的又一次征书禁书的举动。其时，开列禁毁书目中，属明以来流传的淫书是一部分，但是也有部分属于中国小说宝库中的名作，如《红楼梦》和系列续补之作、《水浒传》等小说，《牡丹亭》等戏剧，甚至不分青红皂白禁绝福建版小说等等。到了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按丁日昌先后发出两道禁毁小说、戏曲的“通饬”，所禁书目有269种，基本依据道光时所列出书目进行办理。阿英称当时禁毁小说书籍，“并不止于淫词一类，大概有关于秘密结社，攻击贪官污吏，讲儿女私情，写淫秽行为，怪诞不经，以及所谓有关风化的全都在禁例之内”^①。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丁日昌等称设立专门机构，还要“略筹经费，俾可永远经理”。这就是说，准备长期的查禁小说、戏曲和其他民间文学作品。

我们并不是一概地反对禁书，如清代出现的部分小说戏曲作品，涉及内容淫秽、色情，通过查禁手段，遏止它们的流传，消除其影响，这是必要的。但是清代查禁小说戏曲的法令和实际操作，查禁品种的扩大化，查禁手段和惩治方式的残暴，以及因查禁书籍而株连良民、坑害无辜的扰民事实，对社会发展是一种危害，对文学著作的流传则是一种灾难。

注释

① 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① 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27—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① 阿英《小说二谈·关于清代的查禁小说》第1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