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地域文化·先秦散文与地域文化

先秦两汉文学与地域文化·先秦散文与地域文化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时代”^①，继承悠久史官传统的历史散文大量涌现，诸子百家学派林立，他们竞相以散文为武器论辩、争鸣，阐发己见，其结果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批文史哲元典性论著的诞生。同时，民族和地域在若干大国的操纵下激烈整合，并最终形成华夏族和各具个性的地域文化，中国历史的地域文化格局由此成型并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化。

文学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它对地域文化的承载具有其他载体，诸如民俗传统、经济系统、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等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创作时它可以突破作者的地域局限而展示其他地域的文化特点，成型之后它可以广泛流传被不同地域的人们所接受并施以影响。散文和诗歌是春秋战国时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也是当时地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载体之一。但散文和诗歌的发展从时空分布上来说并不平衡，把这两者的重要作家作品做一个比较，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首先，在时间上，《诗经》基本上收入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作品，即成书年代范围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尚书》的成书年代难以确考，但在《国语》《左传》以及《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典籍中已见称引，可知此书在春秋时即有流传。《春秋》既经孔子修订，一般认为应为孔子晚年之作。按“绝笔于获麟”之说，则成书当在孔子逝世的前三年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左传》的成书在战国初年，《战国策》则在战国末年秦汉之际。《论语》的成书在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的时代，约为春秋末战国初。《墨子》的成书与此类似。《老子》大约于战国前期由道家后学编整而成。《孟子》成书约在公元前372年至公元前289年之间的后期。《庄子》成书约为战国后期。《楚辞》为战国晚期之作。《韩非子》《吕氏春秋》则更在其后。由此可见，与地域文化之走向成熟相始终的是散文而非诗歌。其次，就作者与各地域文化的关系而言，散文作家大都有游历他国的经历。他们带着宏通的眼光奔走四方，或讲学或游说，有的人则在别国建功立业。他们因此领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诗歌则不然，《诗经》三百篇各有其主，亦各有其产地，主要反映的是较单一的地域特色。《楚辞》代表作家屈原则眷恋楚国，虽遭流放仍痴心不改，反映的是固守一楚之地的观念。总之，散文的勃兴足以反映春秋战国时代地域文化交融、碰撞、整合的过程。

但显而易见的是，散文在各地域的发展并不平衡。齐、秦、楚都是当时雄据一方的大国，而且历时达三四百年之久，以它们为中心形成了庞大的文化圈，而在散文中，表现最显著最充分的却是鲁文化。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述九流十家之中，儒、道、墨、法为当时“显学”。尽管这四家及其他各学派创立者和代表人物尚有若干人物的地域尚未完全确指，但这些“显学”与鲁文化的密切关系却是有目共睹的^①，则鲁文化的强势特征主要是由散文来表现和承载的。然而，历史表明，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代，鲁国充其量只是一个二等侯国。虽然它在生产关系上有过个性创新，在周朝列国中首先实行“初税亩”，人们也希望“鲁虽旧邦，其命维新”，但鲁国的整体衰落却是不可避免的。

鲁国是当时“周礼”的东方文化中心，是儒家学说的发源地，尊崇周礼、尊尊亲亲即是鲁文化的核心。具体地说，就是严格遵守周王朝规定的礼节、职官、等级制度，可以说鲁文化是周王朝秩序的典范和代言人。孔子、孟子、墨子就生活于如此环境之中，老子也深受鲁文化的浸染。

孔子是《春秋》的编订者和《论语》的中心人物，年幼之时就喜欢“陈俎豆，设礼容，揖让进退”，以模仿行礼的仪式作为游戏的节目，长大成人之后，更是孜孜不倦地学习、研究、传播周文化。子贡说他：“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 而亦何常师之有? ”(《论语·子张》)孔子也当仁不让，以继承文武道统自居：“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在鲁文化的涵养下，他一面钻研传统典籍，一面广泛地接触社会。人到中年后立私学聚徒讲学，周游列国，从而逐渐形成了自己对周礼的理解，对礼崩乐坏的现状深感不满。鲁史《春秋》本来就是鲁文化的直接产物，再经孔子编删而成编年史《春秋》，更深深打上了鲁文化的印记。

《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此中所言《春秋》之义即后儒所言“微言大义”，而这是和鲁文化遵循周制，维护周礼，褒善贬恶，坚决维护周王朝大一统的社会秩序等特质联系在一起的。

在叙事上，《春秋》“简而有法”，这方面《史记》有这样的经典表述：“是以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又：“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总之既简明扼要，又严谨有方，修辞的严密来源于、又象征着礼节的严格。此外，其语言之凝练、含蓄，历来为人所称道：一万八千余字，记录了242年的史实。这正如举止揖让，看似简单的动作，蕴涵的是深广难测的用意。“一字褒贬”就是体现这种文化精神的经典表述。如此等等皆是鲁文化的积淀所决定的。与此类似，《论语》这部孔子语录，语言也是言简意赅，含蓄隽永。《孟子》语言之晓畅似与孔子、老子语言风格相背离，其实孟子为文之气盛，亦是鲁文化“正气”一以贯之的产物。理直而气壮，鲁为正统，代道义立言，替周天子行道，是孟子为文理直的理念基础，缺少这种理念的支撑，雄辩之盛气势必会成为狡辩之诡气。

注释

① 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148—14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① 孔子、孟子都是春秋时鲁国人,墨子一说是鲁人,一说是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