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心学·心学与明代文学思潮的演进·心学家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研究

明代文学与心学·心学与明代文学思潮的演进·心学家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研究

在20世纪的上半期，还能偶尔见到对心学家尤其是王阳明文学成就的论述，但在建国后由于学科划分愈益细密，文学研究界很少再提到心学家的文学贡献。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现象正在改变。像陈献章、王阳明、王畿、王艮、焦竑等人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均已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以下选取对明代文学界影响最大的陈献章诗学与王阳明文学思想的研究状况加以介绍。

陈献章至今为止还很少被文学批评史与文学史著作所提及，一些诗歌史与诗歌理论史提到他时也是将其“性理”诗的“陈庄体”作为反面对象而论述的^①。但如果从明代学术史的角度和文学思想史的角度去看，则陈献章又是非常重要的人物。黄宗羲曾说过：“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似。”^②可知陈献章是心学的发端，而其哲学上追求的重自我适意、重主观情感、重自然真实的倾向，都与中晚明士人的取径相一致。更何况他还有丰富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诗学思想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并出版发表了一些著作与论文，如陈少明《白沙的心学与诗学》^③，认为其学宗自然与归于自得的理论是一种诗意的境界，并在诗作中表达了其旷达洒落的风韵情怀。张晶《陈献章——诗与哲学的融通》一文^④，认为陈献章“以自然为宗”的落脚点在于“自得”，而延伸到其诗学思想则是“率情而发”、“发于本真”，并认为“这种观念由作为理学家的陈献章提出，更说明了理学内部裂变的必然性与文学解放思潮的密切联系”。章继先《陈白沙诗学论稿》一书是对陈献章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的综合研究，诸如陈献章“学宗自然要归于自得”的学术思想与诗歌理论、诗歌创作的关系及白沙诗学在明代文化史上的地位等等，均在其论述之列，同时也论及了白沙诗学与老庄、禅宗的关系。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一书则从士人心态演变的角度论述白沙心学，认为“它为明代前期士人的心理疲惫提供了有效的缓解途径，它使那些被理学弄僵硬了心灵的士人寻到了恢复活力的方法，它为那些在官场被磨平了个性的士人提供了重新伸张自我的空间”^①。对陈献章研究的困难在于如何评价由邵雍开创的性理诗的问题，同时还有他与阳明心学的关系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明清两代的文人尽管对王阳明的学术褒贬不一，但是对其事功与文章大都持肯定态度，连持论甚严的四库馆臣亦对其赞曰：“守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亦自足传世也。”^②受此影响，在20世纪上半期，一般的文学史著作仍提及王阳明的诗文创作。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均将阳明思想作为明代文学的哲学背景加以论述，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中国文学史》、成复旺等《中国文学理论史》、袁震宇等《明代文学批评史》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有学者对阳明本人的文学思想及审美意识进行探讨。黄卓越认为阳明心学的出现是对弘治、正德时期前七子以形式论与情感论为核心的审美主义的“逆动”，并认为心性与良知之学“是为解脱沉重的精神危机所作的不同努力，而审美主义则于此强劲的精神蜕变中反显得不适时宜”^①。这是就心学对当时文坛之影响而言的，当然合乎实情。而左东岭则结合王阳明的诗文创作及其心学理论，探讨了王阳明的审美情趣与文学思想，认为其心学理论的“求乐”与“自得”是通向超越审美境界的关键^②。在《论王阳明的审美情趣与文学思想》(《文艺研究》1999年增刊)一文中，左东岭从王阳明的诗歌创作中归纳出其审美情趣的三种内涵：丰富饱满的情感、对自然山水的特殊爱好与瞬间感受美并将其表现出来的能力。此外，文章通过对王阳明心物关系理论的考察与对其诗歌作品的分析，指出主观心性与情感已在其理论与创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在中国古代文学发生论的感物说向性灵说的转化中起到重要作用，并深刻影响了明代中后期的本色说、童心说、性灵说、言情说等各种性灵文学理论。学界对王阳明心学理论向审美领域转换的因素与契机研究尚不充分，而这又是研究心学与文学关系的重要问题，应该引起研究者的充分关注。

注释

① 如陈书录《明代诗文的演变》第四章及周伟民《明清诗歌史论》第三章均作如是处理。② 黄宗羲《明儒学案》第78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③ 收入宗志罡编《明代思想与中国文化》第59—71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④ 收入张晶《审美之思——理的审美化存在》第418—429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① 第1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49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① 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第29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② 参见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第二章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