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汉字汉语·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汉字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是汉字到底是怎样从最原始的文字逐步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地记录汉语的文字体系的,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统一的看法。古书中有不少关于汉字起源的资料。战国晚期的文献曾流行“仓颉作书”的传说,如《吕氏春秋·君守》、《韩非子·五蠹》、《世本》等书。稍晚一些的古书更把汉字的起源描绘成很神秘的事情,如《淮南子·本经》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但是仓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又生活在什么时代,古书的说法也有好几种。把文字的创造归功于一个人,这是说不通的。宋代以后,有的学者还附会说汉字起源于八卦(郑樵《通志·六书略·论便从〈纵〉》),清末民初也有人鼓吹此说(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根据近来新的研究,相传的周易卦形中的阳爻应是由数字“一”变来的,阴爻应是由数字“∧(六)”变来的。从此可以看出,文字出自八卦之说是非常荒谬的。
1949年以后,由于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陆续发现了一些可能跟汉字起源有关的考古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指刻画或绘写在原始社会时期遗物上的各种符号以及被有些学者认为是夏代文字的一些符号。例如西安半坡遗址上发现有下列一些符号如P346一16。有人认为这些都是文字,并把P346—16中的c释为“五”,d释为“七”,e释为“十”,f释为“示”,h释为“艸”,i释为“阜”。
更像古汉字的象形符号主要见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约公元前2800~前2500)遗址中,大都刻在大口的陶尊上。象P346—17所表示的符号,有的学者认为它们是文字,并且加以考释,如唐兰释P346—17中的a为“炅”,b为它的繁体,c为“斤”,d为“戉”。由于没有掌握它们用于实际语言的证据,把它们看成文字大概是不妥的;但是可以认为这类符号对原始汉字的产生起过某种影响。
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材料是殷墟甲骨文(图72)。甲骨文记录了殷代晚期以王室为主的占卜活动,也涉及了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内容,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语言情况。从文字本身看,殷墟甲骨文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了。例如不少字已经变得不怎么象形了,有些字由于文字直行排列的需要,改变了字形原有的方向,如把“犬”写成足部腾空的像P346—19的样子,把像人躺在床上淌汗形的“疾”写成P346—20的样子。甲骨文的书写技巧已经相当成熟,不同的刻手刻出的字风格有异,表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趣味;而且从一些习字卜甲和卜骨来看,当时显然已经有了专门教导刻字的“老师”了。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殷墟甲骨文比起后代的文字还有一些比较原始的迹象,如某些表意字随语言环境而改变字形,文字的排列次序偶尔跟语序不相应等现象。
根据以上情况,有的学者推测汉字是在夏商之际(约在公元前17世纪)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的。
从殷墟甲骨文算起,汉字已经有了3000多年的历史,在这么长的时间中,汉字各方面都发生过不小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形体、结构和字数上。
汉字形体的变化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来谈,前一个阶段是古文字阶段,从殷商到秦代(公元前14世纪中叶到公元前3世纪晚期);后一个阶段是隶楷阶段,从汉代一直到现在(公元前3世纪晚期到公元20世纪)。变化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
需要指出的是,一个时代不止使用一种字体,同时并存的字体有的是时代不同的字体的共存,有的则是同一种字体的正体和俗体的不同造成的。正体是指在比较郑重的场合使用的正规字体,俗体是指日常使用的比较简便的字体。
商代使用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大都是刻在占 卜用的龟甲和兽骨上的,少数是用毛笔蘸墨或朱砂书写的。从1899年被发现一直到现在,经过私掘和公家的考古发掘,已出土的有字甲骨已经有10万多片。一块完整的甲骨,上面所刻的字有时多达80~90个。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上开始流行铸造铭文的风气,但大多比较简单,字数一般在一至五、六字之间,最多的不过40余字。
由于甲骨文和金文所书写的材料质地不同,二者的字体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应当看成是俗体和正体的差别,不能够把甲骨文看成是早于金文的一种字体。金文是铸在钟鼎彝器上的,保持着较多的毛笔的写法。甲骨文因为是用刀刻写在龟甲或兽骨上面的,当时的占 卜很频繁,虽然不少刻辞已经非常简略,但需要刻写的字仍然很多。刻字的人为了省力省时,因而改变了毛笔字的写法,如把圆形改成方块,把填空改为勾廓,把粗笔改为细笔,这可以从字形的对比中看出来(见P346—21)。
甲骨文和金文各自由于时期或用途不同,字形上也有差别。殷墟甲骨文大约经历了200多年的历史,早期和晚期的字形差别主要表现在象形程度的不同上。非常象形的字形一般出现在早期 卜辞中,晚期 卜辞中那种绘形绘色的象形字就比较少见,同时,晚期一个字的不同写法也大为减少,如“车”字在早期甲骨文中至少有十种不同的写法,到了晚期,只剩下两三种了。从总体上看,商代文字已经脱离了图画阶段,但与后代相比,其象形程度还是很高的。而且,商代文字的字形方向往往不大固定(见P346—22所示)。这种现象在周代文字里就比较少见了,秦汉以后则基本绝迹。
西周至春秋时代使用的文字主要是金文(图73)。西周是金文的极盛时期,周王朝的贵族、臣僚铸造了大量的青铜器,上面铸有很多长篇铭文,有的长达500字左右。春秋时代,铸造铜器的主要是各个诸侯国,其中也有一些是长篇铭文。
西周甲骨文也有发现。这主要指1949年后在属于周原遗址的陕西岐山、扶风发现的卜甲以及周原之外的山西洪洞县坊堆村、北京市昌平县白浮村发现的一些甲骨。这些甲骨的时代一部分属于西周前期,一部分则早到灭商之前。它们的字体与晚期的殷墟甲骨卜辞的字体非常接近。
西周初期的金文也几乎完全沿袭商代晚期的作风。到康、昭、穆诸王的时代,字形逐渐趋于整齐方正,但在其他方面变化不大。恭、懿诸王之后,变化才剧烈起来。西周金文形体演变的主要趋势是线条化、平直化。线条化指粗笔变细、方形圆形的团块为线条所代替的现象(见P346—24所示)。平直化指曲折象形的线条被拉平,不相连的线条被连成一笔等现象(见P346—25所示)。
春秋时代的金文还形成了地区的特色,但主要是在书写风格上有差别,字形构造上大体还是相似的。
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文化的普及、书写工具和材料的演进使得文字的应用越来越频繁和普遍。这引起了文字形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
由于所处地域不同,六国文字和秦国文字又有不同的特点。所谓“六国文字”,是指包括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在内的整个东方各国使用的文字。在六国文字中,俗体非常流行。这些俗体大都比较简化(见P346—26的“马”、P346—27的“侯”、P346—28的“为”)。繁化的现象也有,如地名用字往往增加“土”旁等,但所占比例很小。此外,六国文字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各国文字异形,如“市”字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写法(见P346—29)。
秦国地处宗周故地,保留了较多的西周晚期的金文的特点。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秦国文字形体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字形规整匀称程度的不断提高上。在战国时代,秦国人日常使用文字也较多地使用俗体,但只是侧重于用方折、平直的笔法改造正体。后来,秦国文字的正体演变为小篆,俗体则发展为隶书。秦统一后,进行“同文字”的工作,李斯等人在整理标准字体中出了不少力。后来人们把这种字体叫做“小篆”。东汉许慎所编著的《说文解字》是保存小篆字形最完整的书,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比较容易地认识小篆。小篆字体比它以前的古文字简单,结构也比较整齐,写法有一定的规范,同从一个偏旁的字,偏旁的写法和位置都较固定,如金文中从P346—30形旁的字,往往把它分开写成两个偏旁,彼此可以离得较远;在小篆里则统一作P346—31形,作为形旁一般放在左边。
隶书的形成时期大约在战国晚期。汉字字体发展到隶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成熟的隶书,字形跟楷书很接近,一般人都不把隶书看作古文字。所以,从小篆到隶书可以说是汉字字体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革命。
汉代主要使用的文字是隶书。西汉早期的隶书,跟秦代的隶书一样,还不像东汉中叶以后的那种八分隶书那么成熟,有人把它们叫做“古隶”。古隶有不少字的写法仍然接近于正规篆文。现代人所熟悉的隶书就是八分书体(图229)。从汉简看,八分书体大约是在宣昭时期成熟的。八分书体的特点是:字体一般呈扁方形。捺笔大都在末尾有略向上挑的笔法,较长的横画在收笔时也往往略向上挑,形成上仰的捺脚式的尾巴。先竖后横的弯笔在收笔时大都上挑,而且幅度往往比较大。撇笔在收笔时多数也略向上挑。比较篆隶字形,可以看出隶书对篆书的字形有所改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把小篆的圆笔改成直笔或折笔,如小篆的“月”字(见P346—33),隶书如P346—34的样子;②省并小篆的一部分笔画:如“无”和“襄”的写法(见P346—36、P346—35)。③省略重复的部件(见P346—37、P346—38中“晋”、“雷”的写法)。④简化偏旁的写法:在篆书里,一个字的偏旁如果能独立成字,二者在写法上一般没有明显的区别。到了隶书里面,往往把用作偏旁的那部分写得很简单,如“水”旁用在左边时作三点或三短横,“辵”旁一般写成“辶”。由于要把偏旁简化,有时候同一个偏旁因所处的位置不同,而被简化成不同的字形,如同是从P346—39形的字被简化为不同的偏旁,见P346—40所示:舆、举、丞,这就看不出它们原来都是从同一个偏旁了。⑤偏旁混同:隶书为求简便,把某些生僻的或笔画较多的偏旁,改成形状相近、笔画较少又比较常见的偏旁,如把“活”、“括”等字的声旁“昏(kuo)”改成“舌”。在篆书中从“阜”从“邑”的字划显然有别,而在隶书里,有不少都被省写成“阝”,这就混而为一了。
汉代除用隶书外,还用草书。后代人把汉代的草书称为章草(图230)。章草是在西汉晚期形成的。章草比隶书字形更简单,隶书中的字形往往被省去一部分,如“時”写作时,省去“寺”旁的上部。而且,不少本来有明显区别的偏旁,也被混同起来,如章草里“孑”就能代表系旁、另旁等等。
魏晋时代,章草逐渐演变为今草。章草每个字是独立分开的,而今草则字与字可以相连。对于今草的正式形成,王羲之大概起了很大作用。传世有不少王羲之的今草(图231)。今草写起来流利方便,但不很容易辨认。所以使用今草的人范围很窄,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唐代以后还出现所谓狂草,一般人更是难以辨认,徒然成了文人们的一种欣赏品。
东汉晚期出现了行书,就是那种介乎今草和楷书之间的字体(图232)。行书没有严格的书写规则。写得规矩一点,接近楷书的,称为真行或行楷。写得草一点,草书味道比较浓厚的,称为行草。行书书写起来比较快,又不像草书那样难于辨认,因此实用价值较高。可以说,现在一般人日常生活中所写的字,多半是接近行书的。
楷书是在汉魏之际形成的。钟繇和王氏父子(王羲之、王献之)的楷书在当时是很出名的。进入南北朝以后,楷书成了主要的字体。不过在南北朝时,当时的楷书因为是刚从八分书体的俗体演变而来,当它刻在碑刻中时,往往还有模仿八分的意味,后人把它称作魏碑体。楷书的真正成熟是在唐代。其后,汉字的形体就没有太大的改变了。
以上我们按照时代的顺序,简单地介绍了汉字形体的一些变化。汉字发展过程中,除了形体的变化以外,它的结构也发生过一些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指以下三个方面:①形声字的比重逐渐增多:就甲骨文里已经认识的那部分字来说,形声字还是少于表意字的(参看李孝定《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上篇〉》“甲骨文的六书分析”节,台北史语所集刊45本〈1974〉374~380页)。可能在春秋时代,形声字的数量已经超过表意字了。东汉所编的《说文》,共收9 353个小篆,其中形声字一般认为占80%以上。南宋郑樵在《通志·六书略》里对2.3万多个汉字的结构作过研究,据他统计,形声字占90%以上。现代常用字里,形声字的比重不会那么高,有人根据教育部1952年公布的常用字表的2 000个字作过统计,算出形声字约占74%。形声字之所以会越来越增多,主要是它既有音符又有意符,在记录汉语这种单音节语素占优势的语言的文字中,这是最适用的一种文字结构。②汉字所使用的意符从以形符为主变为以义符为主:形符指那些象形符号,它们是通过自己的形象来起表意作用;义符指依靠本身的字义来表意的偏旁。在春秋战国以前,文字的象形程度较高,表意字绝大部分是用形符造的。随着汉字象形程度的降低,破坏了绝大部分形符的表意作用,造表意字的方法逐渐变成了以用义符为主了。③记号字、半记号字逐渐增多:汉字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到了隶楷阶段,由于字形象形程度的降低和简化、讹变等原因,有些表意字和形声字所用的意符或音符丧失了表意或表音作用,变成了记号。这样整个字也就成了记号字或半记号字。
汉字的总的字数是不断增加的。上面说到过的东汉时的《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字典,收字9 353个(不包括重文)。南北朝时梁代顾野王在公元6世纪编写的《玉篇》收16 917字。11世纪宋真宗所编的《广韵》收26 194字。14世纪明洪武年间编写的《洪武正韵》有32 200多字。18世纪清康熙年间编的《康熙字典》收47 043字。20世纪60年代所编的《中文大辞典》收49 888字,加上补遗共49 905字。近年出版的《汉语大字典》收5.6万多字。但是,字典里所收的字包括了不少异体、讹体,还有不少早已死亡或极为生僻的字。一般来说,各代常用的汉字在4 000~5 000左右。据统计,现代人掌握了3 800个汉字,就能阅读一般书刊内容的99. 9%左右。掌握了5 200字,能阅读99. 99%。
汉字用来记录汉语,到现在已有3 000年以上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少仁人志士批评汉字的缺点,提出过不少改革汉字的方案。1949年以后,政府也非常重视文字改革工作。50年代就开始进行简化汉字的工作。196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出版《简化字总表》,共收简化字2 238个(因“签”、“须”两字重见,实际为2 236字。1986年重新公布《简化字总表》,又删去“迭”、“象”两字)。曾有一段时期内,有人主张要大力简化汉字。但是,过分地简化汉字,使不少表意字或形声字变成记号字或半记号字,无疑会增加学习使用汉字的负担。人们已经取得一致的意见,对汉字的简化应当持谨慎态度,使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利于社会应用。
汉字拼音化问题一直也有争论。汉语古典文献浩如烟海,而且汉语方言差别大。今天能够看懂古人所写的书,不同方言区的人也能用汉字互相交流思想,这都反映了汉字具有超越时空的特点。有的人批评汉字难认、难写、难于机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据近年来有的心理学家研究,儿童学习汉字似乎比学习拼音文学还容易些,至少不比学习拼音文字困难。汉字的电脑输入,近年也取得突破,有的专家认为,汉字输入电脑要比拼音文字输入来得快,更容易机械化处理。不管怎样,由于汉语里迄今为止是单音节语素占优势,而且新词大都由已有的语素合成,所以作为语素文字或语素音节文字的汉字,是跟汉字基本相适合的。今后主要的工作是对汉字进行合理的整理和研究,不能过分地简化汉字,也不可能急于向拼音文字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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