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国佛教·历史源流

传统文化·中国佛教·历史源流

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具体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古代文献中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就有八种之多，一般以汉明帝永平(58～75)年间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当时中国流行黄老方术，佛教也被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而来自西域的传教僧侣也以中国传统思想解释佛教，比如用道家守一的修行方法解释佛教的静坐观心的禅定方法。有些僧人还掌握某种方术，并以此来扩大佛教的影响。佛教依附于盛行的黄老方术，得到一些上层人士的信奉。汉代的佛教传播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并波及彭城(今江苏徐州市)等地。传教僧人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为代表。安世高(约2世纪)，西域安息国人，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到洛阳。他是汉译佛经的创始人，他翻译的佛经集中在小乘佛教的禅数学方面，译风偏质，注重直译，共译出《阴持入经》、《安般守意经》等佛教经典。支娄迦谶(约2世纪)，西域月支国人，汉桓帝末年(167年之前)到洛阳，传播大乘佛教般若学，译风偏文，注重意译，所译《道行般若经》对以后的佛教理论发展影响较大。

魏晋时期，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三国时，更多的印度和西域僧人到中国内地译经传教，中国僧人也开始前往西域和印度寻求佛教经典，带回翻译，所译经典涉及大小乘经、律两部分。两晋时期译籍范围更加广大，法显(?～约422)西行印度，取回许多戒律和其他经典原本并加以翻译。道安(312，一说314～385)第一次在由政府组织的译场中译经，他把翻译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原则，要求译经家按照中国语言习惯翻译佛经经意并提高译经水平。四部《阿含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也在这一时期译出。当时成就最突出的译经僧当推鸠摩罗什。鸠摩罗什(343～413)，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后秦弘始三年(401)到长安，组织僧团，设立国家译场，从事译经。罗什所译主要是印度龙树(约3世纪)一系的大乘空宗学说，其译风以达意为原则，在尊重原意的基础上，尽量使梵语与汉语完美结合，后人给其译文质量以很高的评价。他所翻译的经典主要有《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阿弥陀经》、《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成实论》和《十诵律》等，其中许多成为后来中国佛教派别所研究和尊奉的经典依据。当时译经事业的发展为佛教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魏晋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是玄学。玄学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学经典，融会儒、道，它具有高度抽象的思辨形式，注重研究现象和本体的关系，而佛教般若学恰恰具有和玄学相近似的特征，于是般若学说依附玄学而流行开来。般若学思想渊源于印度大乘空宗，大乘空宗以非有非无的双非方法论证世界的虚幻不实。但当时中国流行的般若学说并没有完全按照印度佛教的原有模式去理解和解释般若经义，而是按照玄学的观点去理解和阐释《般若经》。玄学关于世界万物本体问题的看法主要有三种观点，即贵无论、崇有论和独化论，般若学也依据这三种观点理解《般若经》中“空”的意义，形成“六家七宗”，即道安的本无宗、支道林(314～366)的即色宗、于法开的识含宗、道壹的幻化宗、支敏度的心无宗和于道邃的缘会宗，加上本无宗的分派即竺法琛、竺法汰的本无异宗，共为7家。一般以本无宗、心无宗和即色宗三家最能概括七家的观点。本无宗主张无或空是世界的本体，无在万物变化之前，空为万物的开始。本无不是从无生有，而是一切事物本性空寂，所以称本无。这一派侧重于说明本体的无。心无宗主张使心虚静，不对事物起执着之心，事物是真实的存在。它侧重于说明现象的有。即色宗主张“色即是空，色复异空”，认为事物由众缘和会而生起，没有自性，本性空寂，同时事物又有虚假的存在，并非空无。这一派侧重于说明本体和现象的相互联系。

僧肇纠正了六家七宗对般若学说的曲解，比较全面、准确地阐述了佛教般若学理论，从而使佛教义学开始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僧肇(384～414)，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少年时以抄书为业，因此而阅读了大量典籍，尤其喜欢老、庄之学。后来阅读了《维摩诘经》而信仰佛教，出家修行，拜罗什为师，是罗什弟子中最早和最有影响的一位。著有《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和《涅槃无名论》。其中《不真空论》破斥本无、心无和即色三宗，说明空的意义即不真空，万物本性空寂，虚假不真，是为非有;但万物已经形成，假象还在，是为非无。《物不迁论》以求静于动、静不离动的即动即静论来证明不真空义的体用一如论。《般若无知论》强调有所知就有所不知，无知才能无所不知，才能认识真谛。

慧远是当时另一个重要的佛学家。慧远(334～416)，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13岁开始学习儒家典籍和老、庄之学，21岁时从道安出家，继承并弘扬道安的般若学思想。后在庐山定居，组织僧团。他曾与罗什通信讨论佛学，又作《沙门不敬王者论》，反对出家僧人礼敬帝王，使政府要沙门敬王的诏令未能实行。他在东晋元兴元年(402)率领僧众123人在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缔结莲社，希望升入西方净土世界，为中国弥陀净土信仰之滥觞。他还著有《三报论》、《明报应论》、《法性论》等多部论著。提出了法性本体论，认为法性是宇宙万物的绝对真实的体性，同时也是修行成道后的涅槃境界。主张形尽神不灭，以神不灭论作为报应论的基础。又把报应分为现报、生报和后报，称为三报。现报为现世受报，生报为下世受报，后报为在长期的轮回中受报。

魏晋时期，佛教的发展受到统治集团的支持。当时不少封建统治者不仅支持译经，还组织国家译场，并与高僧保持良好的关系。孙权(182～252)专为康僧会(? ～280)建造建初寺，道安实际上成为苻坚(338～385)的政治顾问，鸠摩罗什则受到后凉政权和后秦政权的敬重。慧远也与王公贵族保持着广泛的联系。佛教在统治集团的支持下得以顺利发展。据传西晋时洛阳和长安两地的寺院共有180多所，僧尼3 700余人，而佛图澄(232～348)在后赵所建的佛寺就有893所。东晋时代也热衷于造寺。与此同时，佛教音乐、绘画、造像都得到发展，特别是综合建筑、雕塑、绘画为一体的石窟艺术开始兴起，著名的莫高窟即于建元二年(366)开始修建。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新体裁也在中国文学园地中出现。

南北朝时期，佛教从两个方向发展，南朝侧重于佛教理论，北朝侧重于佛教实践。南朝各代统治者都崇信并支持佛教，尤以梁武帝(502～549在位)最为突出。他原来信奉老子，天监三年(504)下诏皈依佛教，并称佛教为正道，儒、道两教为邪道。实际上他主张三教一致，而且从不同方面利用三教。他在宗教信仰领域抬高了佛教的地位，大力提倡和支持佛教。他给著名的义学僧侣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并请他们讲经说法，撰写论著。他敕建许多佛寺，著名的有智度寺、解脱寺、同泰寺等11处。又广造佛像，著名的有同泰寺的十方金铜像和十方银像等。又令僧人译编佛典，并亲自撰写佛学论著，向僧俗讲经。他还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由政府以一亿万钱奉赎回宫中，这实际上充实了佛教的寺院经济。南朝的佛教在梁朝时达到极盛，计有寺院2 846所，僧尼82 700余人。而宋代有寺院1 913所，僧尼36 000人。陈代有寺院1 232所，僧尼32 000人。

北朝统治阶级对佛教则有废有兴。北魏的开国皇帝道武帝(386～409在位)及其继任都重视佛教。到太武帝(424～452在位)时下令毁灭佛教，为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灭法之始。北魏文成帝(452～466在位)时又复兴佛教，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各地寺庙达到6 478所，僧尼77 258人，北魏末年，仅洛阳 一地就有寺庙1 376所。北周时期武帝(561～578在位)再次推行灭佛政策，毁坏寺塔，焚烧经典，令僧尼还俗。朝廷的灭佛措施反映了世俗地主和僧侣地主矛盾的激化，但每次灭佛之后，随之而来的总是佛教的再度振兴。

这一阶段的译经事业继续得到发展，译经范围涉及大乘各种经典，包括净土经典和密宗早期经典，小乘经、律、论三典，佛教逻辑学和印度佛教史料等。南朝译出的重要经典有《大方广华严经》60卷、《达摩多罗禅经》2卷、《大般泥洹经》10卷、《胜鬘经》1卷、《楞伽经》4卷、《杂阿含经》50卷。著名的译师为真谛(499～569)，他是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重点译出了瑜伽行派的论著，据说《大乘起信论》也是真谛所译。北朝译经以菩提流支(生卒年不详)为首，组成译经集团，翻译的主要内容是瑜伽行派的经论，给佛教义学不发达的北朝提供了许多资料，但大多数没有发生理论影响，唯一发挥作用的是《十地经论》。昙无谶(385～433)在北凉玄始十年(421)翻译的《大般涅槃经》40卷首先流传到北朝，传入南朝后对南方佛教义学影响极大。

这一阶段的重要的佛学家当推竺道生。道生(355～434)，俗姓魏，钜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寓居彭城。从竺法汰(320～387)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出家，随师姓竺。15岁开始讲经，受具足戒后已经很有名气了。晋安帝隆安(397～401)年中到庐山修行7年。隆安五年(401)，鸠摩罗什到达长安传法译经，道生慕名北上受学，成为著名弟子之一。义熙五年(409)又回建康。不久，法显与人合译出《大般泥洹经》6卷，经中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但一阐提人即没有善根的人除外。道生经过研究，首先提出一阐提人也能成佛的观点，被佛教界视为邪说，受到开除教籍的处分，到苏州虎丘山，南朝宋元嘉七年(430)西行至庐山。不久，昙无谶的凉译本《涅槃经》传到建康，经中果然说一阐提人也有佛性，僧众极为佩服道生。在佛性论的基础上，道生又提出顿悟论，反对魏晋般若学者关于在七位顿悟(即在成佛的十个修行阶段中只在第七阶段顿悟)的观点，主张真理不可能分为不同的部分，觉悟只能不分阶段地一次完成。他还提出法身无色、佛无净土和善不受报等理论。以道生为首倡，涅槃佛性论和顿悟论曾盛极一时，影响深远。

随着这一时期佛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各种佛教学派陆续兴起。当时最重要的佛教学派有涅槃学派、成实学派、三论学派、地论学派、摄论学派、毗昙学派、俱舍学派等。

涅槃学派因研习和弘传《大槃涅槃经》而得名。《大槃涅槃经》以常、乐、我、净为涅槃的四种品德，强调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南方的涅槃师以道生和慧观(383～453)为两大系，北方的涅槃学者则以慧嵩、道朗等为先驱。当时对于涅槃佛性的解释达11种之多。他们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正因佛性，即成佛的内在依据? 佛性是本有(即本来就有)还是当有(即将来必当成佛)?这一学派还首次提出判教说。

成实学派因研习和弘传《成实论》而得名。《成实论》的“实”指四谛，成实即成立四谛的道理。这一学派以四谛论组织教义，主要强调我空，兼论法空。成实师分为寿春系和彭城系两大系统，南方寿春系以僧导为代表，北方彭城系以僧嵩为代表。

三论学派因研习和弘传《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而得名。《中论》论述缘起性空和八不中道的中观学说;《百论》说明世界万物“毕竟空”的道理;《十二门论》也说明万物性空之理。梁代以前的三论学派称为“关河三论学”，指罗什之后在研习三论的同时，又研习《般苦》和《成实》等经论的综合性风格。自梁代僧朗在摄山(今南京栖霞山)开创“摄山三论学派”，主要研究二谛论和中道观。

地论学派因研习和弘传《十地经论》而得名。《十地经论》阐述了菩萨修行的十个阶段、阿黎耶识缘起等内容。地论师分为南道系和北道系，南道系以慧光为代表，他的弟子中以法上(495～580)为上首。北道系以道宠为代表。南道系主张八识说和佛性本有(现常)，北道系主张有第七识即阿摩罗识，强调佛性当有(当常)。

摄论学派因研习和弘传《摄大乘论》而得名。《摄大乘论》主要宣传唯识观。由真谛首倡，其下以智恺、法泰、曹毗、道尼四人为最著，其主要观点是以第八阿梨耶识为妄识，而又立第九阿摩罗识作为纯净之识，认为阿摩罗识亦指佛性，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毗昙学派因研习和弘传阿毗昙理论而得名。阿毗昙指佛教的各种论说，作为毗昙学派研究的只限于小乘佛教的各种论。南朝的毗昙师以梁代慧集(456～515)为最著名，北朝则以道安为重视毗昙学的第一人，最著名者为慧嵩。他们主要讨论我空法有的理论。

俱舍学派因研习和弘传《俱舍论》而得名。《俱舍论》主张一切法为有，三世中的法都是有。俱舍师分两阶段，真谛译出《俱舍释论》后，由弟子慧恺等弘传，为第一阶段。唐代玄奘又重译《俱舍论》，其弟子从事传习，为第二阶段。这一学派主张现在世的法是有，过去世的法为无，而与《俱舍论》有异。

北朝还流行净土学派、楞伽学派。但北朝佛教的特点是侧重实践，特别是禅观，除楞伽系的禅师外，北朝还有许多重要禅师，尤其是僧稠比较突出。僧稠(479～560)，俗姓孙，昌黎(治所在今辽宁义县)人，28岁出家，后投少林寺跋陀禅师，受北齐皇室厚遇。他的禅法主要是以四念处实行禁欲，流行面很广。

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僧尼的增多，各级政府便从僧人中选任僧官，协助政府管理僧务。一般认为后秦最早设僧官。南朝僧制沿袭后秦，设僧正、悦众、僧录等职，以僧正为最高僧官，地方设寺主掌管一寺事务。北朝各代，北魏设监福曹为最高佛教管理机构，后改为昭玄寺，北朝其他各代大致也都如此。以沙门统为最高僧官，其副职为都维那。地方上设维那、上座、寺主等职。与此同时，寺院经济有了发展，寺院拥有土地，这些土地多为皇帝、贵族和地主捐赠。梁武帝建大爱敬寺时，一次赐给良田80多顷。寺院开设当铺性质的“质库”赢利，同时还受信徒施舍钱财，收入很可观。北朝还设置了僧祇户和佛图户，僧祇户是寺院的佃户，佛图户是寺院奴隶，来自罪犯和官奴。

南北朝佛教文学、绘画、寺塔、造像等继续发展。佛教文学分为诗和文两部分，佛教诗人以谢灵运最为突出，擅长佛教文论的有宗炳、颜延之、沈约等，许多人是诗文兼优。南朝的佛画作家以张僧繇为最，北朝则以曹仲达为最，后世称其作品风格为“曹衣出水”。寺塔建筑艺术达到了很高水平，南朝以梁武帝所造为最多最华丽，北朝所造也极为壮观。石窟造像艺术则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贡献。南朝只在摄山开凿石窟，北朝则极盛此风，北魏开凿有云冈、龙门(图25、图26)和天水麦积山等著名石窟。北齐有天龙山和响堂山等石窟，并刻有石经。

隋唐佛教是中国佛教发展的繁荣鼎盛期，其标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的相继产生，而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则在思想上和经济上为隋唐佛教的繁荣创造了条件。隋唐佛教首先得到朝廷的支持。隋文帝(581～604在位)在当政伊始就改变了北周武帝的灭佛政策，扶植佛教，度僧建寺，造像写经，他在100多个州立舍利塔，度僧23万，建寺3 000多所，写经46藏，造像10. 6万多尊。他还设昭玄寺为中央佛教管理机构，并立昭玄大统、昭玄统、昭玄都等僧官，各州设统都、沙门都、断事、僧正等地方僧官。他还将全国各派佛教学者集中在长安等地进行学术交流。隋炀帝(605～618在位)采取扶植和保护佛教的政策，在各地建造寺院，支持译经。也曾设立无遮大会，即贤圣道俗平等无遮，共施财物佛法的法会。据传他在位期间共度僧尼16 200人，铸刻新佛像3 850尊。

唐代帝王自称是老子后代，尊重道教，实际上三教并重，以道教同佛教抗衡，又以儒教约束佛、道两教。唐高祖(618～626在位)早年就信佛教，执政后就立寺造像。他曾诏令三教次序为老子、孔子、释迦，后因太史令傅奕疏请而下诏沙汰僧尼，但未能实行。唐太宗(627～649在位)本人不信佛，但仍然奖挹佛法，既尊重佛教，又抬高道教。他在每处旧战场都立有寺院。他还设立译场，支持玄奘(600～664)等人译经。武则天(624～705)诏令佛教在道教之前。他组织翻译80卷本的《华严经》，聚敛钱财铸造大佛像。唐玄宗(712～755在位)恢复三教并用。唐朝的寺院和僧尼数量，唐太宗时全国有寺3 716所，唐玄宗时有寺5 358所、僧尼126 000多人。唐朝的僧官制度，唐初以鸿胪寺为最高佛教机构，武则天时改为礼部的祠部统管佛事，设郎中、员外郎二位僧官。每寺设上座、寺主、都维那三纲各一人。贞元四年(788)又设左、右街大功德使掌管全国佛事。唐代实行度牒制度，由祠部发给合法僧侣身份证明书，称为牒，凭此可以免除徭役。唐代寺院经济十分发达，唐均田制规定僧人道士每人给田30亩，女尼女冠20亩，百人以上寺观可拥有常住田10顷，50人以上则7顷。实际上寺院占有大量田产，武则天时，全国公私田宅多为僧占。后来均田制破坏，(图27)寺院更是扩充庄田。另外还放高利贷牟利。这样在经济上与世俗地主利益的矛盾加深。到唐武宗(841～846在位)时，终于下令毁佛，称会昌法难，使佛教发展大受打击。后来五代的周世宗(954～958在位)也诏令毁佛。

佛教宗派在隋代和唐代前期纷纷建立，隋朝时三论宗和天台宗创立，唐太宗时法相宗和净土宗创立，唐高宗(650～683在位)时律宗创立，武则天时华严宗和禅宗创立，唐玄宗时，密宗创立。禅宗在唐中叶后又出现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五派。各佛教宗派又先后传入朝鲜、日本等地。

隋唐佛教艺术也发展到了顶峰，集中体现在石窟艺术上。隋开皇九年(589)在河南安阳开凿的那罗延窟最为著名，云冈、龙门、响堂山、天龙山和敦煌石窟则继续开凿。唐代扩造龙门石窟，其中的奉先寺为龙门最大的石窟，窟中凿刻有卢舍那大佛，是造像艺术的代表作。同时又在其他各处继续建窟。在敦煌壁画中画有许多经变图画。在文学方面，由于俗讲即俗人的讲经活动的流行，变文的创作极为普及。变文是对描绘极乐和地狱的各种情景的变相图所作的说明，用通俗文字写成，为说唱文学的鼻祖。

宋明时期是中国佛教的逐渐衰落时期，其标志是佛教内部失去了创造力。隋唐佛教宗派大都以寺院为理论和传教中心，这同时也造成了它的封闭性，使僧众信仰和民众信仰之间产生隔阂，佛教本身在这一时期已基本上失去了理论创造的活力，经过会昌法难后，除了适合于民众信仰的净土宗和适合于士大夫口味并强调自耕自食的禅宗之外，其余诸宗均告衰落，而净土和禅宗之间也逐渐合流。

宋代一反后周的反佛政策而适当地保护佛教，寺院数量增加，寺院拥有土地，免除赋税徭役。宋初派遣157个僧人去印度求法，自太平兴国(976～983)初设立译经院，建立了完备的译经组织，译出以密典为主的大批经典，但并未对佛教义学发生多大影响。宋代开刻大藏经，(图28)共有官私五种版本，即蜀版《开宝藏》、东禅版《崇宁藏》、开元版《毗卢藏》、思溪版《圆觉藏》和延圣版《碛砂藏》。宋代以禅宗和净土宗最为流行，禅宗以临济宗和曹洞宗两派盛行。云门宗只在北宋流行。一批禅宗史书如《景德传灯录》和《五灯会元》，禅宗语录如《古尊宿语录》相继编纂完成。净土宗提倡念佛。其他如律宗、华严、天台等宗的理论也在宋代流行，而他们的修行方法则结合了念佛禅法。宋代反佛势力也很大，佛教以儒佛调和论来替自己辩护。理学吸收华严、禅宗的思想成果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后，标志了佛教地位的降低。宋代盛行的口语体禅宗语录对文学有很大影响，宋代佛教塑像和绘画都以写实见长，主要石刻则有四川大足宝顶山摩崖造像。

辽代佛教流行华严宗、密教和净土宗。寺院经济特别发达。刻印《契丹藏》或《辽藏》大藏经，在刻自隋末唐初的房山石经上又凿刻了一些重要经典。金代受北宋影响则以禅宗最为流行，金刻大藏经为《赵城藏》，1934年在山西赵城广胜寺被发现。元代佛教也很发达，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国就有寺院24 318所，僧尼21 300多人，还不算私度的僧尼数。寺院经济发展很畸形，寺院除拥有大量土地外，还从事商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甚至开采矿藏。元代刻印的大藏经有《普宁藏》、《弘法藏》和《元代官刻本大藏经》。流行西藏密教和汉地禅宗。密教中重要人物首推帝师帕思巴(1239～1280)。元代佛教造像因采用藏密造像风格而称为梵式，传统的汉地风格则称为汉式。

明代改变了元朝尊奉西藏密教的政策，改奉汉地佛教，但自明初就限制和整顿佛教。朱元璋(1328～1398)令全国寺院分禅、讲、律三类，不得混杂，制定僧人服色区别。官方每三年发一次度牒，仿宋制设立僧官，并限制寺院经济发展，流行的是禅宗临济、曹洞两系，净土宗则是各宗的共同信仰，居士佛教也很盛行。明初高僧有楚石楚琦(1296～1370)，明中叶有曹洞禅师无明慧经(1548～1618)，临济禅师笑岩德宝(1512～1581)等，明末有莲池祩宏(1535～1615)、紫柏真可(1543～1603)、憨山德清(1546～1623)和藕益智旭(1599～1655)四大高僧，主张三教会通，禅教合一和禅净合一，祩宏和智旭还分别被尊为净土宗第八祖和第九祖。明代编纂了一批重要的禅宗著作，如《指月录》、《禅林宝训》、《禅宗正脉》、《教外别传》和《居士分灯录》等，又曾先后五次刻印大藏经，即《洪武南藏》、《永乐南藏》(图29)《永乐北藏》、《武林藏》、《万历藏》(图30)(《嘉兴藏》)。明代佛教的对外文化交流也很活跃。

清代帝室尊西藏密教，也尊奉汉地佛教，但采取限制佛教政策，僧尼人数直到乾隆四年(1739)后才有所增加。清世祖(1644～1661在位)一生好佛，与清初高僧多有交往，曾有逃禅的想法。清世宗(1723～1735在位)自称“圆明居士”，编写了《御选语录》19卷，他的禅学主张禅净一致。清初流行禅宗和净土宗，禅宗内部发生争论，世称“清初僧净”，受到清世宗的直接干预。清中叶后净土宗几乎一统天下，居士佛教也盛行不衰。著名居士杨文会(1837～1911)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对清末佛教文化的复兴起了很大作用，清代刻有汉文大藏经《龙藏》。清代的佛教诗、画很盛兴，有许多著名的画僧和诗僧。

近世佛教以佛学研究为中心，许多人试图通过佛学研究而复兴佛教，并设立佛教教育研究机构，如太虚(1889～1947)的武昌佛学院，欧阳竟无(1871～1944)的南京内学院等，还成立了一些佛教研究团体。这一时期的佛教研究结合近代思想方法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民众佛教信仰则和道教及一般民间信仰混合在一起了。刻有《频伽藏》和《普慧藏》大藏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