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蜀道难》主题之争
关于李白《蜀道难》的主题，有不同的说法。一、忧虑房琯与杜甫安危。《新唐书·严武传》据《云溪友议》之说，谓：“武在蜀放肆。”“房琯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作《蜀道难》者，乃为房与杜危之也。”二、讽刺章仇兼琼。《洪驹父诗话》：“按白本传，天宝初因吴筠被召亦至长安，时往见贺知章，则与严武帅蜀岁月悬远。尝见李集一本，于《蜀道难》题下注：‘讽章仇兼琼也。’考其年月近之矣，谓危房、杜者非也。《新唐书》第弗深考耳。”三、劝阻玄宗幸蜀。萧贇谓：“天宝初，天下乂安，四郊无警，剑阁乃长安入蜀之道，太白乃拳拳然欲严剑阁之守，不知将何所拒乎?以此知其不为章仇兼琼也。尝以全篇诗意与唐史参考之，盖太白初闻禄山乱华、天子幸蜀时作也。”“太白深幸蜀之非计，欲言则不在其位，不言则爱君忧国之情，不能自已，故作诗以达意也。”(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引)四、借乐府旧题咏蜀。胡震亨谓：“此诗说者不一，有谓为严武镇蜀放恣，危房琯、杜甫而作者，出范摅《云溪友议》，新史所采也。有谓为章仇兼琼作者，沈存中、洪驹父驳前说而为之说者也。有谓讽玄宗幸蜀之非者，萧士赟注语也。兼琼在蜀，无据险跋扈之迹可当斯语。而严武出镇在至德后，玄宗幸蜀在天宝末，与此诗见赏贺监，在天宝初者，年岁亦皆不合。则此数说似并属揣摩。愚谓《蜀道难》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陈间拟者不乏，讵必尽有为而作。白蜀人，自为蜀咏耳。言其险，更著其戒，如云‘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风人之义远矣。必求一时一人之事以实之，不几失之凿乎?”(同上)顾炎武《日知录》之说同此：“《严武传》：李白作《蜀道难》者，乃为房、杜危之也。此宋人穿凿之论。其说又见《韦皋传》。”“李白《蜀道难》之作，当在开元、天宝间，时人共言锦城之乐，而不知畏途之险，异地之虞。即事成篇，别无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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