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中国古代小说代表作品·明清小说·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人们一般都认为，世界上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成就很高，浪漫主义成就也很高。而世界上的小说创作，却以现实主义成就为最高，浪漫主义为其次。然而，我国著名的古典小说《西游记》、《聊斋志异》等，都是世界浪漫主义小说创作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清代乾隆年间(即十八世纪中叶)出现的吴敬梓《儒林外史》，即是我国讽刺文学的高峰，也是世界文库中现实主义文学的巨著，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探索。对于这部巨著的伟大意义，在认识上，过去学术界还不很一致，这些年来，经过不断论争，似乎正趋向统一。
《儒林外史》成书过程及其作用
一、作者生平与创作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晚年移居南京后，自称秦淮寓客，后来又号文木老人。他出身“科举世家”，是安徽全椒的“名门望族”。曾祖吴国对，是顺治时的探花;祖父吴旦，做过州同知;伯叔祖吴晟、吴昺，一个是进士，一个是榜眼，当时均甚有文名。父亲吴霖起，开始家道衰落。他原是康熙二十五年的“拔贡”，做过县教谕，是一个“重节操，淡功名”的正直知识分子。吴敬梓十三岁丧母，十四岁随父至江苏赣榆任所。这时，他“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已开始显露文学才华。二十三岁吴敬梓中了秀才，也是在这年父亲由于丢官返里，抑郁成疾而亡的。父亲的思想品格和生活遭际，对吴敬梓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此，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吴敬梓在中了秀才之后，二十九岁时又去滁州参加科试与乡试，但通过了科试，乡试却未录取，而一些不学无术之徒却高中了。这种不合理现象，使他很愤懑。当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举荐他赴京应“博学鸿词”科廷试。但这时的他，已失去“赶考”的兴趣，以病推辞，从此再没去应考了。《儒林外史》这部巨著，大约就在这一年开始了写作。
吴敬梓出身于败落世家，从小“不习治生”，慷慨好施，常常“倾酒歌欢呼，穷日夜”，用钱如水，不上十年功夫，竟将父祖“二万余金”的产业荡尽了，开始了贫困潦倒的生涯。从此他在“乡里传为子弟戒”(吴词《减字木兰花》)，被族人视为“吴家败类”。但是，吴敬梓却认为自己有理想、有主见，不与世沉浮，坚持打造一种高洁奇伟的品德。自从三十三岁那年的二月，移家南京秦淮河畔白板桥西客居之后，过着“拨寒炉之夜灰，向屠门而嚼肉”的贫困生活。但是，为了倡捐修复先贤吴泰伯祠，吴敬梓却卖掉了最后一点财产，即全椒的老宅。此后，他专靠卖文所得和亲友周济过活了。有时不得不以旧书换米度日;有时也难免“囊无一钱守，腹作干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这时的“书香门第”子孙吴敬梓，甚至连一件完整的粗布短衣也没有(见程晋芳《寄怀严东有》和《怀人诗》)。有一天，有个亲眷程丽山，命子携米三斗、钱二千往望吴敬梓，这时他已两天无物下肚了。南京冬日极冷，怎么办?敬梓御寒之法是：约五六友人“乘月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到天亮时，才“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他并未向贫寒低头，相反，生活得更加坚强。其实，只要他稍作“低下头，弯一弯腰”，情况即可改观。那时，吴家先世“门生故吏既半天下”，“姻戚故旧，官中外者”，也“以千百计”，并且，过去吴家在经济上都周济过他们。但吴敬梓却“夷然不以屑意”，始终不愿去攀附，只是“闭门课子”，专注学问，勤奋写作。到后来，他终于成为“其学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的文章老手(见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及钱静方《小说丛考》)。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巨制《儒林外史》，就是在这种极端困境中完成的。
五十四岁时的一个冬天，吴敬梓于扬州做客，住在族人处，同好友王友曾一起“纵谈古今”，饮酒销寒。不料，睡后突患痰涌，竟不治而殁，享年五十有四。死后，身边只有几文当了衣服的小钱，全靠友人置棺收殓，归葬于南京清凉山下(一说，凤台门之花田)。一位名闻遐迩的杰出作家吴敬梓，就在这样艰难困厄中，结束了自己孤峭凌厉的一生。
吴敬梓在创作上，原来经、史、诗、词和文章等各个方面都有著述，可惜没有全部流传下来。除一部《儒林外史》之外，其他作品现存状况是：
《文木山房诗文集》，原有十二卷，现仅存四卷，只留下：赋4篇、诗131首、词47阕。这些均为四十岁以前作品。解放后又发现了26首诗词。
经学研究成果《诗说》，原有七卷(晚年作品)，在乾嘉年代还有很多人看到过，但后来失传了。
散文，只存《尚书私学·序》一篇。它幸存于清焦循之《扬州足徵录》之中。
至于历史研究的《史汉纪疑》一文，没有最后成书。
二、《儒林外史》成书过程吴敬梓《外史》的写作，大约在他三十六岁时就开始了，在四十九岁以前已经完成。按照鲁迅的说法，“吴敬梓著作皆奇数，故《儒林外史》亦一例，为五十五回。”这部原作，待作者去世后十多年，才由金兆燕于扬州任官期间(1768—1779)付刻。但其刻本至今尚未发现。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共五十六回。但一些整理者认为最末一回《幽榜》，同全书主题、思想和写作风格都大相径庭，显然不是出于原作者之手，应当删去。同治十三年(1874)，又出现了“齐省堂”增订本，光绪十四年(1888)，又有增补齐省堂本(即东武惜红生序本);另插入四回，成为六十回本。这四回是写沈琼枝与盐商宋为富婚后故事的，事既不伦，语复猥陋，显系后来好事者所妄加。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几次出版《儒林外史》，均以“卧闲草堂”本为底本，删去第五十六回，保留最后的《沁园春》一词作结。
三、《儒林外史》流传及影响《儒林外史》自从抄本流传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重视。木刻印刷之后，更引起了人们对它的广泛兴趣。嘉庆刊行的各种版本，几乎每一回都写有“回评”。对于此书及其作者的有关著述，也不断出现。据不完全统计，自清代以来，撰写吴敬梓传记、年谱和谈《儒林外史》之书，不下六七十部;专门研究《外史》的著述、资料的，也有一二十部之多。光绪三十年(1904)还出现了仿作《新儒林外史》。
新中国建立后，仅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十一年中，全国各报刊发表了研究文章七十多篇。最近几年来，有关论著则更多，只是缺乏统计。
在国外，《儒林外史》也颇受人们重视。光日本一国，就有好几位学者发表过研究《儒林外史》一书的专门论著。
《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吴敬梓这部巨著，写出了自己的时代、自己的社会、自己的生活特征和自己的思想面貌，作家的思想感情同作品的思想感情完全融为一体。它不像《
三国演义》、《水浒》这类作品，也不似《聊斋志异》那样，其内容是在民间流传过，或者组编过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而是作者个人完完全全的天才创造。因此说，《儒林外史》确是一部具有十八世纪时代特征的不朽的现实主义的杰作。它的思想成就，不仅反映在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上，而且也表现在对理想的讴歌与追求上。可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只热衷于前者(当然也是对的)，而忽略了后者(认识不免片面)。现在，开始有人注意研究它在全书中所蕴藏着的“理想光辉”——即民主性的精华，当然，也是时代的光辉。
以下让我们比较具体地看看此书的各个方面的含蕴。
一、全书段落层次同其他各部古典名著不同，《儒林外史》没有贯串全书的“主干”故事情节，也没有自始至终出场的中心人物。全书的情节，归纳起来，大体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主要写反面人物，表现批判精神;后半部，主要写正面人物，是表现作者的思想。细析观之，全书有这样四个相互钩连的环节：
(一)楔子(第一回)——写王冕的故事。它树立王冕：讲究文行，有广博学识，鄙弃功名形象。这一回，实际上是全书之“总纲”。因为，它确立全书人物衡量的标准：符合王冕的样子，是正面人物，否则，是反面人物;它提出了全书结构的两条线索，即两类人物形象：走荣身之路的反面人物和讲究文行，维持文运的正面人物。
(二)批判反面人物(第二回至二十四回)——主要写走荣身之路的知识分子。具体地说，又有三层意思。其中：
第一，二至七回：描写普通的知识分子，即大量文人走科举制艺道路猎取功名富贵。比如：
借王惠、汤秦之流，写出赃官与“清官”同样殃民祸国;
通过严氏兄弟，即对严贡生与严监生的刻划，呈现了占便宜的“吸血鬼”(严大位)和要钱不要命的“吝啬鬼”(严大育)两种形象的可耻与可鄙;
特别是用了周进与范进两个典型，写出了文人所以热衷科举的社会根源，深刻提示了本质。
第二，八至十三回：写了“特殊”的知识分子，怎样猎取“异路功名”。
有的是科举失意;有的想走“终南捷径”;又有的则冒充高人雅士而取得“名声”。其中最典型者，即是娄琫与娄瓒两兄弟，原是胸无点墨，却利用家产，冒充信陵、春申风度，礼贤下士，招揽人才，装出求贤若渴样子，结果有趣的是求来的“贤人”，却都是一些冒牌货。此以“贤士”扬执中为例：
杨执中，原是一个无学无行之人，把元诗窃为己有的“假冒者”。再看看下列人等，到底何种“人才”?
“高人”权勿用，原是一个奸捞人口的流氓，而自己的名字却从《易经》“潜龙勿用”中化来，显示高尚;
“名士”蘧公孙，是一个把前人的集子翻刻后署上自己名字的“少年名士”，成为徒有其表的“斗方”;
“侠客”张铁臂，也是一名“以猪头代人头”，虚设“人头会”的假英雄。
总之，这里说的是“名士大宴莺脰湖”，实际上是一幅集社会流氓、市井无赖、江湖骗子和文界剽窃者于一处的“百丑图”。
第三，十二至二十四回：写瑕瑜互见或由好变坏的知识分子。其中有褒有贬，但贬胜过褒。此只举两例：
马纯上，即大名四扬的文章“选家”的马二先生。他有一套八股文理论，大事鼓吹“文章举业”，是人生唯一“可出头”之事。他是一个瑕瑜互见的“科举狂”。
匡超人，这又是另一种人物，原是有名的孝子、勤学而纯洁的青年，后来逐渐变质，成为一个出卖灵魂的无耻之徒。
(三)塑造正面人物(廿四至五十四回)——着重描写纯儒与豪杰等正面人物形象。其中：
第一，二十四至三十三回：写豪杰。以杜少卿为主，向眉为辅。
杜少卿具有真知灼见，侠义心肠，是个不求闻达的文士。实际上，其中若干成分是作者写吴敬梓自己。它是全书正面人物刻划得最有血肉、最为成功的一个。
第二，三十三至三十九回：写纯儒(即真儒)。这里以虞育德为主，迟衡山、庄征君为辅。
“真儒”，是代圣人立言的“完人”，都是表现作者“以德化人”之主张和思想的，可惜写得概念化。
第三、三十七至五十四回：主要写兵、农、孝、悌的理想。
这里所描述的人物形象，多半苍白无力，缺乏生动与深刻人物描绘。在这几回中，也写到了儒林之末流，既无锦绣之文，也无高尚之行。那个借钱嫖妓、冒充风流雅士的陈木南，就是一例。
(四)写晚明四个市井奇人(最后一回)。他们是：①开裁缝铺的荆元，却又是一名知琴善书，还能作诗的“无冕”文人;②“无家无业，总在一些寺院安身”的季遐年，他能写一手好字，不学法帖，却能创新;③“王牌楼卖菜”者子孙、穷小子王太，他却又是一名下棋高手;④最后一个姓盖名宽。他原是一位当铺老板，但他整天只知诗、书、画，且又好义乐施，最后荡完家产，只靠卖茶和“坐馆”度日。
第一回是寄托希望，这一回最后(五十五回)，却是完全失望了。
二、小说的中心内容这是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它从科举制度的角度，展示了中国封建末世的形貌：一幅活生生的封建社会群丑图。它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形象生动，内容具体地讽刺和揭露。
(一)猛烈抨击科举制度，深刻揭露八股制艺的种种弊端吴敬梓虽然把故事背景假托于明朝中叶，但它的批判矛头，实际上是指向清王朝统治下的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败坏人心、祸国殃民的八股科举制度。这个起于隋唐，盛于明清的科举取士制度，发展到十八世纪的清代，已经越来越显得腐朽反动了。在这种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只能是一些酸腐的、不学无术的废物，或者为封建统治者助威的帮凶。所以，《儒林外史》在第一回就开宗明义，借王冕之口说：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的“取士之法”——这个法却“定得不好! 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果然，当时的读书人一个个热衷举业，醉心功名富贵，时刻想着书中的“黄金屋”、书中的“千钟粟”和书中的“颜如玉”，弄得神魂颠倒，丑态百出。
六十多岁的老童生周进，就是一个典型。
周正在科举路上钻营了几十年，连一个秀才也没捞到，只能到薛家集去“坐馆”，受到人们百般奚落，后来，竟把这个“破饭碗”也打掉了。为了活命，不得不给一伙商人去当“帐房先生”，但是，他仍然热衷于科举。一次，他到广东省贡院去游览，一见贡院号板，便触景生情，万感俱发，“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当救醒之后，“周进看着号板，只见一头撞将去，……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他竟“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吐出鲜血来”。商人们见此情景，答应凑些钱给他捐个功名“监生”，以取得进贡院去考举人的资格。他感激得五体投地，趴在地上磕着响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
作者在描写这些失意文士时，抓住“周进哭号板”这个典型镜头，把一个以举业为生命的士人的心理状态和变态精神面貌，刻划得多么淋漓尽致!
范进，又是一个生动典型。
他对科举着魔，从二十岁到五十四岁，总算有幸，终于捞了个秀才，可进贡院考举人了。但是，当他考毕返家时，其“母亲却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了。”于是，范进只得抱只生蛋的母鸡去集上卖。正当他“抱着鸡，手里插个草标，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在那里寻人买”时，一个邻居飞奔而来，告诉他“中了举人”的消息，他还以为人家取笑他。当其返家亲眼看到“报帖”，看见他几十年的希望成为现实时，他竟高兴得发疯了。小说对这段情节的描写十分精彩：
……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 “噫! 好了我中了!” 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一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得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 “噫! 好! 我中了!” 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坭，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
走到集上去了。众人大眼望小眼，一齐道： “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
周进与范进，就是由八股制艺取士制度造出来的两个悲剧角色、两个“腐儒”的典型。一个“赶考”几十年而得到的是失望、绝望，以至痛不欲生，大哭“号板”，抢天呼地;一个几十年梦想终于实现，结果喜出望外，疯狂失态，幸好胡屠户的一个巴掌清醒了他。他们的这种变态心理，生动而深刻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害人之深。
作者在书中把批判的笔锋，还触及更深的一层：即他们所以热衷科举的原因。当穷愁潦倒的范进中举之后，岳父大人胡屠户，原来像个凶神恶煞，对其任意辱骂，现在，换了副嘴脸，一声一个“贤婿老爷”;在考取之前，范进家炊而无米，喜报一到“众邻居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面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连那个“一向有失亲近”的张乡绅(举人)，也立即成了“如至亲骨肉一般”的“年谊世好”，送上了“一封一封雪白”的银子和“三进三间”房屋。而且，以后就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阴庇的。到二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事情就是这样：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范进中举前后的政治、经济地位和人情世态的骤然变化，正是当时士人们那样热恋举业的社会根源。“两范”的典型性格，也就是在这种典型环境中形成的，它具有极强的客观性。
(二)深刻批判了吃人的封建礼教和虚伪的程朱理学此书在猛烈抨击科举制度的同时，也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和虚伪的程朱理学进行了深刻批判。在清代，理学(也称道学)已经奉为官方哲学，封建伦理道德已完全法典化、教义化，不准人们有任何触犯。他们把“理”(即天理)这个程朱哲学的最高范畴，认定是先天的、万物必遵的普遍原则，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真理。而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则是这个“天理”的具体体现。于是，封建的“礼”，也就是“天理”，是万古长存、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准则。理学的核心内容，就是封建礼教。这个礼教，包含着多方面内容，而最主要的是孝悌与贞操。在我国，孝悌之德，是很早就提倡了的，而提倡女子的“贞节”，却是从宋代以后才发展至严重地步。宋理学创始者之一程颐，就曾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卷二二·下)公开反对寡妇改嫁。发展到清代，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一些道学家一看到唐人文章、墓志铭上有妇女改嫁的字眼，便勃然大怒，一律改成“从一而终”，不准改嫁。这正是封建没落阶级的可悲的产物。
清代科举考试，程朱理学是必考内容。吴敬梓既然反对科举制，也就不可避免地把矛头指向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当然，作者并不完全反对封建伦理道德，而是从维护立场出发，坚决反对那些假道学，从而剔肤见骨地揭露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和残酷性。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这里，只从“孝”、“悌”与“贞节”三个方面，略举数例。
先看关于“孝”的例子：
进士出身的工部员外郎荀玫，当他在京侯选期间，得知母亲去世，十分悲痛，立刻“哭倒在地”，急着就要“到堂上递呈‘丁忧’”(清制：凡遭父母之丧者，解除官职，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这时，另一个进士出身的工部员外郎王惠提醒他：“现今考选科道在即”，“若是报明了丁忧家去”，就会影响自己的前途。于是荀某立即命家人脱掉孝服，决定“将这事瞒下”，并吩咐下去“不许通知外面人知道”。当朝的周司业、范通政知道了此事，也说“可以酌量而行”。满口“孝道”，一碰上功名富贵，便现了原形，只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而已。
再看关于“悌”的例子：
严监生两个小舅子王德、王仁，更是典型的假道学者。两兄弟都是秀才(德为府学廪生，仁为县学廪生)，都“铮铮有名”。严监生因正妻王氏病重，想把侍妾赵氏扶正，特请了两位舅子来家商议。王氏的两位哥哥听了妹丈的话，先是“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后来，“让到书房里用饭”，也“彼此不提这话”。可是，一等请进密室，严监生递给他俩二百两银子之后，立即变了态度，反责怪严监生没有及早把赵氏扶为正室。王仁竟拍着桌子正襟道：“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说着，这两个秀才，还“义形于色”地再向严监生要了五十两银子，催他在王氏死前将赵氏扶正，并代监生拟就一篇“告祖文”。告过祖宗，举行扶正典礼，而他俩的亲妹子，就在这“大厅、二厅、书房、内堂屋，官客并堂客，共摆了二十多桌筵席”的一片喧闹贺喜中“断了气”。
最后，看一个“贞节”的例子：
这是一个亲生父“劝女自杀殉夫”的怪诞实例，且看书中的描述：
父亲王玉辉，是一个做了三十年秀才的“迂拙夫子”，也是以“理”杀人的“操刀手”。他年过六十，大女儿早已“守节在家里”，三女儿出阁不上一年多，也死了丈夫。她“哭得天悲地惨”，要“寻一条死路”来殉夫。公婆两个听了，“惊得泪下如雨”，反复好语相慰。但是，亲生父亲王玉辉不仅不加劝阻，反而对亲家说：“亲家，我仔细想来，我这个小女要殉节的真切，倒也由着她行吧。”并鼓励女儿自杀殉夫道：“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吧!”他的老伴骂他：“越老越呆”，他也无动于衷。等到三姑娘真的绝食殉夫之后，他对老伴说：“你哭她怎的?她这死得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她这一个好题目死哩!”接着仰天大笑道：“死得好! 死得好!”
这个王玉辉，乍看似乎他的言行，已丧失人性，以今日观之，实难理解。然而，这段精彩的描写，确是当时社会的真切写照。过去的府志、县志都载有一批“烈女传”，他们正是为程朱理学所害。这种“烈女殉夫”的野蛮、残酷行为，正好深刻揭示了“天理”与“人欲”的根本对立，剥下了封建礼教的道貌岸然的画皮，暴露了它那血淋淋地吃人的本相。
(三)揭露与讽刺了封建官僚的贪残刻薄，以及封建社会的各种丑态。《儒林外史》从否定科举制出发，对封建社会的各级官吏、乡绅地主、盐商富贾、名士高人，乃至和尚道士、骗子赌徒、阴阳地理，以及媒人牙婆、老鸨龟汉、妓女嫖客、光棍无赖和种种帮闲小人等等，都作了揭露和讽刺。它真切而生动地为人们彩绘了一幅“群丑图”，使大家看到封建末世原是一个丑类横行的世界!
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僚，文的无安邦定国之才，武的又没有临阵对敌之勇，完全是一伙无用之物。但是，办起坏事来，却十分得力，个个都是出众的“干才”。高要县的汤知县就是一例。他为了向上司表示自己的“清廉”政绩，“出个大名”，求得后日“升迁”，竟把一个回民的老师傅活活枷死。民众为此“鸣锣罢市”，而上级按察司不仅不惩处汤知县，反把“五个为头的回子问成奸民挟制官府，依律枷责”。
还有一个南昌太守王惠，一心想的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钱到公事办，犬到猪头烂”。他到衙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钉了一把头号大的库戥，把六房书办都传进来，问明了各项内的余利，不许欺隐，都派‘入官’。”从此。衙门里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如此之贪官酷吏，却被视为“江西第一个能员”。朝廷竟将他提升为南赣道。
地方官是如此，中央各部院署也差不多。比如：秦中书与高翰林商议，用一个二百两银子托放御史进京活动，使万青山从一个假中书变成了真中书。至于官衙中的书办、差役，更是无所不为了。像潘三、李四、黄球等人那样的“把持官府，包揽词讼”、“拐带人口”、“广放私债”和“重利剥民”等等恶行，随处可见。作者在书中写尽了封建末世政治腐败和现实黑暗。这不单单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而且把整个封建官僚机构从上到下地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揭露与鞭挞。
(四)对理想生活的探索与追求这是《儒林外史》的另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它塑造了一批正面人物，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和主张。作者的光辉理想，不仅在揭露与批判中显示出来，而且在追求和歌颂中正面表现了出来。
书中的正面人物有四种类型，正好体现了吴敬梓探索理想的过程。
首先，描绘了王冕这类人物形象——楷模形象作者在书中托出了历史实有人物王冕，但又按自己的理想进行了塑造，并让他立于全书之开头。其目的，是有意树起一个立品矫俗的楷模。
王冕，在这里是出身农家，他将秦老处放牛得来的一些“点心钱”，用来买书学画，刻苦自励而成为著名的画家与诗人，对于“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所不通”。他轻功名富贵，将其视为浮云粪土，不但否定科举，“不求官爵”，而且拒绝知县之请，逃避权贵之访，甚至明太祖授他“谘议参军”，他却早已“连夜逃往会稽山中”。书中的王冕，确是一个“性情高傲”、“嵚崎磊落的人”。
其实，历史上的王冕，是元末文坛上的著名诗人和画家，是公元1287——1356年间的元人，没有在明代生活过一天。因为明朝在公元1368年建立时，王冕早已“作古”十二年了。《儒林外史》是一部托事于明代的小说。可是，明代并无王冕其人。可见，吴敬梓笔下的王冕，是一个纯粹的小说人物，是作者有意虚构的艺术典型，读者尽可不必追根问叶，对号入座。
其次，塑造了几个富有叛逆精神的人物——反叛形象主要是指杜少卿和沈琼枝这两个形象。他俩都是作者着力描画的重要正面人物，仅次于王冕。众多论者都曾指出：杜少卿身上留有作者的影子。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过：“杜少卿为作者自况”。他也是全书正面人物刻划得最成功的一个艺术典型。
杜少卿虽然出身于“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科举世家，但却反对科举，轻视功名，只求“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他认为“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他把王知县看成是“灰里的进士”;李巡抚荐他入京见皇上，他却以病辞之。后来，他虽然只得依靠“卖文为活”，却是“布衣蔬食，心里淡然”，满足于“山水朋友之乐”。他确似王冕家七泖湖时的荷花，出污泥而不染，不与世风同沉浮，卓立于儒林群丑之外。同时，杜少卿在那“理学独尊，文风恢恢”的时代，却敢于摒弃
朱熹解经之观点，用自己的新识来解讲《诗经》;敢于无视礼教的中心内容“三纲”、“五常”，挣脱礼法和世俗拘束，竟陪着妻子，手牵手，肩并肩，悠哉悠哉地逛游于南京清凉山，弄得观者“目眩神摇，不敢仰视”;他还反对任意玩弄女性，随意纳妾，认为“娶妾之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不仅如此，他还轻财重义，救急济贫，很快将自己的田园产业变卖一光。杜少卿这个形象的性格，我们一看即知，确有许多与当时的世人格格不入之处，而跟作者吴敬梓的性格行状却有若干相似之点。因此，鲁迅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这种充满反叛精神的人物形象，难怪书中的迟衡山也称赞道：“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
常州人沈琼枝，是全书中受到作者重视，并描写得较为突出的一个带有某种近代民主精神的女性。她自逃出扬州盐商宋为富魔窟之后，就在南京独自谋生，自食其力，靠刺绣和卖文画画过活。她绣的“送子观音”比画的还好;她对命题赋诗，“又快又好”。不单才气过人，她还有一种同恶势力坚决斗争的精神。一些“好事恶少”，常去她处“说混话”，“地方上几个喇子(流氓)”，“来拿囮头(抓住短处进行敲诈)”，都被她怒骂走了。有差人向她敲诈，她不给，反而问道：“你敢怎么样?”差人赶着扯她，反被“她一个‘四门斗里’(一种拳术架势)，打了一个仰八叉”。连知县奈何她不得，审问她“为甚么不守闺范，私自逃出”。她理直气壮地答：“宋为富强占良人为妾……，他卖嘱知县，将我父亲断输了，这是我不共戴天之仇。”她就是这样一个新女性形象。沈琼枝这种思想行为，在旧礼法森严的社会里，无异是一支烛照夜空的火炬，具有争取个人自由、妇女解放的初步民主思想光辉，甚为难得。
再次，它还刻划了一大批“真儒”与“贤人”——贤者形象“真儒”，也叫纯儒，是代圣人立言的“完人”。作者把自己“以德化人”的理想和主张，通过这些“真儒”的塑造而体现了出来。他们都是上天下降人间维持文运的“天星”的化身。其中有：
号称“真儒”、“大圣人”而致力于“以德化人”的虞育德，是其主要代表，还有起辅佐作用的一批“贤人”。比如：强调礼、乐、兵、农，企图以古礼古乐挽回世运人心的迟衡山;无心于仕途，专门“闭户著书”的庄绍光;出身微寒，注重实说的武正字，以及具体实践“礼、乐、兵、农”主张的萧云仙等等。这些人物的性格各有不同，生活态度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轻视功名富贵，鄙弃科举八股，为人正直，注重实学，同情人民疾苦，反对污浊政治。他们都支持杜少卿那样具有离经叛道倾向的人物。不过，他们的主导思想，仍然是正统的儒家传统。因此，如果说，王冕和杜少卿，以及沈琼枝他们具有民主性思想，那么，这些“真儒”们，却有更多的封建性。这是因为，他们以作者自己的臆想来塑造形象，而不是从生活中众多的原型中提炼出来的。故而，艺术形象比较单薄苍白。原来这些人物是作者用力加以描绘的对象，可是，事与愿违。这同作者本身的阶级与时代局限有关。
吴敬梓寄予厚望的“真儒”们，终于走上了复古道路而遭失败。于是，他就把视野扩大到儒林之外的“市井细民”身上。这样，书中就出现了第四类型的人物。即：
其四、塑造了一批置身于功名富贵之外的自食其力的“市井其人”——劳动者形象
作者对于他们是倾注了热情的，大力加以肯定和赞扬，给予了“正面人物”以历史地位。这也是吴敬梓贯串于《儒林外史》全书的一种民主思想的具体体现。最突出的是最后一回所写的四个“市井奇人”。这就是：
一个是自小儿即“无家无业”的季遐年。他在寺院安身，靠卖字过活，不慕势利，清高绝俗。
有一次，施御史的孙子请他写字，他却“迎着脸大骂道：‘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 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一顿大嚷大叫，把施乡绅骂得闭口无言，低头走了。”这是一个狂放人物，是作者强烈不满势利社会的具体流露。
一个是开茶馆的盖宽，他讨厌富豪们的“俗气”，对于“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的鄙俗社会风尚，表现了极端的不满。自己安于贫贱，“每日只卖得五六十壶茶，只赚到五六十个钱”，空闲时，他“在柜台前看诗画画，”怡然自得。这正好同当时的追名逐利的官场和儒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又一个叫王太。祖代以卖菜为业，本人“无以为生，每日到虎居关一带，卖火药筒过活。”他却善于下棋，能打败“天下大国手”，可见此人并不平凡。
还有一个裁缝叫荆元。他既“不贪图人的富贵，也不侍侯人的颜色”，“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就去弹琴、写字、自得其乐，过着“天不收，地不管”的自由生活。他敢于把自己的缝衣同读书写字相提并论，反对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硬把“贱行”提高了地位。
另外，还有一个戏子鲍文卿。他虽靠卖艺为生，地位低微，但是志行高洁，从不贪图非分之财。他救了向鼎知县，却不肯收受五百两银子的答谢。安庆府两个书办用五百两纹银行贿，托他在太守面前说个人情，他坚决拒绝。他认为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己，是最高尚的，说：“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这些正是劳动者的本色，是他的高贵品质。《儒林外史》对种种自食其力人物的热情赞颂，就是对统治阶级以剥削为荣的观念的有力批判。
通观全书，作者吴敬梓确是善于从平凡的生活深处寻找崇高的事物，从“低贱”人物身上发现闪光的思想的。当儒林寂寞，文运衰颓，市井出现了“奇人”时，作者就把挽救腐朽社会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下层市民身上。这正是此书闪烁着民主思想光辉的地方。
《儒林外史》对封建社会的批判是有力的、深刻的。但是，为拯救这个“末世社会”所开出的药方，却是回天乏力，甚至是可笑的。他所憧憬的理想社会，还是没有超过中世纪由陶潜虚构的“桃源式”的世界。这是因为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清代中叶、十八世纪前期)，不可能给他提供更新的出路，只能在封建社会的歧路上徬徨、摸索。但是，应当看到，《儒林外史》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它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同任何其他优秀小说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塑造了大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全书三十多万字的篇幅中，出现了三百多个人物(有名有姓者二百七十多人)，其中主要或较为主要的人物就有五六十人之多，写得性格鲜明、令人难忘的人物，也有一二十人。比如：周进、范进、马二先生、严氏兄弟、匡超人、牛浦郎、杨执中、张铁臂、胡屠户和杜少卿、沈琼枝，以及“市井奇人”等等，都是各具特色的人物。应当说，塑造成功的人物形象，确是，《儒林外史》一书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
然而，《儒林外史》还有自己独具的特色。主要是两个方面：它的讽刺艺术与结构艺术。
一、“感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艺术鲁迅曾经对此作过很好的评述。他说：“敬梓之所描写者，……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并指出：《儒林外史》“足称讽刺之书”(均见《中国小说史略》)。的确，它的讽刺手法极富变化，十分多样，就其主要而言，不下十多种。
(一)让讽刺对象互相攻讦，揭露彼此的“老底”两王兄弟同严贡生的互相“揭底”，即是一例。
王德和王仁借其汤奉取文“不入时目”、没有入帘之事，来讽刺严贡生笔下干枯，没有才气。而严贡生则反唇相讥，说：“才气也须是有法则，假若不照题位，乱写一些热闹话，难道也算是有才气不成?”因为严贡生知道，“二王”在周进“手里考的是二等”生，讽刺他俩笔下都是杂乱无章的。这样，互相揭底，引出了讽刺效果。
有时互相吹捧，也可取得彼此暴露的效果。因攻击而揭底，是有意识的;而吹捧的主观愿望，当然不在于“揭底”，但往往事与愿违，也会出现不自觉的“揭底”结局，即自然而然地露了底。比如，西湖名士集会分韵赋诗，就是通过相互吹捧而揭了底的。卫体善、随岑庵是两位“衣被海内”的“二十年的老选家”，目空一切，众名士也极端崇拜。谁知这些“名家”诗作中，居然出现了“且夫”、“尝谓”等八股文中承上启下之套语字样，以致连刚学写诗的匡超人，也认为“不佳”。可是，吹捧者却大吹特吹。被捧者的“才气”既然如此，那么，吹捧者的“才情”也可想而知了。相互吹捧得越高，在人们的眼里就贬得越低。
另外，还有一种原是诚心的赞颂，但实际上是戳痛别人，也可取得讽刺效果如牛玉圃吹万雪斋等。
(二)用崇高谈吐同卑污行为作对比，显出人物真相书中有不少的事例，这里，就拣温州老乡乐清匡超人来说吧。他自许文章选家，名气很大，向牛布衣说：“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桌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听了笑道：“先生，作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匡超人还红着脸强辩说：“不然! 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牛布衣见他如此，也不再同他争辩了。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婉而多讽”。
这种把两者截然相反的言行，摆在一起进行对比，产生的讽刺意味特别强烈。对此，小说中曾经写到多处：杜少卿纳妾，偏偏说成“为嗣续大千”;寻男色，又说成是“独得情之正”。秀水县差人，一边标榜自己“我们公门里好修行，……怎么肯坏这个良心?”一边却要向蘧公孙敲诈“三二百两银子”。还有，严贡生原是一个横行霸道的家伙，到处讹诈钱财，拦截猪只，逼占弟妇财产，刻剥家人奴仆，强赖船夫力资，无恶不作。可是，他却自我表彰说：“为人率真，在乡里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至于荀玫的“递呈丁忧”，范进的“遵制丁忧”，等等，无不是采取此法而显示人物言与行之完全违背，从而自然地构成一种绝妙的讽刺。
(三)突出描绘反面人物奇特外貌，以揭露其灵魂之丑恶这也是吴敬梓在小说中所用的一种绝妙的讽刺手段。他常用夸张手法，描写被否定人物矫揉造作的外表，借以暴露内心之虚伪与卑陋。请看，书中“假高人”权勿用，自认具有“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因此，在打扮上为与“高人”相适应，出现人们面前时，总是“高白夏布孝帽”，表示自己“热孝在身”，是一位读书知理的“孝子”。当他应邀去湖州作客，刚进了城门，这顶“白高帽”却被卖柴的尖扁担挑走了。奇特的穿着，正遇上奇特的动作。这看似作者的一种戏笔，且戏笔成趣。实际上，它有更深的寓意：权勿用之流的装模作样，并不是真心“守孝”! 事实正是如此，当他在娄三、娄四兄弟的宴席上，他先说“居丧不饮酒”，实际上“肴馔还用些”。到后来，他竟被人告发“奸拐女尼”而锒铛入狱。
(四)让反面人物弄巧成拙，事与愿违，或者陷入困境而当场出丑，或者轻轻点破，令人会心一笑这是讽刺艺术的常有手段，在若干讽刺文章中往往见到。《儒林外史》更加比比皆是。比如：在“西湖名士集会”上，喝得酩酊大醉的支剑峰，口称“谁不知道我们西湖诗会的名士!”正在他兴高采烈时，面前却来了“盐捕分府”，立即叫人将这个巡商支锷“采过他来”，并“挝去”他冒充士人的方巾，“一条链子锁起来”。
又比如，写胡三公子的吝啬性格，用了“轻轻点破”手法，效果挺好。胡三为祝寿者所摆的酒席，“将两席改作三席”，一句话初露了他的悭吝性格;后又用由于胡三“出名的悭吝”而无人肯借地给他饮酒作乐。因为他处处表现着小气：买鸭子，要摸摸肉脯厚不厚?买肉包子，因要三个钱而付二个钱而闹翻;吃剩的“骨头骨脑”，一齐装走，等等。作者就是这样淋漓尽致地把一个“吝啬鬼”形象，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出来。
(五)用两种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人情世态的炎凉运用此法进行讽刺，亦可收到奇效。小说中的事例甚多，此只举几例看看：
范进中举前后，人们对他的态度竟起了急剧变化。这对于势利小人的讽刺，多么辛辣而深刻。你看，当范进还是“穷书生”时，连岳父大人胡屠户，也不时骂他是“尖嘴猴腮”的女婿，而中举后，却口口声声“贤婿老爷”;张举人(一位退职知县)，以前，足迹从未到过范进草屋，但中举后，他立即乘轿子来拜，既送银子，又送房子，多么虔诚、巴结!
再看，梅秀才对于老童生的周进，一直奚落、挖苦。但周进一旦成了国子监司业时，这个梅玖对周进如神一般地敬重了起来。一副当年周进在观音庵教私塾时写的普通对联，现在，梅秀才也要和尚揭下来“裱一裱”，珍藏了起来。
反之;匡超人于逆境时，逃到杭州，对潘自业“作揖行礼”，见到他“欢喜之极”;潘三还帮他积钱成家。可是，匡某一旦考取了内廷教习，而潘三由于事发入狱，请他去会一面“叙叙苦情”，匡竟然不予理会。
这种对人的前后态度之截然变化，反映人们的心理状态，深刻揭露了炎凉世态和社会心理。这确是一种辛辣的讽刺，艺术效果极佳。
(六)用随意点染人物周围事物，或者与过去事物加以联系，从而烘托人物性格，取得讽刺效果再举周进、范进为例。他俩均为老年中举，一喜一忧，一哭一疯，这都由于同科举有关之事物，如贡院中的“号板”、报喜的“报帖”等而引发的。周进见了“号板”就一头撞去，不省人事;范进见了“报帖”，由悲转喜，喜极而疯，全靠胡屠户“一巴掌”招回了灵魂。
又如，杨执中客厅中的一副对联同对联上贴个“报帖”，两相对照，揭露了这个“假名士”的丑恶本相。还有夏总甲、汤六和匡超人等人，都以“吹牛”闻于乡里，也都是从一己之生活所见胡乱吹嘘未见之排场。作者是冷冷着笔，读者却捧腹大笑，取得极佳的讽刺效果。
此外，《儒林外史》还运用了其他许许多多的讽刺手法。譬如：用特写镜头，显露对象的丑恶嘴脸;
用故意漏写和特意补写(叙)，取得讽刺效果;
用回目与正文两相映照，烘托人物丑行;
在一目了然同出于意外的强烈对比中，揭露人物之丑恶内心，达到讽刺目的，等等。
总之，《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是高超的，也很丰富多彩。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中说过：“‘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事实，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儒林外史》中的人与事，虽然不一定都是真人真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是常见的，是广泛存在的。因此，它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讽刺的真实性使自己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特别值得人们欣赏的是：它不是由作者直接抖出，而是让人物自己通过情节的发展而流露了出来。正如恩格斯所说，“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恩格斯致敏·考茨基》)
二、独特的另含深意的结构艺术讽刺艺术，是吴敬梓撰写《儒林外史》在技法上着力最大、最多之处，也因此成为该书的一个最大特色，而它的独特艺术结构，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特色。
(一)那么，《儒林外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要而言之，它采用的是集锦式的结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对《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作了这样的概括——
……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为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 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而娱心，使人刮目矣。
这是说，全书没有贯串全部情节的统帅性人物(即中心人物)和中心情节，而是分别由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中心，其他人物作陪衬，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各个故事随着有关人物的出现而展开，又随着有关人物的隐去而结束。虽然是长篇，实际上近于许多短篇小说的缀合。因此，我们也可简而言之，称之为：集锦式结构。
《儒林外史》流传世间，近一个世纪(即从清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算起)内，很少有人对它的艺术结构有所非难，大约在“五四”运动前后，才有人对这个独特的结构持不同态度。如《缺名笔记》的作者，就曾指责“《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何以明其然也?将谓其以人为干耶?对杜少卿一人，不能绾束全书人物。将谓其以事为干耶?则‘势利’二字，亦不足以赅括全书情事，则无惑乎篇自为篇，段自为段矣。”(据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所引)胡适之在论及《儒林外史》结构样式时所指责的，同上述作者基本相似，且含有更多的贬意。他认为，《儒林外史》还不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因为，《怪现状》的体例虽是散漫的，含有无数短篇故事，但全书有个‘我’做主人，用这个“我”的事迹做布局纲领，一切短篇故事都变成了“我”二十年看见或听见的怪现状。(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在新中国建立后的某些论述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可详见宋云彬的《讽刺小说和<儒林外史>》、刘大杰《<儒林外史>与讽刺文学》和陆侃如《略论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等)。但近些年来，对《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进行了重新评价，肯定的趋势逐渐占了上风。
(二)为什么近年来会对它作出肯定的评价呢?其主要理由是：其一，文学作品的结构形式，不应当只有一个模式，而应当多样化。众所周知，文学作品的情节，无非是展现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关系的一种手段，而作品结构，则是为安排情节、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从而更好地再现生活和作家对生活的评价服务的。通常的长篇小说，是要通过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成长史来完成的，因而其结构，也就为人物性格发展过程服务。但是，它并非所有的长篇小说的唯一法则。其实，在中外小说史上，就有若干著名小说不是这样的。
大家熟知的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萨克雷的《名利场》，是其代表作。它的副题就叫：“没有主角的小说”。但这并不影响它具有“不可辩驳的文学和文化历史的意义”。恩格恩就认为它是一部“比较好的英国小说”(《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的信》，见《马恩选集》卷四)。
当有人向列夫·托尔斯泰问及《安娜·卡列尼娜》这部长篇小说的艺术结构时，他答说：“……结构上的联系，既不在情节，也不在人物间的关系(交往)，而在内部的联系。”(布罗茨基主编《俄国文学史》下册)是的，《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结构，无论在人物的分类、场景的配置等都采用了对比手法，即将庄园生活的质朴同城市生活的虚伪，作了鲜明的对比描述。这正好反映了作者对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认识与评价。
俄国还有一位杰出作家契珂夫，对自己的《我的朋友们的生活故事》的结构形式，曾经这样说过：“……我把它写成许多各自成篇的故事的形式，由情节、思想、人物等的共同性而互相紧密结合起来。每一篇故事都有一个单独的标题，不要以为这个长篇小说，是由许多小块凑成的。不，它是真正的长篇小说，是一个整体，其中每个人物都跟整个小说血肉相联，不能缺少。”(《契珂夫论文学》中《写给阿·谢·苏沃陵》)
俄国优秀的讽刺文学作家果戈理，在《作者的自由》里对此提出了更为明确的看法。他说：“结构必须紧扣一切人物，而不是一个或两个，必须接触到多多少少激动着一切登场人物的东西，每个人在这儿都是主人公。”(见《文学的战斗传统》)
现在，我们来看吴敬梓《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正像是上述理论的最好实践。它就是“紧扣”作品中的“一切人物”，“接触到”作品中的所有情节。由此可见，《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的确值得珍视。
其二，那么，《儒林外史》的结构，究竟好在哪里呢?如果回顾一下我国若干史书的体例，我们就会看到，《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正是《史记》、《汉书》式的结构，是“列传”的放大。具体地说，它的成就主要有三：
第一，全书五十六回(解放后通行本均为五十五回)，浑然一体。以“楔子”敷陈创作“大义”，塑造“名流”王冕，以“隐括”小说的全文，又用最后的“幽榜”(有人认为原作第五十六回，并非伪作)，以回映“楔子”，结束全书，结构十分严整，处处显示其匠心独运。
第二，虽然没有一个主角贯串全书，但众多人物仍然互为联系，众多情节配置得宜。看来，吴敬梓撰写《儒林外史》这部长篇，其创作目标似乎不是企图塑造一、二个主角，并由他们去让人们经历主角所生活过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让读者从主角的成长史中去认识社会、认识生活，而是由作者直接引导读者从《儒林外史》中去视察与探索他所认识的社会黑暗与社会理想。整部小说的结构，就是在以同士人有关的科举、礼教为中心，以广泛指摘封建末世社会黑暗为主题的指导下，展开全书情节的。因此，它是有着紧密的“内部的联系”，无疑是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
第三，精心安排了不同人物的登场与退场的方式。书中那许多巧妙安排，不免令人看得眼花缭乱：有的同气相求，有的趋附拉拢(前者如范进，后者如张师陆);有的是闲闲引出，有的又是突然闯进(如杨执中与张俊民);有的无意邂逅，臭味相投，有的故意作合，投其所好(如匡超人与季苇萧);有的是帮助亲友处断家庭纠纷而出场，有的则是见义勇为、替人消灾而登台(前者如王德、王仁，后者如鲍文卿)等等。对于作者理想人物的出场，则更是特意安排，苦心经营，先声夺人。庄绍光的出场和萧云仙的退场等，都是或由正面人物先予介绍、事后追念，或由反面人物引而出动，给予巧妙的侧面烘托。
总之，《儒林外史》并非用了一二个主角的经历去反映某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而是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来共同完成反映一定社会现实的任务。它的艺术结构，当然要以此为准则，为自己的总目标服务，并使书中的每个人物都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性格。故而，对每个人物的出场与退场，都作了精心设计，使其有助于总体任务的圆满完成。
由上可以断言，《儒林外史》这部巨著的结构，在外表看，似乎是松散的，但内在的逻辑联系(包括思想)，却是十分严整。正如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文中所说：
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天下人者; 有依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 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而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 终乃以辞却功名宝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吴敬梓是综合了历代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一些特点，经过苦心孤诣的经营，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独特的小说结构形式，以适应自己所要表达的特定和特殊的要求。
附图八十：
吴敬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