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演义》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三国志演义》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题 “罗贯中编次”。嘉靖壬午 (1522) 刊大字本，二百四十回;康熙刊毛宗岗评本，一百二十回。



在我国文学史上，也许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象 《三国演义》那样长时期地吸收如此众多的读者，几百年来，它差不多被整个民族一代一代地不停阅读。可以说 《三国演义》 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我们民族生活的每个角落，对于促进我们民族性格的形成，推动民族精神的高扬，都起着不容忽视的巨大作用。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大批生动的艺术形象，他们以无情的真实呈现在读者面前; 特别在那些重要典型身上，反映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是解开我们民族历史许多现象之谜的关键。在作品的整个形象体系中，曹操和刘备，包括他们所代表的集团，占有一个突出的地位，成为形象世界中的两极; 他们的矛盾、对立和冲突，组成了全书结构的主线，所有的情节和故事都紧紧围绕这一中轴而旋转。

在历史上，曹操和刘备都是靠镇压农民起家的封建军阀;就统治才能而言，两人又几乎都是器识非凡、雄才大略的俊杰。曹操对统一中国、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步作用也许更大一些; 但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则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仅仅是封建剥削阶级内部各个军事集团之间在争夺统治权力问题上矛盾的反映。不过，就品德而言，曹操比较残暴，刘备比较宽仁，但这方面的对立，并不如小说所表现的那样集中和突出。小说的作者在充分利用史料的前提下，突出人物的某个方面，加以虚构，使之充分典型化。这两个形象的对立，被作家扩展到如此广阔的程度，不仅他们所代表的集团的利益是敌对的，他们的思想作风是完全相反的，而且他们的为人处世，他们的品质修养，甚至他们的个性，无不处处对立，势同水火。在作者的笔下，他们简直是一白一黑，一正一邪，一个高尚，一个卑劣; 一个是天使，一个是魔鬼。人们常用仁君和奸雄来概括他们的基本特征，这无疑是一种通俗而简便的说法，但以此来概括这一组对立形象的广阔而又深刻的含义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还不足以把他们同历史上和文学作品中出现过的那些仁君和奸雄区别开来，更不足以说明他们在当时的作品中出现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认识意义和社会价值。

曹操当然是个千古不朽的奸雄，在我国古代小说家所塑造的五彩斑斓的人物画廊中，曹操这个形象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很难找出第二个象他那样深刻、全面、真实而又意义深远的反面典型。这是一个剥削阶级利己主义的集中代表，贪欲和权势的生动典型。作者把永恒不息、死而后已的贪图权力这一点作为这个形象的基础。这种不知休止的权力追求，支持他从一个目标走向另一个目标。而前一个目标的满足，不过是为了给后一个目标鸣锣开道。曹操身上的这种无止境的贪欲正代表了当时统治阶级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得无厌的争夺; 这种争夺已达到了不受礼法约束，不顾廉耻的程度。他的那句使人不寒而栗的自白： “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说得如此赤裸裸地不加掩饰，它直言不讳地供认要把伤害他人当作自己理所当然的权利，而否认对社会有任何需要履行的义务。

不仅在思想品质方面，就是在统治权术方面，曹操同样也是剥削阶级、特别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集中代表。他身上几乎概括了这个阶级全套的统治手法，如专横残暴、权谋机变、假公济私、表里不一; 而残暴和狡诈的紧密结合，则是他最为擅长的手法，是这个奸雄最独特的作风。他一方面用残暴的镇压手段来诛锄异己，另方面又用狡诈的手法以便揩干手上的斑斑血迹。他是封建社会一切道德观念的破坏者，但却装出一副虔诚卫道者的面孔; 他动辄残贤害善，却处处表现出爱才若渴;他对人民贪残酷烈，狠戾不仁，却做出一副体贴部下、宽仁爱民的姿态。他到处作恶，并不是不了解善，不知道美德的可贵; 相反，他正是深深懂得善的好处，懂得人们总是乐于接受美言懿行的笼络，而不愿屈从权势威力的裹胁，所以他才有意识地把善与恶的因素萃于一身，用善的旗号裹住恶的实质去征服自己的朋友和敌人。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并不单纯出自灵魂的卑劣，而由于内心的洞察，这才使他能置身于一切情势中，无往而不利。他能够把历代封建王朝所积累的统治权术中精妙入微之处全盘继承下来，并用来操纵局势、左右朝政; 他能把封建社会的秩序、法则、传统和道德一概置于自己的驾驭之下，以实现芟刈群雄、威慑百姓、满足个人贪欲的野心。

但是，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曹操又是一个独特的，个性鲜明的文学形象，是一个具有强大灵魂和顽强性格的具体的人。他固然残暴狡诈，但并不昏庸腐朽、冥顽愚昧; 完全相反，作者按照实际情况那样，极力刻画出他的雄才大略、器识非凡、目光敏税、思虑周密、工于心计、意志坚决的种种特色，把他塑造成一个有多方面才能的杰出人物。无论是政治才能、眼光魄力、战略战术，甚至文学修养、谈吐风雅，他都高人一筹。他决不是个简单的坏人、浅薄的奸雄，而是个大阴谋家、大野心家。他又有着杰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是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结合、浑然一体的。他正是凭借这一点，才能在群雄并起的乱世，战胜那些逐鹿中原的竞争者。他能够毫不迟疑地干他所能干的一切坏事，甚至还能踌躇满志地欣赏自己所犯下的每一种暴行，就象一个艺术家欣赏自己的作品一样。他看清了封建社会是治世少而乱世多，道德仁义、温文尔雅的假象掩盖的正是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实质。他迎合社会上的这股暗流，终于被利己主义的权势欲所压倒。因为，他懂得在那个社会里要想不被别人所吞噬，唯一的办法是去吞噬别人; 但是要具备吞噬别人的条件，那就要使自己成为强有力者，而追逐权力乃是征服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他才自觉地充当了乱世奸雄的角色，成为与残酷社会相适应的天之骄子。

可见，曹操这个形象决不是作家梦想出来的。他乃是恶德的实体，个性化了的社会存在。如果我们根据作家所处的历史环境来考察，曹操就是封建时代的直接映象。他不止是代表一种人生观，虽然他的存在也要求一种理论上的概括; 他的活动代表了封建政治角逐场上一种至为残暴的力量，他的行为构成了封建社会罪恶统治的象征。倘若你深入观察这个人物的描写之后，你就会发现作者是抱着冷静而又客观的态度来解剖这混沌一片的丑恶，来搜集这些邪恶而又无耻的特征。作者为我们掀开传统道德帷幕的一角，显示出封建阶级和他们的全部罪恶。你在这儿找不到丝毫人性的面目。从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所表示的不是专对个人，而是对典型、对某种世态人情发出的谴责。

如果说，曹操代表了封建社会的现实存在，那么，作为对照，刘备就是那个社会的理想的象征。

刘备这一形象的本质是对理想道德的追求而与追逐权力的曹操相对立。曹操用暴力和权诈去建立霸权，而刘备则遵从 “惟德可以服人”的信条，一心凭借仁政和王道，幻想在尘世中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社会，虽然他谋略不及曹操，勇武不及关张，但在个人德行和精神品质方面，却高人一筹。与曹操极端利己主义相反，它 “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他宽仁长厚，爱民如子，故到处受到人民的拥戴。他兵败绝粮时，“但到处，闻刘豫州，皆争进饮食。”这种一切以民心向背为依归，不考虑一时的得失成败，即所谓 “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的做法，一方面固然说明一个蓄大志、干大事者的远见卓识，另方面也反映了历代人民所希望于仁君应具有的品德。

尊重民心，受惜民命，与臣下祸福同享，患难安危与共，这正是他建立统治的基础。他不仅待关羽、张飞 “情同骨肉”、“生死与共”，就是对待诸葛亮、赵云、徐庶、庞统等人，也都表现了一种倾诚相待，肝胆相照的情谊。他三顾茅庐，虚怀若谷，求贤如渴; 他伐松望友，情深意长，感人肺腑; 他三让徐州而不受，有荆州而不取，不愧光明磊落，胸怀坦荡，这一切，与狠毒奸诈的曹操，正好是个鲜明的对照。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 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吾不忍也。”这段话经常被用来说明曹刘间分歧和对立的深广程度，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曹刘二人之间，而且存在于两个集团之间。更准确些说，只存在于蜀汉集团与曹操个人之间。因为，这两个集团的组成有着不同的情况。蜀汉集团是以刘关张诸葛等一大批勇武或智慧的英雄所组成，这些人又无一不是以品质和道德上的高超作为维系这个集团的精神纽带。可以说，蜀汉集团乃是在民族传统道德观念和农民平等要求基础之上组织起来的，是任何人不可缺少的一个整体。而在曹魏阵营中，尽管谋臣如云，猛将如雨，但那些人不过是寡头独夫手下的工具，他们都没有独立的人格，个人的自主性，他们的存在意义就在于为实现曹操的政治目标而出谋献策或冲锋陷阵; 一当他们表现出自己的独立价值或个人意志，如荀彧、荀攸反对曹操自封魏公、魏王，许攸引破冀州为己功，杨修企图以智慧超出曹操时，都一一被曹操所忌杀。因此，曹刘的对立不仅表现在政治、品德和作风之上，也表现在两个集团内部结构之上。曹操成了他那个集团的主宰和核心，刘备则仅仅是蜀汉集团的代表和领袖，而这个集团的核心却不是刘关张这些个别人物，而是诸如忠诚、信义、仁爱、平等这样一些理性原则。

《三国演义》对蜀汉集团的描写，部分材料有某些史实根据，但大量的却采用了民间传说和虚构，这与塑造曹操时所采用的比较严谨的笔法不同。当然，如果从艺术价值上看，刘备的塑造远不如曹操成功; 因为，英雄这种东西在生活中远比在作家幻想中出现得少。所以，美德总不如罪恶容易描绘，天堂总赶不上地狱令人信服。但是，理想人物如果没有和真实人物同样的条件，也是不能诞生、生存和行动的。真实人物是现存社会各种因素的集中和典型化，而理想人物则往往是通过折光的形式反映了对现实生活的否定。社会愈黑暗，专制暴君愈横行，人民对仁政和仁君的向往愈加强烈。刘备这个形象成了选择他为工具的千万人的意志的集中点，他正是作为群众的愿望、时代理想的象征而与邪恶社会相对立。但这个理想，不是虚谎，不是幻影，同样也是生活本身的一种反映; 它不是从现实直接摹写下来的，而是通过诗人幻想产生的，是一种被净化、美化了的现实，是人们愿望的升华。

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铁板一块，都可以一分为二。马克思说过 “封建的生产也有两个对抗的因素，人们称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没有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压倒好的方面。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曹操这个形象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坏的方面，即专制独裁、权术欺诈、凶横残暴，而这些正是封建政治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物质力量，体现了封建社会的客观现实。在作品中，它又是作为必然环境而出现的，而这种环境乃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异己力量与人相对立。人们只有寄希望于理想，才能至少是内在地挣脱这种环境的压迫。刘备这个形象代表着这种异己环境的对立面，曹操反映了人性异化为邪恶的环境，刘备则表现了人们竭力逃脱这种已经形成的自我异化，即对理想人性的朦胧追求，曹刘的对立既是作为客观环境与主观理想之间的对立，同时又是作为社会统一体中实际力量与潜在力量之间的对立，社会现实存在与理想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封建主义坏的方面与好的方面之间的对立。刘备以及蜀汉集团成员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好的方面; 不过他们所反映的主要不是封建经济关系中，而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某些好的方面，如早期某些思想家所提出的仁政思想、民本思想、爱民思想，以及忠诚信义、扶危济困这样一些传统道德，还包括农民运动中自发的平等主义要求。那些思想家编造了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色，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可是，历史逻辑的发展和这些思想家的华美约言比较起来，按照这些观念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失望的讽刺画： 仁政变成了暴政，民贵君轻转化成专制独裁，宽仁爱民变成了对人民的镇压和掠夺，孝悌礼让让位于权诈机变，理性消亡为无稽，幸福蜕变为痛苦。作家深感社会日渐堕落，世道日益沉沦; 因此他才代注目于古代，求助于传统的理性观念，他把那些思想家关于这个社会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利用史籍中点滴材料作为雏型，从而塑造出蜀汉集团一大批英雄形象，组成了同以曹操为代表的邪恶社会相对抗的另一个理想世界。

把以曹操为代表的现实世界和以刘备为代表的理想世界的对立，就事论事地简单归结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那是远远不够的。当然，这个对立并没有、也不可能超出封建主义的历史范畴。在封建制度下，就是农民也只能在封建主义之内，而不可能在封建主义之外来批判现存社会。但是，从社会的统一体中，从历史的现实的关系之中，发现并区分对立物的存在，这正是作家才能所在。象三棱镜能把自然光分解为各种单色光一样，作家的眼力穿透了污秽的粪臭的蒸气，看到了美好的、崇高的、充满浩然正气的民族性。他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观察一切事物，解剖社会现实，他认识到对立面的矛盾和斗争，组成了现实世界和伦理世界，满布于历史运动和人的一切活动之中： 善与恶、美与丑、光明与黑暗、天堂与地狱、高山与深谷、理性与贪欲、高尚情操与卑劣物欲、天使与魔鬼、英雄与凡人、君子与恶徒、圣君贤相与暴君贼臣，构成历史运动和普遍矛盾，也体现出了 《三国演义》 的深刻主题。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无权违背魏胜蜀败的结局，但却这一切成功地处理为主人公的震撼人心的历史悲剧。关羽这一雄伟典型，在他身上，目标的过分集中，性格的高度发展，派生出一种显著的两面性。顽强的意志，宏大的热情，形成了一种可怕的，甚至是致命的禀赋。因此，悲剧性的灾难必然导向受难者的人格，惩罚总是要同悲剧主角崇高的品质联系在一起。张飞嫉恶如仇的过度发展，以致暴躁寡恩，从而招致杀身之祸。关羽的居功自傲、麻痹轻敌，他的刚愎自矜也来源于过分正直和对邪恶的蔑视。他由于自己正直，就看不见社会的狡诈，更不了解封建政坛上纵横捭阖的一手，却幻想凭借一把八十三斤的青龙刀和自己的凛然正气就能够威慑住一切狡狯的敌人。因此，他才把曹操、孙权、吕蒙等人对他表面上的谦恭，看成正义对于邪恶的必然胜利，从而丧失一切警惕; 所以，他的毁灭是必然的，同时也是悲剧性的。悲剧的本质不仅在于流血的结局，而更在于流血结局必不可免这一趋势之中。

同样，刘备伐吴也是个致命的错误，这历来都受到从史学家到文学家的一致指责。如果从历史上看，这当然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决策，它使蜀汉多年蓄积起来的精锐毁于一旦，使主要对手曹操坐收渔人之利。但是，如果从文学本身来看，就不应该照抄史论上的定评以代替形象内涵的美学分析。《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刘备伐吴，并不是那种原则性错误，而仅仅表现为一种能引起同情和深思的悲剧性错误。按照作品所揭示的生动内容，谁能不承认刘备形象的实质正在于代表着当时人们的理想道德境界，他与关张的情谊体现了封建社会中人们之间最珍贵的感情。按照封建原则，只有臣下为君主尽忠效命，从来没有君主为臣子守义殉身。刘备说：“二弟若死，孤岂独生!”“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从这些感人至深的话中，我们看到的正是一种发展到可怕程度的对于正义的遵从，一种笃于金兰情谊、信守誓言、不惜代价、不计后果的片面性。刘备形象的生命是与桃园结义相始终的，离开了这个义，形象就将成为没有灵魂的躯壳。诸葛亮和赵云都以 “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为理由进行谏阻，这丝毫也动摇不了他的决心，联吴伐魏，虽符合实际情况和蜀汉利益，但却要置骨肉之仇于不顾，并包含独享富贵、贪恋为君的卑鄙之想。这理所当然也要为刘备所拒绝。先伐吴后伐魏，尽管在战略上是个失策，在后果上不堪设想; 但这正是形象本身逻辑发展的必然，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刘备被迫在这两种价值之间进行选择，悲剧就产生在这一抉择之上; 要通过这种抉择消灭两种价值中的一种。命运的残酷性就在于要求人们在接受一种局势时，便不再有妥协的可能，而且，选择之一便是个人的毁灭。听凭高尚而又盲目的感情的指引，不考虑实际利益，理想观念必然为现实法则所击败。

诸葛亮的一生其实也是悲剧的一生，尽管他英才盖世，结果还是 “出师未捷身先死”，这种悲剧命运曾经激起后代多少人同声一哭。如果说，作者还能用英雄性格上的弱点，即美德趋于极端的片面性作为部分理由来解释刘关张三人的悲剧命运; 那么，作者对于诸葛亮的悲剧原因，就显得有些茫然不解了。尽管作品写出了造成悲剧的客观环境，如前有关羽和刘备的倾覆，后有刘禅及群小的牵制，使得他心劳力拙，以致回天无力。但凡属伟大的人物，他们命运的星辰并不在天上，而是藏在自己的胸中。仅仅有外部理由，并不足以导致悲剧的必然发生。然而在诸葛亮身上，却几乎无法提供悲剧命运的根由; 因为他既了解理想价值的可贵，又能对邪恶现实洞察入微，并精通纵横捭阖，是个务实的政治家。他成了书中唯一能立足于现实世界的理想人物。因此，他身上的那些美德，尽管也建立在宏大规模之上，但却没有发展成其他悲剧人物身上的那种片面性。为了解释诸葛亮悲剧的原因，作者只好乞灵于茫茫的命运之神。作品尽力渲染了那种 “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的宿命观念，他的出山注定只能是 “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而已。无论他如何挣扎，但结局是无法改变的。

在诸葛亮身上，作者进一步把这种主观努力和必然命运的冲突提高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类矛盾的高度： 作者一方面通过诸葛亮的那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智慧，以表现人类智力可以达到何等的高度; 另方面又说明这种超凡入圣的智慧也不足以拯救人类自身以脱离苦海。人的智力是无限的，同时又是有限的; 人类历史就是在这种无限和有限的冲突中迂回前进。诸葛亮尽管被写成我们民族智慧的化身，但却丝毫也不足以改变我们民族的命运。这正体现了一个与命运本身作殊死斗争的英雄人物的感人至深的悲剧性格。

不仅个别人物，就是蜀汉在与曹魏斗争过程中，同样也是个悲剧结局。曹魏得天时，东吴得地利，西蜀得人和，但结果却是魏胜蜀败。可见，天时不可违拗，人和不足以回天。这一宿命观念是贯串全书的。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运动，并不决定于个别英雄的意志。即令是那些智慧和勇力上的超人，他们对历史上的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他们的作用仅限于个别的战斗和战役; 只有高高在上的命运，才是唯一能对历史进程施加影响的决定性力量，是接受或拒绝人类行为的最高权威。命运成了一股超越于道德和理智之上的势力，它在实现自己最终目标方面是冷酷无情和坚定不移的。这个命运，其实正是古人所不理解的历史必然性。

因此，只要透过作品所散布的唯心主义迷雾，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若干现实主义的客观描写： 从那些历史机缘上的偶然性后面，我们还是可以窥见历史的必然法则。我们不难看出：刘关张所追求和信守的某些传统道德和理性原则，如宽仁爱民、忠诚信义等等，并不符合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条件; 他们冲进封建社会的现存秩序之中以追求自己的理想; 但是他们所达到的，并不是他们预期的目标。他们完全不理解他们所要影响的那个世界，他们仿佛在黑暗中盲目地进行挣扎; 那些通过他们发生作用的力量，使他们成为一个并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工具。假如没有诸葛亮，假如不听从诸葛亮在隆中决策所提出的夺取荆益以对抗孙曹的主张，他们也许一辈子都只能象前半生那样一事无成;而夺取荆益，乃是 “伐人之国以为乐”，并不符合宽仁礼让的原则。但在当时，却是唯一可行之法! 这正如庞统所说：“离乱之时，用兵争强，固非一道;若拘执常理，寸步不可行矣! 宜从权变……”正是按照这种权变之道，刘备才得成帝业，取得与魏吴鼎足之势，但到后来，他们又放弃权变，继续以常理来对抗现存秩序，就只能给蜀汉基业一再带来挫折。可见，权变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宠儿，成了封建政治舞台上的支配力量; 而道德仁义，只会到处碰壁。仁君贤相，并非救世良方，相反，“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这就是作者为我们揭露的社会现实。

同样，曹操之所以能够削平群雄，统一北方，鼎足天下，而又强于孙刘，并通过他的儿孙实现并吞蜀汉的宿愿，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是权诈的集中代表，恶德的极端典型。他把权变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把军事上的谲诈运用于生活中的所有方面，他在利用阴谋权术为自己开辟道路时是不可阻遏的，封建社会的一切理想价值观念都不足与抗。人们常说的 “天不灭曹”，不过是对这一严酷真理的一个通俗的阐述。

可是，曹魏也并没有获得最后的胜利; 灭蜀后两年，政权即被权臣司马氏所篡夺。司马懿祖孙三代，用的仍然是曹操当年的故伎。“再受禅依样画葫芦”，这实际上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螳螂捕蝉，焉知黄雀在后。你用权诈来对付别人，人家照样可以用权诈来对付你。强中更有强中手，一个骗子手败在另一个更大的骗子手名下; 阴谋家霸占得来的产业，又不得不拱手交给另一个更狡猾的阴谋家。

通过三国时期近百年来错综复杂、尖锐激烈的斗争故事，《三国演义》为我们揭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 左右形势，对封建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不是正义，而是邪恶; 不是道德，而是权诈。封建社会历史运动的必然结局乃是“坏的方面压倒好的方面”，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战胜了孝悌礼让、忠诚信义等理想观念; 兽性取代了人性，暴政强奸了仁政，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伦理关系不得不让位于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市侩原则。这不单是三国时期的现实，而且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现实。

《三国演义》所描写的不仅是蜀汉集团的悲剧，而且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因为，历史并不是个人的历史，以刘备、诸葛亮等人为标记的那个时代乃是特定时期整个民族的历史。这些悲剧人物正是我们民族的最雄伟的历史典型，他们都是作为民族的代表、民族力量的承担者、民族传统道德的象征、民族精神的反射镜、民族命运的注释者而出现于作品之中。他们的性格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积累由全民族共同创造出来的，他们的自我完全消溶在民族的自我里面。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并不是孤立地突出人物的个别行动，而总是联系到类型，把个别行为归结到英雄类型中去。只有通过这种类型，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出我们民族的性格，从而展开民族斗争的壮阔画面。作家写出他们的崇高品质，或者揭示他们致命的弱点，既不仅仅为了赞扬，也不单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在里面探索自己民族的存在、使命和苦难的秘密。因此，作家在生活中只吸收那些崇高和壮伟的东西，而把那些平庸和常见的东西统统抛开。我们不知道关羽、张飞等人的爱情、婚姻和他们的家庭生活，我们也不大了解他们个人的一些忧虑和痛苦、欢娱和乐趣，因为作品全然没有描写这些。个别人物的存在和他们的那些与政治无关的私生活，丝毫也引不起作者的兴趣，他所关心的乃是整个民族的命运。在他看来，我们民族的命运，只能是在宫廷和战场上，而不是在个别人物的日常生活中被决定的。

在 《三国演义》形成的宋元时期，正是民族遭受灾厄和屈辱的年代。戴上封建制度的枷锁，在专制暴政下弄得疲惫不堪的我们的民族，完全抵挡不住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特别是元代，蒙古贵族以少数民族盟主的身份，在历史上第一次征服了整个中国，汉官威仪，沦为左衽。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何在? 当时的一切有识之士都在为之反省。《三国演义》的作者从古代历史中抽取那些带规律性的特征，其目的正是为了发掘时代苦难的根源。他揭示蜀汉悲剧的酿成，正是为了探索宗国沦亡的缘由。同时，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紧张搏斗也唤起了我国沉睡的力量，使民族在自身看出了前此未曾意识到地那种顽强的生命力。人们的想象力被伤心惨目的景象所激发，就会追思历史上的强盛时代，描绘出那些咤叱风云的英雄及其所创建的雄伟业绩，从而表达出民族的信心和力量，并把自己的斗争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这也许就是 《三国演义》形成的社会基础和时代条件。这部作品应该是悲剧时代所诞生的一部历史悲剧，它既是民族的苦难的自白，也是民族的勇气和信心的见证。总之，它成为民族历史的启示录，奠定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