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军
报告文学。作者陈祖芬。刊载于《人民文学》1986年第7期。1986年5月4日，在中国实行夏时制的第一天，在“变革的时间和时间的变革里”，作家乘279次列车赴西安采访一位无名经济理论家——理论狂人党治国。身着劣质西装、神色透出贫困的逃犯似的党治国举着“接陈”的牌子欢迎她。1954年，陕西韩城县中学的党治国以全省第一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1957年，这个“像黄河一样古朴”的农民的儿子，仗着自己对党的忠诚，毫无顾忌地为钱伟长们辩护，于是，他成了“极右”。他坚信党是绝对正确的，那么一定是自己错了，虽然不明白错在哪儿。1960年，党治国被开除学籍回乡劳动，时值“砸锅卖铁”、“亩产百万斤”的荒唐年月，有人饿死，有人逃荒。党治国开始怀疑了，开始了由一个自觉的“右派”向一个自觉的人的转化。在当井下掘进工时，搞反向爆破试验成功，但生产力的发展总要受到政治的冲击。党治国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实实在在研究共产主义，既批“右”，又批“左”。1970年2月，他被判处二十年徒刑，妻子被迫离婚，留下一个孩子和年迈的双亲。在狱中，每天劳动回来，他便如饥似渴地啃《资本论》。他相信自己顶多坐十年牢。他在潜意识里认定，中国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思想错误，而是有深刻的经济根源。1975年，党治国把全部希望系于复出的邓小平身上，等来的却是批邓。他彻底绝望了，再也没有生之留恋。对他来说，头脑比心脏重要。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夕，在押犯党治国要用自己好几项革新成果向科大献礼。1980年，他一出狱，便浮肿着脸四方出击，发表了十来篇论文。党治国调到西安市民用煤研究所工作，他要研制气动凿岩机，但解决不了资金问题。“文革”中，一个“党治国专案组”，五个人一年就花掉一万多元钱。全国有过多少专案组?用了多少人力?花了多少金钱?制造了多少冤案?党治国这个50年代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在80年代拿到了补发的毕业证书。文凭可以补发，思维不能重复。几十年的磨难教训了他：首先要研究的是生产关系。改革的关键是所有制问题。国营企业为什么缺乏活力?党治国的回答是：“企业中没有真正的主人。”“三十多年来一直对国营企业职工进行主人翁思想教育，这件事本身恰恰证明国营企业的职工不是企业的主人。”他得出结论：主人，这是一个确切的经济事实，而不是一个思想概念。主人不在，后门洞开。在《经济规律在行动中——论走后门是经济规律遇阻时发生作用的一种形式》这篇论文中，党治国阐述道：“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不过是国家花巨款买来的祸害。”“人们所能改变的，只是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形式，而不能改变经济规律本身。”谈到地租规律，党治国认为：“用行政手段分房，来代替经济规律平衡人口的分布，结果是人们将为之付出活动费和贿赂。这只不过是社会自愿放弃的房租的转化形式。”进而，党治国运用经济规律的理论剖析思想工作的偏颇：“当我们常常用未来物质生活如何丰富的数字来充塞人们的头脑时，又怎能希望只用思想和劝善来填补精神的匮乏呢?”“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孤立的品质，而是一种标志着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科学。”归根结底，党治国坚持的，是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他有思想，尤其有经济思想!思想使他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他如痴如狂地在理论的海洋中徜徉。这个经济理论家的经济状况却糟糕透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呼唤着经济理论家，现实的变革需要理论狂人党治国。这篇作品以“夏时制与变革的强制性”作为开篇，渲染了浓厚的时代气息，烘托出强烈的改革氛围，自然而然地把改革者党治国引到读者面前。作品以党治国的经济理论研究为主线，以时代变革为背景，运用倒叙、插叙的手法，写出了主人公坎坷的经历，介绍了他在经济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与祖国息息相关的必然命运。选材得当，编排巧妙，达到了鲜明对比的艺术效果，具有撼人心魄、发人深思的力量。感情真挚、炽烈，语言活泼、诙谐。作家用五彩的笔，满怀激情讴歌改革，生动形象地将一个活脱脱的理论狂人献给时代，献给读者，在经济理论界引起反响。获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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