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要求普希金给他一个题材，“只要是纯粹俄罗斯的笑话就行”，他就可以“写出五幕的喜剧”。普希金慷慨地提供了两个故事。一是彼得堡的小官吏巴维尔·斯维尼纳在南方比萨拉比亚省冒充彼得堡的一个大官，只在他做得太过分(竟然接受犯人的请愿)时，才被制止。二是在诺伏戈罗德省的乌斯玖日纳城，一个外来人冒充部里的官员，骗走了许多市民的钱。果戈理把这两个故事糅在一起，并根据他创作的指导思想——“在《钦差大臣》中我决定把当时所知道的俄罗斯的一切丑恶的东西、一切非正义的行为都集中在一起加以嘲笑”——加以“改动”。例如，在两个故事中，骗子是积极行动的主角;在《钦差大臣》里，赫列斯达科夫变成完全被动的人物，他并不是自己要冒充钦差大臣。而那些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并不是受骗者，而是欺骗者。剧本描写他们平时“不守本分”地捞钱，现在又在玩花样行贿。基本的积极的角色，在故事原型中是骗子，在剧本中是市长。他从第一场起就“争取主动”，耍尽手段不让他自己和属下的罪行暴露出来。这一群官吏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官僚世界呈现在观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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