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事领袖要为将来制定计划，可是他们绝不能有任何的焦虑。“把我们最好的装备供应给最优秀的人员，”美国海军上将阿尔耐斯特·金说，“再交给他们似乎是最聪明的任务。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些。”
“如果一艘船沉了，”金说，“我不能把它打捞上来。要是船继续下沉，我也没有办法。与其花时间后悔昨天的失误，还不如去解决明天的问题。何况我若担心这些事情，我也不可能支持很久。”
不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好想法和坏想法之间的区别在于：好想法会考虑到原因和结果，从而产生合乎逻辑的、富有建设性的计划；而坏想法通常只会导致精神紧张和崩溃。
我曾荣幸地访问了亚瑟·苏兹伯格，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报纸之一《纽约时报》的发行人。他告诉我，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欧洲燃起的时候，他非常吃惊，对未来充满了忧虑，几乎无法入睡。他会常常在半夜爬起床，拿着画布和颜料，对着镜子，想给自己画一张自画像。尽管对绘画一无所知，但他还是画着，以此来驱除忧虑。苏兹伯格先生告诉我，他最后是因为一首赞美诗里的一句话才消除了忧虑，得到了平安。这句话是“只要一步就好”。
引导我，仁慈的灯光……
请让你常在我脚旁，
我并不想看远方的风光；只要一步就好。
大概在这个时候，欧洲有个当兵的年轻人，也学到了同一课。他的名字叫泰德·班哲明诺，他住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他曾经忧虑得几乎完全丧失了斗志。
“1945年4月，”泰德·班哲明诺写道，“我忧虑得患上了一种医生称为‘结肠痉挛’的病，这种病很痛苦。如果战争不在那时结束的话，我想我整个人都会垮掉。
“当时我筋疲力尽。我在第94步兵师担任士官，负责建立和保管在作战中死伤和失踪的士兵名录，还要帮助发掘那些在战争期间被打死而草草掩埋的敌我双方的士兵尸体。我必须收集那些人的私人物品，把这些东西准确地送回到重视这些私人物品的父母或近亲手中。我一直担心自己会造成一些让人难堪的或者严重的错误，还担心我是否撑得过去，担心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回去搂抱我的独生子——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儿子已经16个月了。我既担心又疲劳，整整瘦了34磅，而且几乎要发疯了。我眼看着自己的两只手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一想到自己瘦弱不堪地回家，我就害怕。我崩溃了，像个孩子一样哭了，每当独自一人时我就眼泪汪汪。有一段时间，也就是在大反攻开始不久，我常常哭泣，几乎放弃了做一个正常人的希望。
“最后，我住进了部队医院。一位军医给了我一些忠告，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在给我做完一次全面检查之后，他告诉我说我的问题纯粹是精神上的。‘泰德，’他说，‘我希望你把自己的生活想象成一个沙漏。你知道，在沙漏的上半部分有成千上万粒的沙子，它们都缓慢而均匀地流过中间那条细缝。除非把沙漏弄坏，你和我都不能让两粒以上的沙子同时穿过那条窄缝。你和我以及每一个人，都像这个沙漏。每天早上，我们都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在这一天之内完成。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每次只做一件，让它们缓慢而均匀地通过这一天，就像沙粒通过沙漏的窄缝一样，那么我们就会损害自己的身体或精神了。’
“从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开始，这位军医告诉我这些之后，我就一直奉行这种哲学。‘一次只流过一粒沙子……一次只做一件事。’这个忠告在战时挽救了我的身心；现在它对我在工艺印刷公司的公关广告部中的工作也极有帮助。我发现商场上有时也有和战场上一样的问题：一次要做好几件事情，但却没有时间。例如我们的材料不够用了，有新的表格等待处理，要安排新的资料，要变更地址，新开或关闭分公司，等等。我不再紧张不安，因为我记住了那个军医告诉我的：‘一次只流过一粒沙子，一次只做一件事情。’我一再重复这两句话，工作比以前更有效率了，工作时再也不会有那种在战场上几乎使我崩溃的迷惑而混乱的感觉。”
现在，医院一半以上的床位都是给那些大脑神经或者精神上有问题的人留着的。在这些病人中，只要他们能奉行耶稣的“不要为明天忧虑”，或者信奉威廉·奥斯勒爵士的生活在一个“完全独立的今天”，他们大多数人就可以过上快乐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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