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喜洪 【本书体例】
薛福成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同治六年(1867)副贡生。参曾国藩幕,被保选用同知。又因参与平定西捻军,以直隶知州补用,加知府衔。入李鸿章幕府,被保举知府。后又以军功除浙江宁绍台道,擢湖南按察使,简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回国后,升左副都御史。工于古文,继承桐城派文章传统,文笔平易晓畅。著有《庸庵笔记》等。
胡文忠公抚鄂时,尝明保东湖县令张建基之治行,荐擢府道,至湖北布政使。以贪黩著闻,大府勒令告病归田。世颇讶胡公之滥保。其后乃知胡公之保建基,以其平反东湖冤狱,而实则理是狱者,建基之前任张君也。
先是东湖有民妇某氏者,事姑素孝。每晨起,洒扫庭除,治中馈(kuì愧),然后适姑寝问安。以盥(uàn贯)水一盆、鸡卵两枚置案上,如是以为常。
一日清晨,排闼(tà踏)入,见姑床下有男子履,大骇。亟低声下气为掩门而出。姑已觉之,羞见其妇,自缢而死。乡保以妇逼死其姑,鸣于官。妇恐扬其姑之恶,不复置辩,遂自诬服,已按律定谳(yàn艳)矣。此张君前任事也。
及张君莅(lì立)任,过堂见此妇神气静雅,举止大方,谓必非逼死其姑者。疑其有冤,再三研诘,矢口不移。因谕之曰:“汝若有冤,我能为汝直其事。此时不言,不得活矣。”妇答曰:“负此不孝大罪,何面目复立人世!愿速就死。”令终疑之,沉思累日。
县有差役某甲者,其妻素以凶悍著。令忽召某甲云“有公事须赴某县一行”,俾还家束装,速来领票。顷之,某甲到署。令忽大怒曰:“汝在家逗留,误我公事,必为汝妻所縻也!”即发签拘其妻。鞭之五百,血流浃背,收入狱中,与获罪妇同系。某甲之妻,终夜诅骂,谓“县令如此昏暴,何以服人”?妇闻其絮聒不休,忽言曰:“天下何事不冤?即如我任此死罪,尚且隐忍不言,鞭背小事,盍稍默乎?”县令使人潜听于户外,闻言来告。令大喜。明旦提妇与某甲之妻同至堂上,诘以昨夕所闻之言,妇不能隐。令悉心鞫问,尽得其情。平反此狱。而薄犒某甲之妻,慰而遣之。通省惊为神明。
及胡公抚鄂,访知东湖张令之事,而其时张建基适令东湖,胡公误以为平反此狱者也,遂登之荐牍。而前任之张令已卒,竟致湮没不彰。其籍贯名字,至今已不可考矣。惜哉!
(选自《庸庵笔记》)
胡文忠公(林翼)任湖北巡抚时,曾经明保东湖县令张建基的政绩,推荐擢升府道,直至湖北布政使。张建基以贪黩闻名,后来上级勒令他告病回乡。世人都很惊讶胡公滥保,以后才知道胡公保举张建基,是以他“平反东湖冤狱”为理由,而实际上审理此案的,却是张建基的前任张君。
先前,东湖县有个民妇某氏,平常侍奉婆婆很孝顺。每天早晨起来,打扫庭院,做早饭,然后到婆婆的住室问安,把一盆洗脸水、两个鸡蛋放到案台上,每天都是这样。
一天清晨,推门进屋,看见婆婆床下有男人的鞋子,大惊,急忙低声下气地又关上门出去了。婆婆知道了,羞于见到媳妇,就上吊死了。乡里地保以为某氏逼死了她的婆婆,报告了官府。某氏怕她婆婆的丑事外扬,就不复置辩,自愿蒙冤服罪,已被按律定罪。这是张君前任时的事。
等到张君到任,复审时见这民妇神气静雅,举止大方,以为必定不是她逼死她婆婆。张君怀疑她有冤情,再三盘问,而民妇绝不改口。张君就告诉她说:“你如果有冤,我能为你辨明曲直。此时不说,就不能活了。”民妇回答说:“获此不孝大罪,有何面目再立人世!只愿速死。”张君终究有疑,沉思数日。
县衙有差役某甲,他的妻子平常以凶悍闻名。张君忽然召来某甲,告诉他“有公事须到某县一趟”,让他回家整理行装,快来领公文。不久,某甲回到公署。张君忽然大怒说:“你在家逗留,误了我的公事,必定是被你的妻子所阻拦。”立刻发签把他的妻子拘押到县里,抽她五百鞭,打得血流浃背,将她收到狱里,与民妇一同关押。某甲的妻子终夜大骂,说:“县令如此昏暴,何以服人?”民妇听她絮叨不止,忽然开口说:“天下什么事不冤?就比如我当此死罪,尚且隐忍不说,鞭背这种小事,为啥不稍稍沉默呢?”县令让人在室外偷听,听见这些话就去告诉县令,县令大喜。第二天提取民妇与某甲之妻一同到大堂上,问她昨天所听到的话,民妇不能再隐瞒了。县令认真审问,完全弄清了真相,就平反了这件冤案。用薄礼犒劳某甲之妻,表示安慰,放她回去。全省都惊叹县令为神明。
到胡公任湖北巡抚时,访知了东湖张县令这件事,但这时张建基恰好正在东湖做县令,胡公把张建基误作平反这个冤案的张县令了,于是就把他列入保荐文书了。然而前任张县令已死,他的事迹竟至于被埋没了,连他的籍贯、名字,至今也已查不出来了。真是可惜呀!
《良吏平反冤狱》写的是东湖县令张君平反民妇逼死婆婆一案,还涉及到继任县令张建基、巡抚胡文忠公。张君判案审慎、机智,使冤案得以昭雪,事迹却湮没不彰,甚至连籍贯名字都不可考。而张建基却窃名盗誉,借此被保荐,接连升迁,终被勒令还乡。巡抚胡公官僚主义,张冠李戴,误保贪官。作者通过这三个人物的行为、遭际,揭露了清朝吏治的黑暗腐朽,赞扬了良吏审慎判案的可贵。
作者在刻画人物时使用了对照手法,通过张建基的贪黩来映衬张君的清明。作者在开头先写张建基欺世盗名,升官发财。中间才写张君如何平反冤狱。结尾处照应开头,又点出张君湮没不彰。两相对照既写出了张君的可贵、可惜,又揭示了清代政治的黑暗。
这篇小说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结构上详略得当,突出主题。写张建基和胡公只是首尾两节一笔带过,简明扼要,却又能击中肯綮,清楚明白。写张君审案,不惜笔墨,从语言、行动和心理多方面描写刻画,使人物形象丰满鲜明。先是到任后发现民女某氏不象逼死她婆婆的人,“疑其有冤”。再三盘问,得不到什么证据。讲明利害,仍然无效。但“终疑之,沉思累日”,终于想出一计。闻知差役某甲之妻以凶悍闻名,便故意制造新的“冤案”,可谓另辟蹊径。张君的言行似是不可思议。然而到了最后,人们才明白了张君为何一反常态,明了其一番苦心。由此,塑造了一个清正机智的良吏形象。
正因为张君这样的良吏可贵、可惜,才更显得清代政治之黑暗。作者也只有感叹“惜哉”了。这一方面是叹惜良吏的悲惨遭遇,另一方面是感叹清代政治的黑暗,显示出作者的无奈心情。作者根据平生见闻随笔编纂成《庸庵笔记》,说古道今,指摘时弊,目的就在于“挽回世道人心”、“有裨经世之学”。其良苦用心,通过《良吏平反冤狱》这篇小说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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