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小伎
文章小伎
【原文】
“文章一小伎，于道未为尊。”虽杜子美有激而云，然要为失言，不可以训。文章岂小事哉？《易·贲》之彖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称帝尧焕乎有文章。子贡曰：“天子之文章，可得而闻。”《诗》美卫武公，亦云有文章。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圣贤，桀、纣、幽、厉之昏乱，非《诗》、《书》以文章载之，何以传？伏羲画八卦，文王重之，非孔子以文章翼之，何以传？孔子至言要道，托《孝经》、《论语》之文而传。曾子、子思、孟子传圣人心学，使无《中庸》及七篇之书，后人何所窥门户？老、庄绝灭礼学，忘言去为，而五千言与《内》、《外篇》极其文藻。释氏之为禅者，谓语言为累，不知大乘诸经可废乎？然则诋为小伎，其理谬矣！彼后世为词章者，逐末而忘其本，玩其华而落其实，流宕自远，非文章过也。杜老所云：“文章千古事”,“已似爱文章”,“文章日自负”,“文章实致身”,“文章开？奥”,“文章憎命达”,“名岂文章着”,“枚乘文章老”,“文章敢自诬”,“海内文章伯”,“文章曹植波澜阔”,“庾信文章老更成”,“岂有文章惊海内”,“每语见许文章伯”,“文章有神交有道”，如此之类，多指诗而言，所见狭矣！
【注释】
[1]伎：技巧。[2]致身：慎独、磨炼的意思。
【译文】
“文章一小伎，于道未为尊。”虽然这两句诗是杜甫（字子美）有感而发，但是应该算是失言，不可当做典式。文章怎么可以说成是小事呢？《易·贲》的《彖》辞中说：“刚柔互相交错，便是天文，以文明之道立身处事，便是人文。看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行，通过观察来得知一年四季的时令变化，观察人间的文明之道，据此以教化大治天下。”孔子称赞帝尧的文物制度光明灿烂。子贡说：“老师写的文章，可以得到，可以听到。”《诗经》中赞美卫武公，也说他有文章。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等贤明君主，夏桀、殷纣王、周幽王、周厉王等昏君，如果没有《诗经》、《尚书》用文章的形式记载下来，怎么能流传后世呢？伏羲画八卦，文王在他的基础上推出为六十四卦，如果不是孔子用文章的形式作了《十翼》进行解说，后人又怎么能知道呢？孔子的至理名言，寄托在《孝经》、《论语》的文字，因此才可以流传下去。曾子、子思、孟子传授孔圣人的儒家学说，倘若没有《中庸》和七篇《孟子》等书，后代的人又从哪里能窥其门径呢？老子、庄子拒绝主张礼仪制度，胡乱说没有文章，可是五千言的《道德经》和分内、外篇的《庄子》却又极尽文藻之能事。佛门弟子参禅，说语言是累赘，不知道大乘诸经典可不可废弃？把文章贬低为小事，这个道理实在是太荒谬了。那些后代作文章的人，逐渐忘记了写文章的根本目的，只注意它的表面形式，追求文辞的华美却忽视其内容，照着这样子下去以致越来越远离其根本，这不是文章本身的过错。杜甫所说的“文章千古事”,“己似爱文章”,“文章日自负”,“文章实致身”,“文章开奥”,“文章憎命达”,“名岂文章着”,“枚乘文章老”,“文章敢自诬”,“海内文章伯”,“文章曹植波澜阔”,“庾信文章老更成”,“岂有文章惊海内”,“每语见许文章伯”,“文章有神交有道”，如此之类，大多是对诗歌而言，他的识见真是狭窄。
【评析】
作者在此批评杜甫“文章一小伎，于道未为尊”的观点，实际上是秉承长久以来“文以载道”的信念。“文以载道”的艺术命题是宋代古文家周敦颐提出来的。这里所说的“道”，是指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周敦颐认为，写作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和伦理纲常，为封建统治的政治教化服务；评价文章好坏的首要标准是其内容的贤与不贤，如果仅仅是文辞漂亮，却没有道德内容，这样的文章是不会广为流传的。“文以载道”的思想，其实早在战国时《荀子》中己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就提出要求“文以明道”。唐代文学家韩愈又提出的“文以贯道”之说，他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
古代文学家提倡诗教，企图以文学作为推行教化的有力工具。“文”是手段，“道”是目的，“文”都是为其“道”服务的。“文以载道”不但成为散文的共同准则，而且成为整个古代文学的基本精神。这也是作者批评杜甫“文章小伎”观的基本出发点。然而“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认为文章是“小伎”，但其诗文却有经天纬地的力量，因而被誉为诗中之“圣”。而大多数腐儒即使整日默念“文以载道”，却也只能“逐末而忘其本，玩其华而落其实”。比如科举考试的“八股文”，虽说要“代圣人立言”，确顶多是写陈词滥调，高头讲章罢了。文字要用来表述真实的感情和思想。这一点在杜甫心中是自然而然的，所以他把文章看为“小伎”。后世之人大多数做不到这一点，便把“文以载道”高高供奉起来。这或许是作者无法超越历史的局限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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