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试策

廷（雍正本、四库本作御。）试策

　　 问：盖闻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仰惟祖宗以来，立经陈纪，百度着明，细大毕举，皆列圣相授之模，焉万世不刊之典。朕缆绍丕图，恪守洪业，凡一号令，一施为，靡不稽诸故实，惟祖宗成法是宪是若。然画一之禁，赏刑之具犹昔也，而奸弊未尽革；赋敛之制，经常之度犹昔也，而财（原误作则，据雍正本、四库本改。）用未甚裕；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犹昔也，而人才尚未盛；黜陟之典，训迪之方犹昔也，而官师或未励。其咎安在？岂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不可已邪？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参稽典册之训，讲明推行之要，俾祖宗之治复见于今，其必有道。子大夫学古入官，明于治道，蕴畜以待问久矣，详着于篇，朕将亲览。

　　臣对：臣闻有家法，有天下法。人臣以家法为一家之法，人君以家法为天下之法。人君与人臣，虽名分不同，而法有小大之异。至于能世守其法者，则皆口权而已。人臣能执一家之权，守一家之法，以示其子孙，则必世为名家。人君能执天下之权，守其家法以为天下法，贻厥子孙，而施诸罔极，则必世为有道之国。盖法者治家治天下之大具，而权者又持法之要术也。今陛下亲屈至尊，廷集多士，访治道于清问之中，首以监于先王成宪、恪守祖宗之法为言，是则陛下欲守家法以为天下法者，固已得之矣。臣获以一介草茅，与子大大之列，仰承圣诏，其敢不尽底蕴，茂明大对，以为陛下遵祖宗守成法之献耶！臣之所欲言者无他焉，亦口揽权而已。

尝谓君者天也，天之所以为天者，以其聪明刚健，司庆赏刑威之权而不昧也。君之所以为君者，以其能宪天聪明，体天刚健，司庆赏刑威之权而不下移也。天执天之权而为天，君执君之权而为君，故天与君同称大于域中，而君之名号必以天配。以天道而王天下也，则谓之天王；以天德而子兆民也，则谓之天子；居九五正中之位，则谓之天位；享万寿无疆之禄，则谓之天禄；五服五章者谓之天命；五刑五用者谓之天讨；就之如日者谓之天表；畏之如神者谓之天威；居曰天阙，器曰天仗；法曰天宪；诏曰天语。天之大不可以有加，君之大亦不可以有加者，以其咸能司域中之权而已矣。恭惟陛下蕴聪明之德，体刚健之资，躬亲听断，动法祖宗。一诏令之下而万民莫不鼓舞者，如天之雷风；一德泽之布而万民莫不涵泳者，如天之雨露，问众正之路，杜羣枉之门，而万民莫不悦服者，如天之清明；为政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万民莫不拭日以观者，如天之运行而不息。巍巍乎，蕩蕩乎，固不可以有加矣。而臣犹以法天揽权为言者，盖陛下之德，虽不可以有加，而臣予之心，每以有加亡已而望陛下。此臣所以昧死尽言，而不知讳也。

　 臣伏读圣策，首以‘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为言，次及于祖宗立经陈纪，列圣相授之道，又次以今日奉行而不能无四者之弊为问，臣有以见陞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守成宪，遵祖宗，欲革今日之弊也。臣窃谓陛下能揽威福之欐率自己出，则成宪有不难守，祖宗有不难法，时弊有不难革，天下有不难治：凡所以策臣者，皆不足为陛下忧矣。不然，陛下虽勤勤问之，臣虽譊譊诵之，无益也。

臣观自古善言治之人，未尝不以揽权为先，自古善致治之君，亦未尝不以揽权为先。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言者，箕子告武王之言也。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至于无道，则自诸侯大夫出者，孔子垂戒后世之言也。谓庆赏刑威曰君，君能制命为义者，左氏记时人之言也。谓堂陛不可以相陵，首足不可以相反者，贾谊告文帝之言也。此臣所谓善言治之人，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也。三皇官天下者，揽福威之权以官之也。五帝家天下者，揽福威之权以家之也。三王计安天下而历年长且久，揽福威之权以安之也。汉宣帝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中兴之业者无他焉，以其能革霍光专政之弊，躬揽福威之权而已。观其总（雍正本作综。）核名实，信赏必罚，斋居决事，听断惟精，而神爵、民凤之治，号为吏称民安，功光祖宗，业垂所裔者，盖本乎此也。光武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建中兴之功者，无他焉，以其能鑒西京不竞之祸，躬揽福威之权而已。观其总揽权纲，明慎政体，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建武之政号焉止戈之武，系隆我汉同符高祖者，盖本乎此也。唐明皇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开元之治者，以其能革前朝权戚干政之弊，躬揽福威之权而已。初，明皇锐于求治，姚崇设十事以要说之，其大概则劝其揽权也，帝自谓能行，由是励精焉治，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矣。宪宗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元和之治者，以其能惩前日沾沾小人窃柄之弊，躬揽福威之权而已。初，宪宗锐于致治，杜黄裳惧不得其要，劝其操执纲领，要得其大者，帝嘉纳之，由是励精为治，纪律设张，赫然号中兴矣。此臣所谓自古善致治之君，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也。

陛下惩前日权臣专政之久，收还福威之柄，运独化于陶鈎，裁万几于独断，天下翕然，称陛下为英主，凛凛乎汉宣帝、光武，唐明皇、宪宗之上矣。而臣尤劝陛下揽权者，非欲陛下衡石程书如秦皇帝，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陛下傅飡听政如隋文帝，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其强明自任，亲治细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其精于吏事，以察为明，无复仁恩如唐宣宗，而谓之揽权也。盖欲陛下惩其所既往，戒其所未然，操持把握，不可一日而少纵之，使福威这柄，一出于上，不至于下移而已。

　 臣窃谓陛下欲守祖宗之法，莫若躬揽福威之权。欲揽福威之权，又莫若行陛下平日之所学。五经泛言治道，而春秋者人主揽权之书也。陛下圣学高明，缉熙不倦，万几之暇，笃好书，固尝亲洒宸翰以书经傅，刊之琬琰，以诏学者矣。迩者，又命儒学近臣于经筵讲读之，是则夫子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迹，（原作书，据雍正本、四库本改。）固已默得于圣心之妙。至于其问可谓揽权之法者，臣请为陛下诵之。春秋书王曰天王（原作下，据雍正本改。）者，所以为人君法天榄权之法；有书王不书天者，所以为人君不能法天揽权之戒：书朝书会者，欲朝会之权必出于天子也；书侵书伐（原误作代，据雍正本、四库本改。）者，欲征伐之权必出于天子也；书僭礼乱乐者，欲其收礼乐之权也；书僭赏滥罚者，欲其收赏罚之权也。权在诸侯则讥之，如践土之盟之类是也；权在大夫则刺之，如鸡泽之盟之类是也。先王人而后诸侯者，欲权在王人也，，内中国而外夷狄者，欲权在中国也。书盗一字者，所以戒小人之窃权也，书阍一字者，所以防刑人之弄权也。

凡一字之褒重于华衮者，皆所以劝人君揽权以作福；凡一字之贬重于斧钺者，皆所以劝人君权以作威。臣愿陛下尊圣人之经，行圣人之言，以是正天下之名分，以是定天下之邪正，以是成

天下之事业，则何患乎不能监先王之宪，遵祖宗之法，革今日之弊耶！

　 臣伏读圣策曰‘仰惟祖宗以来，立经陈纪，百度着明，细大毕举，皆列圣相授之模，为万世不刊之典。朕续绍丕图，恪守洪业，凡一号令，一施焉，靡不稽诸故实，惟祖宗成法是宪是若’，臣有以见陛下谦恭仰畏，不以聪明自居，必欲行祖宗之法，以致中兴之治也。臣以谓陛下欲法祖宗以致治，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揽权。臣谨按春秋有‘变古则讥（原误作机，据雍正本、四库本改。）之’之书，有‘存古则幸之’之书，有‘复古则善之’之书。经书初献六羽者，讥隐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轻变先王之乐也；书初税亩者，讥宣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轻变成周之彻也：此所谓‘变古则讥之’者也。书犹三望者，讥僖公不郊而幸其犹三望；书犹朝于庙者，讥文公不告朔而幸其犹朝于庙：此所谓‘存古则幸之’者也。襄公十一年书作三军者，讥其变古也；昭公五年书舍中军者，善其复古也：此所谓‘复古则善之’者也。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汉惠帝用曹参守萧何之法，而海内晏然，武帝用张汤取高皇帝之法纷更之，而盗贼半天下。守祖宗之法者，其治如此，变祖宗之法者，其乱如彼。为人主者其可自坏其家法耶!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质、赵普之徒，相与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时有若李沆、王日一、寇準，在仁宗时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侧闻庆曆中，仁宗出御书十三轴，凡三十五事，其一曰遵祖宗训，二曰奉真考业，三曰祖宗艰难不敢有坠，四日真宗爱民，孝思感噎。故当时君圣臣良，持循法度，四十二年之间治效卓然者，盖本乎此。又闻熙宁中，先正司马光于经筵进讲至萧何、曹参事，谓参不变何法，得守成之道，且言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异日，吕惠卿进讲立说以破之，谓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考制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光随而折之，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非变也。诸侯有变礼易乐者，王巡守则诛之，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平国用中典，是谓世轻世重，非变法也。’观二臣之言，亦足以见其人之邪正矣。陛下自即位以来，固未尝不遵守祖宗成法，比年有出于一时申请权宜而行者，致与成法或相抵梧。迩者陛下面谕羣臣，谓国家政事并宜遵守祖宗，今又发于清问以求致治之效，臣有以见陛下得持盈守成之道，真仁宗之用心矣。然臣复以揽权为言者，盖春秋讥时王失揽权之道，故诸侯遂有变法之弊。今陛下欲守祖宗之法，宜用春秋赏罚之权以御之可也。大臣有清净如曹参者，宜命之持循；忠正如司马光者，宜俾之讨谕，变乱如张汤者则诛之；异议如吕惠卿者则斥之。如是，则祖宗良法美意，可以垂万世而无弊矣，尚何患乎天下之不治哉！

　 臣伏读圣曰‘画一之法，赏刑之具犹昔也，而姦弊未尽革’，臣有以见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明赏刑以革弊也。臣窃谓欲姦弊之尽革，不可不法春秋以揽权。盖春秋之法，非孔子之法

也，成周之法也，故杜预曰：‘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经有书赏者，如锡命威公，锡命文公，锡命成公之类，皆所以讥时王之滥赏，非周公之赏也；有书刑者，如杀其大夫，放其大夫，杀其公子之类，皆所以讥时君之滥刑，非周公之刑也。时王失周公赏刑之法，不能革当时之姦弊，故仲尼以笔削之权代之，善劝而淫惧焉。我祖宗制赏刑之法，载在有司，画一之章，昭然可观，创之者如萧，守之者如曹，未尝有滥赏也，而赏必当乎功；未尝有淫刑也，而刑必当乎罪。历世行之，弊无不革者，盖以圣祖神宗能揽权于上，而羣臣能奉行于下故也。故司马光自为谏官及为侍从，尝以人君致治之道，三献之仁宗，又献之英宗，又献之神宗，而其二说则在乎信赏必罚也。三宗既用其言以致极治矣，光以清德雅望执政于元祐之初，躬行其言以革时弊，进退羣臣邪正之甚者十数人，天下皆服其赏刑之当，一时之弊亦无不革者。我三宗真盛德之君，而光亦可谓救时贤相也。迩（原作效，四库本作今，据雍正本改。者陛下躬亲万几，一新时政，斥逐姦邪，登用耆旧，禁锢者释，告讦者诛，玆赏刑之至公，而革弊之甚大者也。圣策犹以姦弊未革为忧者，岂今日朝廷犹有僭赏滥罚如春秋时乎？臣不敢不陈其大概。夫人主赏刑之大者，莫若进退天下之人才。今陛下每进一人，必出于陛下素知其贤，亲自识擢可也。不然，则出于大臣侍从公心荐举可也。不然，则采于舆论，而天下国（原误作固，据雍正本、四库本改。）人皆曰贤可也。苟不出于三者，而一日一遽进之，则议者必曰：‘某人之进也，出于某人阴为之地也。’如是则一人之滥进，有以损陛下作福之权矣。陛下每退一人，必出于陛下灼知其罪，震怒而赐谴可也。不然，则出于谏官御史公言论列可也。不然，则得于佥言，而天下国人皆曰有罪可也。苟不出于三者，而一旦遽退之，则议者必曰：‘某人之退也，出于某人阴有以中之也。’如是一人之误退，有以损陛下作威之权矣。昔舜举十六相，而天下悦（原作税，四库本作说，据雍正本改。）其赏之当；去四凶人，而天下服其罚之公。陛下苟能以祖宗制赏刑为法，以虞舜用赏刑为心，执春秋赏刑之权以御之，则何患乎姦弊之不革耶！若夫有某劳进某秩以为赏，犯某事得某罪以为罚，此特有司之职耳，非人主福威之大者，臣不复为陛下言之也。

　 臣伏读圣策曰‘赋敛之制，经常之度犹昔也，而财用未甚裕’，臣有以见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裕财用以经邦也。臣窃谓欲财用之有裕，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揽权。谨按春秋书臧孙辰告籴于齐者，讥庄公不节国用，一岁不熟而告急于外也。书初税亩者，讥宣公不节国用，变成周什一之法，至于履亩而税也。书作丘甲者，讥成公不节国用，至于以丘而出甲也。书用田赋者，讥哀公不节国用，至于用亩而出军赋也。春秋书告者不宜告，书初者不宜初，书作者不宜作，书用者不宜用，臣由是知春秋赋税之书，为人君节用裕财之训明矣。昔孔子对齐景公之问政，不曰政在生财，而曰政在节财，有若对鲁哀公之问年饑，不告之以生财之术，而告之以盍彻，臣又知国之术，实在乎节用也。侧闻太祖皇帝有言曰：‘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以金银为饰，力亦可用，王者之过也。’春秋伤时王失育才取士之权，而默寓其意于笔削之际，公羊、穀梁、范甯、何休之徒从而发明之，亦可谓有功于风教矣。我祖宗以来，取士于科举，是古者诸侯贡士之法也；养士于太学，是古者校庠序之法也；又有制科以待非常之士，是有取于汉唐盛世之法也。进士科或用诗赋，或用经义，虽更变不同，而未尝不得人也。太学之士，或出于舍选，或出于科举，虽作成不同，而亦未尝不得人也。二百年间，名臣鉅儒建勋立业，背项相望，莫不由此涂出，可谓盛矣。陛下往者，虽在于戈日不暇给之中，而亦未尝废俎豆之事，自偃兵以来，复兴太学以养诸生，其取士之科，作成之法，一遵祖宗之旧，恩甚渥也，而圣策犹以人才未甚盛焉忧者，臣辄献揽权之说焉。今取士之科，作成之法虽曰犹昔，而人才非昔者，由福威之权下移于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如取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岁，权臣子孙门客省闱殿试，类皆窃巍科，而有司以国家名器为媚权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朝廷比因外台之言，例行駮放，士论莫不称快。臣愿陛下常揽福威之权以御之，严诏有司谨取士之公法，而无蹈往年之覆辙可也。至所谓作成者，盖欲作成其器，如鸢飞鱼跃，涵养其平日之刚方，而成就其异时之远大者耳，非取其能缔章绘句，以媒青紫也。自权臣以身障天下之言路，而庠序之士养谀成风，科举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时务，欲士气之振可乎？臣闻嘉祐间，仁宗以制科取士，时应诏者数人，眉山苏辙之言最为切直，考官以上无失德，而辙妄言，欲黜之，独司马光慨然主其事，仁宗曰：‘朕以直言求士，其可以直言弃之耶？’擢置异等。此陛下取士之家法也，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命庠序去谤讪之规，科举革忌讳之禁，有司取忠（原误作志，据雍正本、四库本改。）谠之论，将见贤良方正、茂才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济济而出，如仁宗时矣，尚何患人才之不盛乎！

　 臣伏读圣策曰‘黜陟之典，训迪之方犹昔也，而官师或未励’，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人，而欲官师之励如祖宗时也。臣窃谓欲官师之励，宜揽黜陟贤否之权。谨按春秋隐十一年书滕侯，至桓（原误作威，据四库本改。）二年别（四库本作则。）书滕子，范甯曰：‘前称侯，今称子者，盖时王所黜。’隐二年书纪子，至桓（原误作威，据四库本改。）二年则书纪侯，范甯曰：‘前称子，今称侯者，盖时王所进。’臣窃谓春秋时王不能黜陟诸侯，是必夫子以赏罚之权，因其贤否而黜陟之也。又按经书楚曰荆，公羊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休释之曰：‘圣人因周有夺爵之法，故备七等之科以进退之。’臣是以知春秋实夫子黜陟之公法也，故为臣而知春秋者，则必为忠臣，盖春秋以责忠臣之至，训迪天下之为人臣者也；为子而知春秋者，则必为孝子，盖春秋以责孝子之至，训迪天下之为人子者也。我国家任官之法，上自公卿百执事，下至一郡一县之吏，无非以公道黜陟之，固无异虞舜三载考绩之法也；有学以教之于未仕之前，有法以禁之于筮仕之后，无非以公道训迪之，固无异乎成周训迪厥官之方也。故当时焉官师者，罔不勉励厥职，坐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是宰相之励其职也；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是谏官之励其职也；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者，是御史之励其职也。百官励其职于朝，守令励其职于郡县，是以祖宗之世，内外多任职之臣，故其致治之效，远出漠、唐之上。今陛下任贤使能，以建中兴之治，黜陟之法，训迪之方，无非遵祖宗之时，而圣策乃以官师未励为忧者，臣輙献揽权之说焉。今黜陟之法、训迪之方虽曰犹昔，而治效非昔者，由福威之权下移于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大乎黜陟，而治乱之所繫者莫重乎官师。曩者内外用事之臣，多出乎权门之亲戚故旧朋党，文臣或非清流而滥居清要之职，武臣或无军功而滥居将帅之任，贿赂公行，其门如市，郡县之吏，其浊如泥，是皆官曹澄清时可堪一笑者。至于一言忤意，虽无罪而亦斥，睚眦之怨，虽忠贤而必诛，其一时黜陟，皆出乎喜怒爱憎之私，无复有唐虞考绩，李唐四善二十七最之法，求欲其尽瘁励职可乎？若夫所谓训迪者，盖将以忠义训迪之，使其忘身徇国而已，非欲训迪其巧进取、善造请以事权势也。当权门炙手可热之时，搢绅相率为佞之不暇，孰有以忠义相训迪者乎？至于今日而官师犹未励者，以其承积习之后，而余弊未革故也。陛下必欲官师咸励厥职，莫若大明黜陟于上，而以黜陟之次者付之宰相，又其次者付之吏部，又其次者付之监司可也。昔庆曆中，仁宗黜夏竦等，用杜、韩、范、富以为执政，以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为谏官，皆天下之望，鲁人石介作圣德颂以揄扬之，此陛下黜陟之家法也。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执福威之大柄以为黜陟之法，明忠孝之大节以为训迪之方，如是，则尚何患乎官师之不励职如祖宗时

乎！

　 臣伏读圣策，谓‘姦弊未尽革，财用未甚裕，人才尚未盛，官师或未励，其咎安在？岂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不可已邪？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邪？朕欲参稽典策之训，讲明推行之要，俾祖宗致治之效复见于今，其必有道’，臣仰见陛下愿治之切，思慕祖宗之深，欲聿追其盛德大业者，可谓勤且至矣，然臣已陈揽权之说于前，且以春秋为献。抑尝闻先儒曾参有言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春秋之学，陛下既已深得之，复能尊其所闻，行其所知，揽福威之权以守祖宗之家法，则赏刑当而天下悦矣，姦弊不患乎不革，节俭行而天下化矣，财用不患乎不裕；取士公而贤能出矣，人才不患乎不盛；黜陟明而邪正分矣，官师不患乎不励，祖宗致治之效，又何患乎不复见于今邪！若夫所请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按先儒释春秋，有变周之文，从周之质之说，又有商变夏，周变商，春秋变周之说。臣以谓春秋未尝变周也，特因时而救弊耳。又尝闻董仲舒之言曰：‘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救其偏者，所以补其弊而已矣。’我祖宗之法譬犹大厦，弊则修之，不可更造。苟不知遵守而轻务改更，臣恐风雨之不芘也，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愿以仲舒补弊之说为献，可乎？若夫所谓推而行之，有非其人者，臣按春秋书‘乃’一字，如‘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之类，穀梁释之曰：‘乃者，亡乎人之辞也。’盖言任用不得其人耳。又尝闻荀卿之言曰：‘有治人，无治法。’夏、商、周之法非不善也，苟得其人，监于成宪，常如傅说之言遵先王之法，常如孟子之言率由旧章，常如诗人之言，则夏、商、周虽至今存可也。汉、唐之法亦非不善也，苟得其人常如曹参之守法，宋璟之守文，魏相、李绛之奉行故事，则汉、唐虽至今存可也。祖宗之法非不甚善也，苟得其人常如司马光之徒，持守成之论，则垂之万世，与天地并久可也。陛下既知前日推而行之非其人矣，则今日又不可不慎择焉。臣愿以苟卿有治人之言为献，可乎？（乎原缺，据雍正本、四库本补。）若夫参稽典策之训，则有历朝之国典（原作文，据雍正本、四库本改。）在焉，祖宗之宝训政要在焉，有司之成法在焉，朝廷之故事在焉，陛下宜诏执政舆百执事之人，参稽而奉行之可也。若夫讲明推行之要，则无若乎揽权，陛下提纲振领，而以万目之繁付之臣下可也。陛下终策臣曰‘子大夫学古入官，明于治道，蕴畜以待问久矣，详着于篇，朕得亲览’，此陛下导臣使言，臣不敢不尽言也。臣闻人主开求言之路，必将有听言之实，人臣遇得言之秋，不可无献言之诚，盖求言之路不常开，而得言之秋不易遇。今陛下开求言之路，而臣遇得言之秋，陛下有听言之实，臣其可无献言之诚乎！臣复有一言以为陛下献者，欲陛下正身以为揽权之本也。按春秋书正者，杜预谓欲其体元而居正，公羊又有君子大居正之说。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者，董仲舒之论正也。谓人君所行必正道，所发必正言，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者，刘蕡之论正也。臣观自古人君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周文王，不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汉武帝。文王宅心于正道之中，其勤劳则日昃不遑暇食，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万民惟正之供，故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见于思齐之诗。在位之臣皆节俭正直，见于羔羊之诗。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其化，又见于驺虞之诗。文王能自正其身，而其下化之如此。若夫武帝则不然，其所以自治其身与其下应之者，皆不正也。帝好谀也，故公孙弘曲学以应之；帝好刑也，故张汤曲法以应之；帝好利也，故孔仅、桑弘羊以剥下益上应之；帝好兵也，故卫青、霍去病以拓土开疆应之；帝好夸大也，故司马相如作封火襌书以应之；帝好神仙也，故文成、五利之徒以左道应之。武帝不能自正其身，而其下应之如彼。臣愿陛下以文王为法，以武帝为戒，端厥心居以为化本，非正勿视，非正匆听，非正勿言，非正勿动。其用人也，不必问其才不才，而先察其正不正。是果正人也，其进则为治之表，其可以其才不足而不与之进乎？是果不正人也，其进则为乱之机，其可以其才有余而使之进乎？其听言也，必观其言之是与非，斯可以见其人之邪与正。有逊志之言，必将察之曰：彼何为而投吾之所好哉？是必不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害于我者也，其可以其逊吾志而受之邪？有逆耳之言，必将察之曰：彼何为而犯吾之所恶哉？是必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益于我者（者原缺，据雍正本、四库本补。）也，其可以其逆吾耳而不受邪？左右誉言日闻，必察之曰：是必不正人也，是必阿大夫之类也，是必善结吾左右以求誉者也，退之可矣。左右毁言日闻，必察之曰：是未必非正人也，是必即墨大夫之类也，是必不善结吾左右以致毁者也，进之可矣。如是，则一念虑无非正心，一云为无非正道，左右前后侍御僕从，罔匪正人，殆见四方万里风行草偃，莫不一于正矣。臣愿陛下以是为揽权之本，而又任贤以为揽权之助，广览兼听以尽揽权之美。权在陛下之手，则所求无不得，所欲皆如意，虽社稷之大计，天下之大事，皆可以不动声色而焉之，况区区四者之弊，尚何足以轸渊衷之念哉！臣闻主圣臣直，惟陛下赦其狂愚，不胜幸甚。臣昧死臣谨对。

御批：任贤辉，（雍正本无此三字。）经学淹通，议论醇正，可作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