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的古城奥里戈夫、现在的村庄里戈沃坐落在奥卡河畔一个高高的峭壁上： 俄罗斯人在那些年代里除了奔涌的、供饮用的水之外，第二钟爱的就已是美。
英格瓦尔·伊戈列维奇奇迹般地躲过兄弟刺来的刀子后，为纪念自己的获救在此地建造了圣母安息修道院。
在晴朗的日子里，从这里举目河滩，可以看得很远，35里开外，在同样的一座峭壁上，是约翰修道院那高高的钟楼。
迷信的拔都没有摧毁这两座修道院。
雅可夫·彼得罗维奇·波隆斯基也看中了这地方，将此视为其唯一的去处，遗嘱将他安葬于此。我们总是以为，我们的灵魂将在坟墓上方飞翔，把静谧的原野环顾。
但是——没有教堂的穹顶，也没有教堂，石墙已剩下一半，筑起了缠着铁丝网的木栅栏，整片古迹之上，是电线杆，是丑陋的稻草人，都十分地眼熟……十分地眼熟……修道院的门口，是值班室。一张宣传画： 《为了各民族间的和平！》——一个俄罗斯工人手中抱着一个非洲孩子。
我们似乎什么也不明白。在看守棚间，一位身着衬衣的不当班的看守向我们解释道：
“这儿有过一座修道院，是世上的第二座。第一座好像是在罗马，莫斯科的那座是第三座了。在这儿办过一所儿童教养院，孩子们不知好歹，拆光了围墙，砸碎了圣像。后来，集体农庄以4万卢布的价儿买下了这两座教堂，图的是砖，因为农庄想建一个6排的牛棚。我还记得，一块整砖是50戈比，半截砖卖20戈比。只是那些砖块很难撬开，全被混凝土粘成一团。在教堂下面发现了一个地下墓，躺着一个高僧，那高僧已是一具骷髅，但那件长袍还是好好的。我们俩去扯了扯那长袍，但没有撕开……”
“请问，这地图上标有诗人波隆斯基的墓。这墓在哪儿？”
“波隆斯基那儿不能去。那儿属禁区。禁止去他那儿。那儿有啥可看的？看那儿光秃秃的纪念碑？”看守转向他妻子，“波隆斯基好像被挖走了吧？”
“是的，被拉到梁赞去了。”妻子站在台阶上，嗑着瓜子点头应道。
看守自己也感到可笑：
“也就是说，被释放了……”
一天的开始
日出时分，30来位青年跑向林中的空地，脸冲着太阳稀疏地排开，开始弯腰屈体，摇头摆尾，又是伸臂，又是扳腿，一忙就是一刻钟。
老远望去，还以为他们在做祈祷呢。
在我们这个时代，见一个人每日都耐心地、关注地伺候自己的身体，谁也不会觉得吃惊。
但是，如果他以同样的方式伺候自己的精神，却可能会受到凌辱。
不，这不是祈祷。这只是早操。
一截榆树圆木
我们在锯木柴，我们搬起一截榆树圆木，不禁叫出声来： 去年伐下这棵树，用拖拉机拖出，将树干截成几段，再经车船搬运，又蒙上帆布，堆放在地上，但直到今天，这截榆树圆木仍不投降！
它的身体上又发出鲜嫩的幼芽，这幼芽将是一棵完整的树，或是一根浓密的枝。
我们已把圆木放在了支架上，就像把它放倒在断头台上，但是又下不了决心锯向它的脖子： 怎能忍心锯它？它也想活下去呀！它甚至比我们更想活下去啊！
在叶赛宁的故乡
4个相似的小村沿着马路一字儿排开。没有花园。附近也没有森林。一排排纤细的栅栏。多处有粗糙、鲜艳的彩色木雕窗楣。一头几普特重的、威严的猪，在街道中央的水龙头上蹭痒。鹅群匀称的队形突然被一辆飞驰而过的自行车所冲乱，鹅们于是对那车影齐心协力地发出了战斗的呼喊。忙碌的鸡在街道和后院四处啄地，在找食吃。
康士坦丁诺沃村的商亭像一个小小的鸡棚。鲱鱼。百货。粘牙的长方形带馅糖果，这种糖块在其他地方15年前就没人再吃了。铁硬的大黑面包，比城里的要重两倍，不能用刀，而要用斧头才能切得开。
在叶赛宁家的小木屋中，简陋的房间系用仅一人高的木墙隔出，几个狭小的房间，像贮藏室一样，甚至没有一间能称得上是一个房间。园子里是一间无门的草棚，以前这里曾有过一个澡堂，谢尔盖常来此躲进黑暗，并写出了最初的诗句。草堆那边，是一块平常的麦场。
我漫步在这个村庄。这样的村庄有很多，就是现在，这些村庄中的所有住户都仍在为饮食、积蓄和面对邻居而有的虚荣而忙乎。我漫步着，突然激动起来： 天上的圣火一日突降于此，此刻仍在烧灼我的面颊。我走向奥卡河的高岸，向远处望去，我感到惊奇： 难道这黑糊糊的一长条灌木林，竟能被神奇地说成是“松鸡在林中清脆地哭泣”？难道静静的奥卡河边的草地，竟能被说成是“水的怀抱中阳光的积累”？
造物主把什么样的一方块天才抛到此处，抛向这间小木屋，抛向这位爱打架的乡村小伙子的内心，使得激动的他在炉边、在畜栏、在谷场、在村边找到了如此多的素材来表达美，表达那人们践踏了上千年却未曾发觉的美？
我们是不会死的
我们已变得最惧怕死人和死亡。
如果谁家死了人，我们总是尽力不写信过去，也不去串门： 我们不知道该怎样谈论死亡……
甚至将墓地当成一种严肃事儿来谈也是害臊的。在单位无人会说：“星期天我没空，我可能要去墓地拜访我的亲人。”难道去造访不会吃喝的人也算是件事儿？
想把死者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吗？——别异想天开，谁也不会为此提供车厢的。在城里如今也不兴乐队送葬了，如果是个小人物，就只用卡车拉着兜一圈。
不知何时起，星期天在我们的墓地里，人们漫步在坟墓间，欢快地唱歌，手提香炉散发出浓郁的芳香。心境平和些了，注定要死亡的伤疼感已不再搅动内心。逝者们透过绿色的坟茔似在向我们微笑：“没什么！……没什么！”
如今，如果墓地仍开放，会挂出一布告：“墓主们！为避免罚款请清除去年的垃圾！”更常见的是，在体育场边，在文化公园边，坟墓被搬走，被推土机铲平。
还有那些为祖国而死的人——你我仍有可能这样去死。
先前，我们的教会为这些人列了一个节日——阵亡者追悼日。英国人在马克节追悼先烈。
每一民族都有这样一个节日，以缅怀为我们而死的人。而为了我们，为了我们死了最多的人，但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节日。
望一眼所有的牺牲者，谁还会来添砖加瓦呢？在三次大战中我们丧失了无数丈夫、儿子和未婚夫——你们这些讨嫌的人们，就躲在那涂了漆的木桩后面吧，别来打扰我们生活！
而我们，我们是永远不会死的！
沿奥卡河旅行
走过俄罗斯腹地一条条乡村道路，你才开始明白，那开启恬静的俄罗斯风景的钥匙究竟在何处。
这钥匙就在于教堂。它们攀上山冈，越过丘陵，像一个个白色或红色的公主步向宽阔的河流。一座座匀称、挺拔各异的钟楼腾起在平庸的草房和木屋之上，它们远远地、远远地相互致意，分别由散落四处互不相望的村庄升向同一天空。无论在四野，还是在远离人烟的牧场缓行，你永远不会是孤身一人： 在厚墙似的森林之上，在一垛垛干草之上，在四月的原野之上，总有洛韦茨基教堂，或是柳比奇教堂，或是加夫里洛夫斯基教堂的钟楼那圆圆的顶部向你招手。
但是当你走进村子，你会发现，不是活人，而是逝者在远远地迎接你。十字架早被推倒或是歪斜了；千疮百孔的教堂圆顶露出了生锈的支架；屋顶和墙缝间生着杂草；教堂四周的墓地很少保留下来，即使还在，十字架也被放倒了，坟墓也被掘了；祭坛后的圣像被雨水洗蚀了几十年，又被涂满了下流的字句。
教堂门前的台阶上放着一只大油桶，拖拉机来这里加油。要不就是一辆卡车，车身蹭着门开进来，装运麻袋。彼座教堂里有机床震颤；此座挂着铁锁无声无息。另一座，还有另一座，成了俱乐部，贴有“夺取牛奶高产！”、“和平的史诗”、“伟大的功勋”等标语。
人总是自私的，也常常是恶意的。但是，有傍晚的钟声响起，在村庄、田野和森林的上空飘荡。
它在提醒人们，该摆脱尘世的琐事了，该向永恒奉献一点时间或是思考了。这钟声如今是为我们留存的唯一古音，它能使人摆脱对现实的屈服。
在这些砖石间、这些钟楼里，我们的祖先砌进了他们所有美好的愿望，对生活所有的理解。
快挖，维契卡！使劲，别怕！
电影6点放映，舞会8点开始……
篝火和群蚁
我将一根枯枝扔进篝火，没有注意到枯枝中住有满满一窝的蚂蚁。
树枝燃着了，噼啪作响。群蚁钻出来，在绝望中奔跑。它们在树枝上方奔跑，被火焰烧得直抽搐。我抽了抽树枝，将它放在火堆的最边缘处。这样，有许多蚂蚁就可以获救了。它们可以爬向沙地，爬向松针堆。
但是奇怪的是，它们并不逃离篝火。
刚刚克服恐惧，它们又翻过身来，转着圈儿，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拖它们向后，返回失去的祖国！其中的许多蚂蚁复又爬上燃烧的树枝，在树枝上奔走，最后就死在那儿。
沙里克
在我们的院子里，有个小男孩养了一条狗叫沙里克。它从幼崽时就被人用链条拴了起来。
一次，我给它拿去一些鸡骨头。鸡骨头还飘着热气儿，香喷喷的——正在这个时候，那男孩放了这可怜的狗，让它在院儿里溜达。院子里积雪厚厚的，沙里克像只兔子似的跳跃，一会儿前脚着地，一会儿后脚着地，从院子的这个角跑到另一个角，弄得满头的雪。
毛茸茸的它跑到我身边，碰了我的手，嗅了嗅骨头，然后肚皮却蹭着雪地跑开了！
它像是在说： 我不需要您的骨头，我要的只是自由！
(刘文飞 译)
注释：
拔都(1208—1255)： 中国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孙，曾在13世纪率军远征欧洲。
波隆斯基(1819—1898)： 俄罗斯诗人，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
普特： 俄罗斯的重量单位。一普特合16。38公斤。
谢尔盖： 苏联诗人叶赛宁(1895—1925)的名。
所引为叶赛宁的诗句。
所引为叶赛宁的诗句。
结尾处原还有一句：“这便是20世纪哲学的顶峰。”后为作者所删去。
【赏析】
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散文《诗人的遗骸》是苏联时期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它以游记的形式描述了早先的古城奥里戈夫——现在的村庄里戈沃在俄国社会改造过程中的变迁，并把焦点聚集在该地区的两座教堂上。索尔仁尼琴寻访了与当地有关的两位诗人波隆斯基和叶赛宁的足迹，以大量隐喻和象征的巧妙穿插，鲜活地勾勒出一幅俄罗斯传统的宗教精神、诗性品质正被享乐、功利的世俗价值所吞噬的图景。
政治上的疏离使索尔仁尼琴得以拨开意识形态的迷雾，从俄罗斯的传统宗教中寻找精神资源，并用诗人别具特质的眼光，看待当时发生的荒谬而残酷的一切——教堂被毁坏，神圣的东西被打破；诗歌被遗弃，诗人被放逐；人们沉湎于物质生活，或者仅是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用来享乐。这是一幅普遍的现代图景，无论东方或是西方。马克斯·韦伯将这一过程称为“世界的祛魅”，世界的一体化宗教性解释的解体，社会精神结构的世俗化过程。这一过程在西方是被普遍感受到的，且被理论家们阐释过无数遍。而在苏联，却只有少数像索尔仁尼琴这样优秀的作家才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敏感的俄罗斯灵魂让他面对现实时，总有那么几根神经会被触动。当他来到里戈沃的乡间，看到在那里已矗立了千年的两座修道院只剩下了废墟——人们拆除它们仅仅贪图那些结实的砖块，看到诗人波隆斯基的遗骸被人们随意拖去外省，看到占据街道的威严的猪和齐心协力的鹅，他深切地感受到俄罗斯传统的宗教价值完全被破坏了，人们完全被生活本身的物质需求所占据。“在我们这个时代，见一个人每日都耐心地、关注地伺候自己的身体，谁都不会觉得吃惊。”“但是，如果他以同样的方式伺候自己的精神，却可能会受到凌辱。”“诗人的遗骸”已经被挖，去了外省，而整个俄罗斯宗教传统的精神遗骸又将被置于何处？
索尔仁尼琴也打破了人们对于苏联社会的一般性想象。这里不是西方，但是并不拒绝甚至有着潜藏的更加欢迎赤裸裸的物质主义的意识——嗑着瓜子的妻子，晨练的人们，诗人故乡街道上的猪和鸡，被改作车间的教堂，“电影6点放映，舞会8点开始”。文章有一段的标题是“我们是不会死的”。如果生活的价值在于物质享受本身，如果人拒绝他的历史性存在而把生命的意义凝固在永恒的、快活的当前时刻，那么人理应是不会死的，尽管“我们已变得最惧怕死人和死亡”。而在他的那个哈佛演讲中，他诉说着自己的看法——“人本主义说人生在世只为享乐，如果这是对的，那么人出生后就不应该死亡……”“我们是永远不会死的！”不论西方或是苏联，享乐主义者们都这样喊道。他们都信奉这“20世纪的哲学”。
由于他的《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一直被视为一位十分政治化的作家，他的作品被归结为以思想性、政论性见长。但是散文《诗人的遗骸》却给予我们的阅读一种新的视角，文字的光辉令我们发现，政治角度并非衡量他作品的唯一维度，甚至不是主要的维度，他像他的那些伟大前辈们一样，从属于俄罗斯文学那个属灵的传统。这让我们想起他在著名的哈佛演讲中对于社会属灵结构的呼唤：“我们需要有属灵火焰的洗礼，要有更高的视野，要有一个崭新的生命层次，使我们属肉身的本性，不致像中世纪那样受咒诅；更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属灵生命也不像现代世纪那样被践踏。”我们不禁想起他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受奖演讲： 他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美拯救世界”的重新阐释，他在文中“沿奥卡河旅行”一段对于“该向永恒奉献一点时间或是思考”的呼吁，都表明他超越了政治的局限，将批判建立在对于什么东西才具有永恒价值的理解上。
索尔仁尼琴力图发掘自己与俄罗斯的紧密的精神联系，力图回到那个光辉的、伟大的北方大地上的文学传统，他孤独地守着一点“灵火”。面对这样的作家，我们的阅读有时显得过于轻松，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已看到一个名叫索尔仁尼琴的俄国人，他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去做了一些属于真理的事情。
(曲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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