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开家的时候，虽然已是傍晚，但天还很亮。玛丽娜对我说，亚历山大·勃洛克是一位像普希金一样伟大的诗人。听着她的每一句话，一种令人激动的对于美好事情的预感，攫住了我的心。玛丽娜坐在画家米利奥蒂又小又破旧的马车里，翻阅着书籍。画家本人不在。
“我在花园里跑来跑去。告示牌上写着： ‘亚历山大·勃洛克朗诵会’，‘综合技术博物馆举行彼·科甘报告会’。
“总的来说，一切都像过节一样——像在沃罗比约夫山上一样： 在林荫小径的树下卖着薄饼，留声机唱着。
“画家米利奥蒂和维舍斯拉夫采夫，还有诗人帕夫利克·安托科利斯基偕夫人终于到来了。我们去买入场券。我们走进了饰有贝壳的前厅，那里有一个手持长矛的银色的木偶发出声音说： ‘参加勃洛克晚会请往前走。’我们进入了一个用粉红色天鹅绒装饰的大厅。座无虚席，可是还不见他来。安托科利斯基给我们拿来了几把椅子。我们刚刚落座，就听听众在窃窃私语： ‘勃洛克！’‘勃洛克！’‘他在哪儿？’‘勃洛克！’‘在小桌旁坐下了！’‘丁香花……’大家都表露出异常的兴奋。
“那张毫无表情的脸拉得很长。一双乌黑的眼睛流露出颓丧的目光，口唇晦暗而干枯，面呈褐色。整个人显得筋疲力尽，目光、嘴唇和整个脸简直是如死一般的表情。
“他在朗诵长诗《报复》，长诗描写的是拜伦，是非真实的拜伦，他使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的小女儿神魂颠倒。仿佛是女儿嫁给了他，于是他把她带走了。在一个阴沉的日子里，她独自回来了。她枯瘦如柴，疲惫不堪，手里抱着一个吃奶的婴儿。后来儿子长大成人，但是没有去打仗，却在舞会上逍遥。有一天他在跳舞的时候听说他父亲在华沙的玫瑰大街正濒临死亡。但是当他到达那里的时候，发现父亲已经死去，躺在床上。(父亲在灵柩里外貌的描写与勃洛克的外貌完全吻合。安详的眼睛紧闭着。躯体挺直而安详。手指上戴着订婚戒指。)儿子把戒指从父亲的安详的手指上脱了下来，并且为父亲的长眠画了个十字。
“当儿子在坟墓旁边站立的时候，那里还站立着一位身着黑色衣裙并且蒙着服丧的黑色面纱的女人。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另一章里朗诵了描写战争、描写军队的情节；在战斗中牺牲了很多人，但是他们却充满了英雄气概奋勇前进，而且女皇在注视着他们。
“他朗诵的声音平静而又单调。
“我好像觉得，他还说儿子把父亲给忘了。
“后来勃洛克停下了，结束了。全体鼓掌。他难为情地鞠躬。听众欢呼： ‘请再朗诵几首短诗！’‘《十二个》！请朗诵《十二个》！’
“‘我……我不会朗诵《十二个》！’
“‘《陌生女郎》！《陌生女郎》！’
“‘雾霭的早晨，’勃洛克朗诵着，‘像一个小男孩儿，你倏地跑过，鞠了一躬。再见！而且徽章碰撞手镯叮当作响。多么美好的回忆！’(这些诗行从很小的时候起便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而且将永远地存留下去。)
“抑扬顿挫的诗句再多我不记得了，但是我可以用散文来叙述： ‘你的容貌嵌在金色的像框里，摆在我面前的桌子上。对你的回忆令人惆怅。深夜里你穿着深蓝色的斗篷离去了。我把你的嵌在金色的像框里的容貌从桌子上拿掉。’
“勃洛克朗诵到‘小铃铛’、‘戒指’时，结尾都是‘ы’。他朗诵得呆板、矜持、缺乏激情。非常严肃而阴沉。‘你把你的银戒指冰冷地贴着我的嘴唇。’
“勃洛克有时候忘了词儿，便转过头去看看坐在他身后的女士和先生，他们便莞尔一笑，提示给他。
“我的玛丽娜坐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她的脸色威严，嘴唇紧闭，就像她生气时的样子。有时候她的手接过去我拿着的小花儿，而且她那漂亮的鹰钩鼻子还闻闻这些没有香味的花叶。确切地说，她的脸上没有一丝欢乐，但却很激动。
“天色变暗了，大概是由于天暗，勃洛克朗诵得非常缓慢。于是我们身后有一位先生点起了灯。枝形吊灯架上所有的蜡烛和房间两侧的大灯都点燃起来了，大灯包着厚厚的玻璃，显得非常幽暗。
“几分钟以后，全部结束了。玛丽娜请求米利奥蒂带我去见勃洛克。当我走进他所在的房间时，开始摆出一副随便闲玩的样子。然后走到勃洛克面前。我小心地并且轻轻地拉了拉他的袖子。他转过身来。我把信递给了他。他微微一笑，悄声说： ‘谢谢！’我深深地鞠了一躬。他面带微笑漫不经心地表示致意。我离开了。
“1920年5月15日”
勃洛克在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一生中是唯一一位不是作为“心弦手艺”的同行，而是作为诗神受到她尊敬，并且作为神而受到她顶礼膜拜的诗人。所有其他的、她所喜爱的诗人都被她看作是自己的志同道合者，确切地说——她把自己看作是他们的同行和志同道合者，而且关于每一个人——从特列季阿科夫斯基到马雅可夫斯基——她认为自己有权说出像关于普希金所说的话：“我了解羽笔的犀利，就像经过磨砺！手指还没有吹干，留有他的墨迹！”
而且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甚至连最无形体的里尔克！——她都认为并且觉得亲同兄弟，她知道诗歌不是单靠天才而产生的，而且也要靠活生生的人的血肉之躯的所有的不幸、激情、软弱和欢乐，靠他的痛苦的经历、他的意志和力量、汗水和劳动、饥饿和渴望而产生的。他对他们的个人的生活、对“环境的限制”或者受到环境的限制(它，生活理应冲破这些限制)的感同身受和恻隐之心，与对诗人们的创作相比，并无减弱。
茨维塔耶娃认为只有勃洛克一个人的创作达到高不可攀的云端的高度——不是超脱生活，而是被生活所净化(犹如经过火的净化一样！)，因此她万万不敢奢想自己会达到这样的创作高度——只有顶礼膜拜。她在1916和1920至1921年间献给勃洛克的所有的诗，以及30年代初她在巴黎朗诵过的关于他的散文(这篇散文在任何地方也不曾发表过，手稿没有保存下来)，便是这样的崇高的顶礼膜拜，这样的一连串的“哈利路亚”。
犹如我这一代读者说“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一样，她那一代人说“勃洛克和阿赫马托娃”。但是这两个名字之间的连接词，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纯粹是一种虚礼；她没有在他们之间画上等号；她对阿赫马托娃的诗的赞美至多只是姊妹般的感情的表现，仅此而已。她们也确是诗歌中的两姊妹，但决不是双生子；阿赫马托娃的完美的协调、精神上的和谐早期曾经使茨维塔耶娃那样地着迷，可是后来在她看来却成了限制阿赫马托娃的创作和她的诗歌的个性发展的因素。“她是完美的，但是可惜这也正是她的极限。”茨维塔耶娃谈到阿赫马托娃时这样说。
我还记得安托科利斯基带来并赠给玛丽娜一本勃洛克的《十二个》的情景，那是大开本的，黑白相间的——漆黑的夜晚，皑皑的白雪——一本书，带有安年科夫的犀利的插图；他刚一离开我们从前的餐厅便径直开始读起来，那黑亮的、狂热的两只小眼睛炯炯发光；他用手在空中打着拍子；他向我们走来，盲目地绕过障碍，直到靠在玛丽娜坐着的那张桌子为止，她迎着他欠起身来；他一直读到末尾，玛丽娜默默地，没有抬起眼睛，从他手里接过书来。在震惊的时刻她总是垂下眼睑，咬紧牙关，不让她内心的沸腾的感情流露出来，表面上冷冰冰。
《十二个》的非凡现象不仅使她受到震动，而且在某种主要方面在创作上既为自己，也为她的某些同时代诗人而感到羞惭。关于这一点，在她描述勃洛克的那篇散文里讲了很多，而且很尖锐，尤其是谈到： 《草台戏》由于被勃洛克置于革命的范畴之外，恰恰成了许多诗人——从在当时创作了一系列虽然精美却不合时宜的剧本的她本人开始——在革命时期的避风港，尽管不是长久性的……但是——
不是缪斯，不是缪斯，——不是姻亲
短暂的关系——不是你的束缚，
情谊啊： ——不是用女人的手——残暴的手！
在我身上把绳扣儿
紧紧系住。
这一结合是可怕的。——我躺在
沟壑的黑暗中——而旭日已经大放光明。
啊，是谁让我背上的
两只没有力量的翅膀
腾空？
在标有献给安娜·阿赫马托娃字样，后来又被删掉的长诗《骑在红色的马上》(1921年)中，出现了被茨维塔耶娃“神化的”勃洛克的复杂的、其圣像般的生动的形象——这位《十二个》的创作者、革命的格奥尔吉·波别多诺谢茨、最纯洁的和最冷静的诗歌的天才、茨维塔耶娃认为自己无法企及的诗歌高峰的占据者的形象。
在数日之内，在1920年5月9日和14日，在莫斯科综合技术博物馆和艺术宫勃洛克的朗诵会上，她曾两次见到他并听过他的朗诵。她与他不曾相识，而且没有勇气去同他结识，她既为此感到惋惜，又为此感到高兴，因为她认为只有想象中的会见才不会给她带来失望……
(苏杭 译)
注释：
玛丽娜： 即茨维塔耶娃的名字，她们母女犹如姐妹直呼其名。
瓦·米利奥蒂(1875—1943)： 俄罗斯画家，当时居住在艺术宫内。
彼·科甘(1872—1932)： 苏联文艺理论家。
沃罗比约夫山： 1935年前莫斯科列宁山的旧名。
尼·维舍斯拉夫采夫(1890—1952)： 俄罗斯画家，当时居住在艺术宫内，茨维塔耶娃曾将许多诗献给他。
帕·安托科利斯基(1896—1978)： 俄罗斯诗人。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勃洛克的名字与父称。
《十二个》： 勃洛克的一部描写苏联十月革命后最初日子的长诗，是俄罗斯诗歌所达到的最高成就之一。
系指短诗《你的容貌嵌在质朴的像框里……》(1908年)。
信封里装的是茨维塔耶娃给勃洛克的诗。
瓦·特列季阿科夫斯基(1703—1768)： 俄罗斯诗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著有《简明俄罗斯做诗法新编》(1735年)。
引自茨维塔耶娃《致普希金的诗》之三(1931年)。
尤·安年科夫(1889—1974)： 俄国版画家和风景画家，1924年起侨居国外。
《草台戏》： 系勃洛克的一部抒情剧。
引自茨维塔耶娃的长诗《骑在红色的马上》。
【赏析】
阿·埃夫伦跟着她亲爱的母亲玛丽娜走进粉红色天鹅绒装饰的大厅，用她兴奋机灵的眼睛观察着母亲尊敬的诗神： 勃洛克，听他矜持地诵念着异常美好的诗篇：“雾霭的早晨，像一个小男孩，你倏地跑过，鞠了一躬。再见！……”一直储藏在作者儿时记忆中的轻快诗句，此刻正以异常单调且缺乏激情的声音传入她的耳膜。孩子注意着母亲的神色，她依然威严，紧闭双唇，但无法遮掩住的激动情绪还是映入女儿的眼帘。
就在这样一场没有交流的亚历山大·勃洛克的朗诵会上，埃夫伦初次触碰到母亲对勃洛克的崇敬心情。她亲爱的母亲玛丽娜正是苏联著名女诗人：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这位从6岁就开始写诗的天才女诗人在创作上一贯独来独往，从没有参加任何诗人团体，坚持自辟蹊径在诗坛上崭露头角。女诗人一生充满坎坷，爱情、家庭、生活从没达到过完满的时刻，1933年她在私人信件中写道：“我生活的贫困，您是无法想象的。除了写作，我没有任何生活资料，丈夫有病不能工作，四口人全靠女儿编织帽子，一天挣五个法郎维持生活，就是说，我们简直像牲口一样在慢慢饿死。”经济上的无助侵蚀着她，政治上的孤立更是加剧了她的孤独，并且鞭笞着她的骄傲。1922至1939年的海外生活，因为不肯和反动的白俄侨民一起咒骂苏联，她的诗稿再不能出版。结束了17年辛酸的侨民生活，茨维塔耶娃回到了祖国，却没想到迎接她的是一系列的无理迫害： 女儿与丈夫先后被苏联当局逮捕，一个流放，一个死刑。正像帕斯捷尔纳克所说：“茨维塔耶娃是女人，但她有一颗男性的能干的心，她办事果断，雷厉风行，难以遏制。她在生活中、在创作中都一往直前，贪婪地、甚至像野兽般凶猛地追捕完整性和明确性，在这种追捕中它前进得很远，走在众人的前头。”这也许才是茨维塔耶娃总面临“没有保护，没有同情的孤独”处境的原因。这位骄傲、执拗、威严的女诗人1941年在一张小纸上，写下了她最后一首诗——致文学基金会——“兹申请担任即将开设的文学基金会食堂洗碗工作”，遭到拒绝后她在绝望中自缢身亡。40年后，茨维塔耶娃用全部生命和激情所写下的诗篇终于得到了它应有的评价。正如她21岁所写的：“可我的诗像珍贵的美酒，交好运的时刻一定会到来。”
埃夫伦可以说是最亲近茨维塔耶娃的人，从小开始，她就用清澈的双眼观望着母亲的内心。记忆中有两次玛丽娜聆听勃洛克诗歌时她是陪伴在母亲身旁的，玛丽娜也都用冷冰冰的表情抑制内心的沸腾。但埃夫伦懂得母亲，她知道这就是母亲最敬仰的诗篇，这被生活之火净化出的文字是母亲心里最神圣的事物。那些“高度技艺”创作出的诗篇一直是母亲创作的坚持，它们融汇了一个时代的痛苦和不幸，因而也早已幻化为有生命的魔物，不停地吸取创作者的全部生活、全部感情，在血液的滋养下永保活力。可惜，这些诗篇仅仅飘荡在那个时代的天空下，受到整个环境的限制。茨维塔耶娃从来认为自己的诗未能超越这条无形的界限，始终都是受到现实环境制约的。
但是在茨维塔耶娃心中有一个人： 勃洛克，他的诗篇可以跨越时空，触及时代外的本真。他的诗篇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无论创作于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诵读于童真单纯的心中还是物欲横流的黑暗里，无论是在神性一统天下还是在人志复苏高昂的主流意识下，他的诗篇似乎都高挂于遥远的天际闪闪发亮，时而带来抚慰，时而带来激昂。它像真理一样永存，观照着最终极的生命。尽管历史的河流没有停止过向前流动，却无可奈何地循环流淌。战争、和平亦随着记录年代的数字的跳动更替着。诗人们，包括茨维塔耶娃自己，都不能摆脱这层现实的桎梏。而勃洛克的诗具有这样的神力，它看透了艰辛、苦难、软弱、坚强，所有生活的哀乐在它面前都失去色彩，因为这些诗歌中早已包含了这所有的感情，并微笑着观望，就像一位经历人生所有悲欢的老者看着孩子们打闹玩耍。
茨维塔耶娃崇拜勃洛克，景仰勃洛克的诗篇，却放弃所有和他当面交流的机会，而坚决地认定了自己对其诗篇的理解。她还是那个内向并带点古怪的玛丽娜，还是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的玛丽娜。对勃洛克诗歌的仰望，实际上是对自己内心所塑造出的完美诗篇和精神境界的仰望，她在虚幻的羽翼保护下获得了欣慰和满足。埃夫伦能够贴近感受到这片母亲为自己营造的天地，因此看到了母亲坚毅外表下柔软的心灵世界。茨维塔耶娃曾在信中说过：“一个人，一辈子，没有书，没有读者，没有朋友，——没有团体，没有社交，没有任何保护和同情，还不如一条狗，可是……可是一切都有。”她的一切也许正是这片永远保留给自己想象的诗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旭日已大放光明”，也许在她决定结束生命的时候，正是想通过死亡得到生命的回归，回归于那个永远没有失望的内心世界中吧。
(邢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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