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演说》

亲爱的先生们！整个文明的俄罗斯参加并赞同给普希金建造一座纪念碑。故乡、政府、科学、文学和艺术方面我们如此众多的优秀代表人物，聚集到这里来庆祝这件事。我们觉得，这是社会对它最杰出的成员之一感激爱戴的表示。我们试图简要地阐明一下这种爱戴的意义。

普希金是俄罗斯第一个诗歌艺术家。艺术这个词，就广义来说，也包括诗歌，艺术作为植根于民族生活基础上面并确定其精神和道德风貌的理想之体现和再创造，乃是人的本性之一。艺术，像它的本质所预示的那样，确实也是一种模仿；不过这种模仿，在民族生存的最早时期就作为人类特有的某种活动而受到鼓励。石器时代的野人，用燧石的尖端在打磨过的一块骨头上画上熊或狐狸脑袋之后，就不再是野人、不再是动物了。但是只有当一个民族凭借优秀代表的创作力量使其艺术和诗歌自觉地获得充分独特的表达方式之后，它才最终有权在历史上占一席之地。它获得了自己的精神面貌和自己的声音，从而和承认它的其他民族友好相处。所以，希腊被称为荷马的祖国，德国是歌德的祖国，英国是莎士比亚的祖国。我们不想否认在宗教、国家等活动中民族生活其他方面的重要性，但是刚才我们指出的特点，确是民族的艺术和诗歌所赋予的。这毫不奇怪： 民族的艺术是它自身活的灵魂，是它的思想，是它的最高意义上的语言。艺术一旦有了完美的表达方式，比起科学来，更成为整个人类的财富，这是因为它是人类有声音、有思想的灵魂；它是不朽的，因为它能比本民族肉体的生命存在得更长久。希腊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它的灵魂给我们留了下来！宗教仪式，然后是科学，也比它们的民族存在得更长久，这是由于其中包含着一般的、永恒的东西；诗歌和艺术，则是由于它们体现出有个性的、活的灵魂。

我们重复一句，普希金是我们第一位诗歌艺术家。诗人作为民族精神的充分体现者，自身融会着它两个特点： 感受的特点和独创的特点，女性和男性的特点，——我们甚至想大胆地补充一句。我们俄国人加入欧洲大家庭的圈子，比其他民族晚，所以这两方面具有独特的色彩。我们的感受是双重的： 既来自自己的生活，又来自带有一切宝贵财富(对我们来说，同时又是苦果)的其他西方民族的生活。而我们的独创性也具有某种特别的、不平衡的、爆发的，有时甚至是天才的力量： 它既要应付异己的复杂情况，又要和自身的矛盾作斗争。亲爱的先生们，请你们回想一下彼得大帝吧，他的性格和普希金的性格有点儿相似，所以普希金对他怀有一种特别敬爱的感情！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双重的感受，明显地反映在我们诗人的生活之中： 先是诞生在古老的贵族之家，然后在皇村中学接受外国教育，受到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外国礼仪的影响；伏尔泰、拜伦，以及1812年伟大的人民战争；往后是蛰居俄罗斯内地，深入人民生活，熟悉人民语言，和著名的老保姆在一起，听她讲那些史诗般的故事……至于说到独创性，那它在普希金身上很早就体现出来了。他迅速越过不确定的探索阶段，进入自由创作的境界。当巴丘什柯夫读完他的哀诗《飘飞的云块开始变得稀薄》，赞美道：“这家伙！他真是出手不凡呵！”当时他还不满18岁呢。巴丘什柯夫说得对，在俄罗斯还没有谁这样描写过。也许，巴丘什柯夫赞美完“这家伙！”之后，已模糊地预感到，他的有些诗篇和用语将被人们称为普希金的风格，虽然它们出现在这种风格形成之前。法国有则谚语说：“Le genie prend son bien partout oǜ il le trouve。”如果不算为数不多的小小偏离，普希金独创的天才，既迅速排除对欧洲典范作品的模仿，又很快摆脱掉仿效民间调子的诱惑，仿效民间的调子，仿效民间的东西，和依从于别人的权威一样，既不合适，又无成果。这方面最好的证明就是： 一面是普希金的优秀童话，另一面是众所周知的、他所有作品中最弱的《鲁斯兰和柳德米拉》。模仿别人的权威是不可取的，对此，当然大家都会同意。也很可能有人会反驳说： 如果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不经常想到祖国的人民，他就永远不能成为人民的诗人；人民，普通的人民，将不读他的作品。但是，亲爱的先生们，我们称之为普通老百姓的人，阅读哪些伟大诗人的作品呢？德国的普通老百姓不读歌德的作品，法国的不读莫里哀的作品，甚至英国的不读莎士比亚的作品。阅读他们作品的，是他们的民族。一切艺术都是把生活升华为典型。根据一般的日常生活写成的作品，连生活本身也不如。这是一个需要攀登的高峰。无论怎么说，歌德、莫里哀和莎士比亚，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诗人，也就是民族诗人。请允许我作一比较： 比如贝多芬，或者是莫扎特，无疑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家，他们的音乐首先是德意志的音乐： 但你们无论从他们哪一部作品中都不仅找不到对民间音乐模仿的痕迹，而且也找不到和它相似之处： 这是因为这种民间的、还处于自发状态的音乐，已转化为他们的血肉，已变成他们的生命，就像他们的艺术理论那样，已融化于他们的心灵之中，——正如，比方说文法规则，在作家实际创作时消失了的那样。在另一些离日常生活的土壤更遥远、更专门的艺术部门，“大众化”这种说法是不可思议的。有民族画家，如拉斐尔、伦勃朗等，可没有大众画家。顺便指出，在艺术、诗歌、文学方面，大众化的口号，只有弱小民族，只有尚未成熟或者处在被奴役、被压迫状态的民族，才会提出来。当然，他们的诗歌理应为其他更重要的目标——维护本民族的生存服务。感谢上帝，俄罗斯并不处在这样的境遇之中。它既不弱小，也没有被其他民族所奴役。它不必胆战心惊，怀着嫉妒的心理维护自己的独立性。由于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它甚至欢迎别人指出它的弱点。

我们回过头来谈论普希金。他能否像莎士比亚、歌德等人那样，被称为民族诗人？这一问题我们暂且不作结论。但是毫无疑问，他创立了我们的诗歌语言、我们的文学语言，我们、我们后代子孙的任务，就是沿着他那天才铺设的道路前进。你们从我们刚才的讲话中可以判明，我们不能同意某些善良人士这样一种看法，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道地的俄罗斯文学语言，他们说这种语言只有普通老百姓以及其他一些研究机关才能提供出来。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普希金创造的语言具有持久存在的一切条件： 俄罗斯的创造能力和俄罗斯的感受能力，和谐地融会在这种壮美的语言之中，并且普希金本人就是俄罗斯伟大的艺术家。

正是俄罗斯的艺术家，他那诗歌的本质、特点，和我们民族的本质、特点，完全一致。且不说普希金语言的壮美、力量和鲜明，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的那种真实，对虚假和辞藻的厌恶，那种朴素，那种坦率和诚挚的感情，——俄罗斯杰出人物这一切好的特点，不仅使我们，他的同胞们，感到惊异，而且使那些了解他的外国人也感到惊异。那些外国人的评价是很珍贵公允的： 爱国主义的热情也没有使他们产生偏见。法国著名作家梅里美(他崇敬普希金，几乎当着维克多·雨果的面，毫不犹豫地称普希金是当代最伟大的诗人)，有一次对我们说：“你们的诗歌首先寻求真，美也就与之俱来；我们的诗人相反，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 他们首先追求的是效果、机智和光彩，如果为此可能要损害真实的话，那么他们也会这么干的。”……他又补充道：“普希金的诗歌，似乎是以奇妙的方式，从最冷静的散文中开出的一朵鲜花。”还是那位梅里美，经常赞美普希金，认为他擅长独特地表达众所周知的事情的能力，是那种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的诗歌的本质。在人物描写的形式和内容的一致方面，在摆脱冗长的叙述和道德的说教方面，他认为普希金可与古希腊人媲美。我记得，有一次他阅读普希金的诗篇《安查尔树》念完最后四行诗评论道：“无论哪位新诗人都不能和他相比。”梅里美还赞赏普希金写作时开门见山的能力，像法国人说的那样，“牵牛要牵牛鼻子”。他指出他的《唐璜》，是这种写作技巧的典范。

是的，普希金是中心艺术家，是深入俄罗斯生活核心的人。别出心裁地运用别人的形式，也可归结为他的这一特点，——诚然，外国人自己有点儿贬抑地称之为“同化”的能力。这使他有可能创作出比方说“悭吝的骑士”的独白，这当之无愧是莎士比亚的笔法。在普希金诗人气质方面，他那种激情和冷静的特殊结合，或者更正确地说，他的作品的客观性(他的主观的个性只表现为内在的、炽热的火焰)，同样十分惊人。

情况就是这样……但我们是否有权称普希金是世界范围的民族诗人(这两种提法经常是一致的)，像我们称呼莎士比亚、歌德、荷马那样？

普希金来不及把一切事情都做完。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一个人要完成其他国家里要花一百多年时间才能完成的两件工作： 那就是确定语言和创造文学。同时，他还背负着残酷的命运，像它幸灾乐祸地、不依不饶地追踪着我们许多优秀人物那样。当命运把他从我们手中夺去的时候，他还不到37岁。我们怀着深深的哀伤，怀着某种隐隐的、虽然是没有专门针对什么对象的愤怒，阅读他死前几个月在一封信里写下的话：“我的心灵扩大了。我意识到我能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来！”创作！其实那颗愚蠢的子弹，那颗终止他那旺盛的创作能力的子弹，那时已经铸造了出来！也许，另一颗子弹，另一颗杀死另一个诗人(他是普希金的继承人，老师的噩耗激发他写出一篇充满愤怒的著名诗篇，从而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的子弹，当时也已铸造了出来……但是我们不想多谈这些偶然的悲惨事件，唯其偶然，就显得更加悲惨。让我们从黑暗回到光明吧，让我们回到普希金的诗歌上来。

谈论他的个别作品，这里既不是地方，也不是时候： 这件事其他人会比我们做得更好。我们只想指出，普希金在自己的作品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典型(这是伟大天才的又一个确凿的证明)，留下了许多后来在我们语言文学中出现的典型的东西。请你们回忆一下诗剧《鲍利斯·戈东诺夫》里面旅店的场面以及《果罗辛村纪事》等作品吧。像皮缅这样的形象，像《上尉的女儿》里面的主要人物，不是可以证明，即使是过去的事物，也像现在的以及他预感到即将发生的事物一样，他都能描写得栩栩如生吗？

同时，普希金也逃脱不了创新的诗歌艺术家们共同的命运。他遭到了同时代人对他的冷遇。其后几代人更加远离开他，不再需要他，接受他的熏陶；只是不久以前，才又明显地重新研究他的诗歌。普希金本人预感到了群众这种冷淡。大家知道，他在一生中最后几年，在他的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他和读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流，所以把《青铜骑士》这样的作品锁在皮包里。他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对群众怀有鄙视的心情，因为群众把他看作是歌喉优美的夜莺……这事我们不能怪他，你们还记得吗，即使像巴拉廷斯基这样聪明、这样富有洞察力的人(普希金死后他被召去和其他人一起整理遗稿)，竟毫不犹豫地在一封写给也是聪明的朋友的信中惊呼道：“你能想象，这些诗篇最使我感到惊异的是什么吗？是思想的丰富！普希金——是思想家！这是没有预料到的吧？”这一切普希金都预感到了。著名的十四行诗(1830年7月1日的《致诗人》)，可以为此作证。现在请允许我们向你们朗诵一遍这首诗歌，尽管你们每一个人都很熟悉，但我们抗拒不了用这诗歌的黄金装潢一下我们贫乏的散文演说的诱惑：

诗人，不必珍惜大众的爱戴！

热烈欢呼的声浪转瞬即逝，

即使听到愚人的评论、群众的冷笑，

你心里阴郁，仍需坚强、冷静。

你是帝王： 孤独地生活吧。

自由的心灵指引你走自由的道路，

完善你心爱的智慧之果，

不必索取对崇高功勋的奖赏。

奖赏就在你心里。你自己是最高的法庭，

你对自己的劳动比谁都严厉。

苛刻的艺术家，你对自己的作品是否满意？

如果满意，那就让群众咒骂吧，

让他们唾弃那点燃着你火焰的祭坛吧，

让他们像爱玩的儿童那样摇撼你的支柱吧。

当然，普希金在这里并不完全正确，——尤其在对待后代方面。问题不在于“愚人的评论”。也不在于“群众的冷笑”。那种冷淡的原因要深刻得多。它们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只是恳请你们记住它们。它们存在于社会的命运之中，存在于历史的发展之中，存在于新生活(它正由文学的时代转入政治的时代)萌发的条件之中。产生了意外的、虽然意外却是合理的追求，产生了空前迫切的需要。出现了必须作出回答的问题……那时无暇顾及诗歌，无暇顾及艺术。只有真正的语文学家(新生活湍急的、虽然是浑浊的浪涛从他们身边奔泻而过)，才能一视同仁地欣赏《死魂灵》、《青铜骑士》或者《埃及之夜》。普希金的世界观显得狭窄了，他对于我们的、有时是官方的荣誉的热烈追求，显得陈旧了： 他那古典的分寸感、匀称感，变成了冷漠的、落后于时代的东西。人们从白色大理石的庙堂里(诗人在那里正献身于艺术，那里确是点燃着火焰……但在祭坛上同时点燃着线香)，涌向喧哗的市场，那里需要的却是笤帚……笤帚找到了。平静时期作为时代回声的诗人(根据普希金的说法)，走向内心、抱肯定态度的诗人，被动荡时期作为时代喉舌的诗人所代替，被离心的、倾向于否定的诗人所代替。普希金作品最早、最主要的解释者别林斯基，被另一些很少重视诗歌的评判者所代替。我们提到了别林斯基的名字——虽然今天任何人的名声都不能和普希金的名声相提并论，但是也许你们会允许我们怀念一下这位杰出的人物，如果你们知道他逝世的那天5月26日，正是诗人诞生之日；而诗人普希金，对他来说，乃是俄罗斯天才的最高体现！让我们回过头来继续发展我们的思路。随着莱蒙托夫的声音不久消失之后，果戈理成了人们思想的领袖，响起了“复仇和悒郁”的诗人的声音，他之后跟随着另一批诗人，他们率领着日益扩大的队伍。普希金用作品赢得了公认地位的艺术，它那无可置疑的存在，他所创造的语言，开始服务于另一些在社会组织中迫切需要的创举。许多人过去，甚至到目前都认为这种变化简直是堕落。但我们却想指出，只有死亡的、无机的东西才会堕落、破灭。有生命的东西有机地新陈代谢，它在壮大。俄罗斯在成长，并没有堕落。至于说到发展(诚如任何成长那样)，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弊病，痛苦的危机，看来是毫无出路的、极其尖锐的矛盾。那未必还要做什么证明。不仅是通史，甚至是每一个个别人物的历史，都在向我们说明这一点。科学本身向我们说明弊病的不可避免。为此惶惶不安，哀悼往昔相对的平静，竭力复归到过去的状态，甚至勉强别人也复归到过去的状态，只有陈旧的、近视的人才干得出来。在被称作过渡时期的、国民生活的时代里，有思想的人，自己祖国真正的公民，就应该勇往直前，——尽管路途上困难重重、泥泞污秽；前进时心中始终怀着那整个社会(他就是社会的一个成员)生活赖以建立的基本理想。如果在10年、15年以前，把我们大家召集到这里来举行庆祝典礼，那将被视作是一种正义之举，是社会对诗人的感激之情，但很可能没有那种志同道合的感情，如同我们现在大家不分地位、职业和年龄都怀有的那样。我们已经指出了那个令人欣慰的事实，即青年人正在重新阅读、研究普希金的作品；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面前接连过去了几代人，对于他们，普希金的名字仅仅是一系列被遗忘的名字中的一个而已。不过，我们不想过分指责这几代人。刚才我们扼要地说明了，为什么这种遗忘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不能不对这种重新研究诗歌的风气感到高兴。我们对此感到高兴，特别是因为我们的青年之所以重新研究它，不是像对希望感到幻灭、被自己的错误压倒的忏悔者那样，去到被他们抛弃的东西里面寻找安憩之处。不如说我们在这种复归之中看到了人们要求某种艺术享受的征兆；看到了这样一种证明： 即某些目标(它们认为作出一切牺牲，把全部生活压缩到一个轨道里，不仅允许，而且必要)已被达到，未来要达到的是另一些目标，所以没有什么东西会妨碍以普希金为主要代表的诗歌，在社会生活其他合理的现象之中，占据一席合理的位置。曾有一个时期，精致的文学是这种社会生活的唯一表现；后来有一个时期，它从舞台上完全销声匿迹……以前的领域过分宽阔，后来缩小到没有的程度。诗歌一旦找到了它合理的疆域，就将永远拥有了坚实的基础。在老练的、但不是老朽的老师的影响下，我们坚信，艺术规律、艺术手法重将起到作用。谁知道呢？也许会涌现出一个新的、至今还不知道的人杰来，他超越自己的老师，并赢得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规模的诗人的称号，——这一称号我们暂时没有赠给普希金，虽然也不敢贸然从他手里把它夺走。

无论如何，普希金对俄罗斯的贡献是伟大的，他配受民族的爱戴。是他最后加工了我们的语言，这种语言现在就其丰富性、表现力、逻辑性和形式美来说，甚至外国语言学家也都承认未必不是古希腊语之后最好的语言；是他用典型形象和不朽音韵对俄罗斯生活的一切潮流作了反应；最后，是他第一个用强有力的手臂把诗歌的旗帜深深插进俄罗斯的土地。如果说他死后发生的鏖战的烟尘，暂时蒙蔽了这一光辉的旗帜；那么现在，当这烟尘开始降落的时候，他所竖起的凯旋的旗帜将在高空重放光芒。建立在古都中心的、崇高的铜像，像他本人那样发出光彩吧，向后代子孙宣告我们有权称为伟大的民族吧，因为这一民族除了诞生了一系列其他伟人之外，还诞生了这样一个人！正如关于莎士比亚，我们曾经说过，每一个新学会识字的人，必将成为他作品的新的读者；同样我们可以期望，我们每一个后代子孙将怀着爱戴之情瞻仰普希金雕像，并懂得这种爱戴的意义，以此证明他将像普希金那样，成为更具有俄罗斯气质、更文明、更自由的人！但愿这种说法不使你们感到惊异，亲爱的先生们！诗歌里面蕴含着使人解放的、高尚的道德力量。我们同样期望，在不远的将来，甚至现在不读我们诗人作品的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儿女们，也懂得普希金这个名字的价值，他们将自觉重复我们不久前从下意识地喃喃自语的嘴里听到的那句话：“这是对导师的纪念！”

1880年

(张守仁　译)

注释：

法语： 哪儿有自己的财富，天才就在哪儿吸取。

这里指的是莱蒙托夫及其震动整个俄国文坛的《诗人之死》。

“复仇和悒郁”的诗人： 这里是指涅克拉索夫。

【赏析】

1880年，屠格涅夫从巴黎回国，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发表了这篇热情洋溢的演说。

屠格涅夫一向把普希金视为自己的导师，他身上总是带着一个垂饰，里边珍藏着一缕普希金的发丝，以表达对普希金由衷的敬仰。在这篇演说中，屠格涅夫明确提出： 普希金是“俄罗斯笫一个诗歌艺术家”、“俄罗斯伟大的艺术家”，“他那诗歌的本质、特点，和我们民族的本质、特点，完全一致”。这是第一次对普希金杰出的艺术成就及其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作出了最公正、最准确、最完美的评价。

其时，普希金已去世40余年，但普希金的真正意义似乎尚未被俄国社会广泛认识。他不仅遭到了同时代人的冷遇，也受到后世人的疏远与漠视。直到1880年6月6日，普希金的第一座纪念碑才在莫斯科市中心落成。6月8日，在庆祝纪念碑揭幕典礼上，屠格涅夫怀着难以抑制的复杂心情应邀登台演说。他深入分析了普希金的艺术成就与艺术贡献，指出了普希金创作的民族特征和独创性，进而确立了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民族文学和民族精神奠基者的地位。他的演说，第一次使人们意识到普希金的伟大和崇高，意识到普希金不仅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而且还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代言人和体现者。

在这篇演说中，屠格涅夫通过多个层面来分析普希金伟大的历史价值。

普希金是俄罗斯的第一个伟大的诗歌艺术家，作为诗人，他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道德风貌的体现者和再创造者。民族的艺术是它自身活的灵魂，是它的思想，是它的最高意义上的语言。民族的艺术比民族的肉体生命存在得更长久，它是不朽的！如同希腊的荷马、德国的歌德、英国的莎士比亚一样，普希金用他的诗歌艺术体现出自己国家民族独特的、活的灵魂，从而使俄罗斯民族有权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普希金是个独创的天才。他的艺术感受是双重的，不仅来自自己的生活，而且还来自人类一切宝贵财富。普希金能够用某种特别的、不平衡的、爆发的天才的力量，跨越不确定的探索阶段，进入自由的创作的境界。他迅速地排除对欧洲经典作品的模仿，又很快地摆脱掉效仿民间作品的诱惑，创造出了独特的俄罗斯的史诗。就像歌德、莫里哀、莎士比亚等伟大作家一样，不但是民族的作家，也是世界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任何模仿的影子，因为那种民间的自发状态的素材，已转化为作家自己的思想、血肉，变成了他们的生命，融化到他们的心灵中去了。独创性使他们伟大和不朽。

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大师。他创立了俄罗斯的诗歌语言、文学语言，并使它能够持久地存在，因为俄罗斯的创造能力和感受能力，已经和谐地融入这种壮美的语言之中。普希金诗歌语言的壮美、力量和鲜明，以及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的那种真实，那种对虚假和辞藻的厌恶，那种朴素，那种坦率和诚挚的感情，令俄罗斯同胞和外国人感到惊异。因此，俄罗斯后代子孙的任务，就是沿着他那天才铺设的道路前进。

普希金在作品中创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典型。他在人物的描写形式和内容的一致方面，在摆脱了冗长的叙述和道德的说教方面，都表现出典范性的写作技巧。他深入俄罗斯生活的核心，别出心裁地运用别人的形式，在《上尉的女儿》等作品中为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人物形象。此外，《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多余人”形象，《别尔金小说集》中“小人物”形象，都在俄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开创意义。

普希金使诗歌真正地进入了俄罗斯这块土壤。诗歌一旦找到了他合理的疆域，就将永远拥有了坚实的基础，在老练、不朽的普希金的影响下，艺术规律、艺术手法重新受到重视，并将开花结果，涌现出一个新的人杰，一个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伟大诗人。可以说普希金是第一个用强有力的手臂让诗歌的旗帜在俄罗斯的天空放射光芒，让诗歌一步步走向人们的心中。

屠格涅夫最后指出，普希金是俄罗斯民族的骄傲，是他以自身的丰功伟绩证实了俄罗斯民族不愧为伟大的民族。“向后代宣告我们有权称为伟大的民族吧，因为这一民族除了诞生了一系列其他伟人之外，还诞生了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普希金！他希望俄罗斯每一个后代子孙都记住普希金，怀着爱戴之情瞻仰普希金雕像；他希望每一个新学会识字的人，都成为普希金作品的新的读者，继承普希金的精神血脉，成为更具有俄罗斯气质、更文明、更自由的人！这也许就是对普希金最好的纪念。

(陈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