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给鲍尔斯的信有什么地方使你愤慨(据我的记忆，信中并无故意伤人之意)，你的复仇就完全成功了。这是因为，我在一份意大利报纸上看到，尽管我通过朋友(你也是其中之一)进行了一系列抗议，剧院经理们却仍坚持上演那部悲剧，而它已被“齐声喝了倒彩”！！这是米兰一家报纸(它对我衷心憎恶，无论何时都把我当作自由党人肆意污蔑)的安慰之辞；报纸还说，我正是出于良好愿望才“上演这部戏的”。
这一切真够令人恼怒的了，就像富于戏剧色彩的加尔文主义——天定的诅咒，而非罪人本身的过错。我尽凡人所能，竭尽苦心地防止这一不可避免的灾祸——一方面四方求助，上至张伯伦勋爵；另一方面则直接向那些家伙恳求呼吁。但是，抗议毫无效果，抱怨也无济于事。我觉得此事难以理解——因为墨瑞24日及以前许多来信都表示作品不大可能上演。然而，我只知道事实(对此我相信无疑)，因为对我作品的诋毁来自巴黎，日期是30号。他们对我的诽谤一定是匆匆而就，因为我甚至还不知道作品已经出版；如果作品尚未出版，演员们也就不可能得到它。任何人都会一目了然： 该作品完全不适于舞台演出；这一段小小的插曲也丝毫不会提高它的阅读价值。
对，忍耐是一种美德；而且，我认为实践会使这种美德更趋完美。自去年(指春天)以来，我屡遭不幸： 打输了一场至关重要的官司——有关罗奇代尔煤矿的；促成了一起离婚；我的诗歌遭到墨瑞和评论界的批评；委托人拒绝以优惠条件处理我在爱尔兰的财产；上个月我的生命受到威胁(他们在这儿散发传单，煽动人们对我进行暗杀，其理由是出于政治原因和一个凭空捏造的传闻： 一名神父散布说我与人沆瀣一气反对德国)；最后是我岳母两周前身体康复，我的戏上周被诅咒得一文不值。这一切就好像是“哈乐根的二十八难”。但我必须忍耐。如果我要屈服，至少也得在振作精神之后。如果我们南方的邻居在今后的五百年中没有以愚蠢的行动剥夺了我们所有人的自由，我就不会对这一切如此在乎。
你知道约翰·济慈吗？人们说他是被《季刊》上一篇关于他的评论杀害的——我不知他是否确实已死，但我对他这种过分的敏感难以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是： 48小时的盛怒，然后恢复常态——不过这一次我的恢复期比平时更长一些。我必须跨上马背，寻求安宁。
你的……
又及： 弗朗西斯一世在帕维亚战役后写道：“除了我们的荣誉外一切尽失。”一个遭受非难的作家可以把这句话头尾倒置地改成：“除了我们的荣誉，什么也未失去。”马儿在等候，信纸已写满。上周我曾经给你去过信。
(张建理、施晓伟 译)
注释：
本文是1821年5月14日作者写给托马斯·穆尔的信。
【赏析】
这是拜伦的致托马斯·穆尔的一封书信，其中谈到了作者遭受的种种攻击、诽谤以及作者面对这一切的态度。拜伦出身于贵族世家，10岁时继承了勋爵爵位与丰厚家产，但幼年丧父，母亲暴虐，再加上先天跛足，可以说相当不幸。这些境遇加上遗传因素使拜伦形成了孤傲狂暴又抑郁善感的性格，为人冲动尖刻，但又常常反思自省。这种矛盾的性格在这篇书信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由于在作品中对世俗社会及其统治阶级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宣扬自由主义的民主思想，拜伦长期以来遭到贵族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围攻，受到形形色色的诽谤中伤，暗算陷害，信中提到的仅仅是很小一部分。面对这些，拜伦一方面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立场，不断在作品中大声疾呼，向敌人迎头痛击，另一方面又进行冷静的思考，试图在逆境中完善自己的人格。他认为“忍耐是一种美德”，并认为“实践会使这种美德更趋完美”。他督促自己不被宵小之辈干扰，坚强地忍受挫折。诗人在信尾说：“除了我们的荣誉，什么也未失去。”显然，在诗人心目中有远比荣誉更重要的东西，那便是内心的自由。拜伦心里很清楚，什么是可以忍受的，什么是不能妥协的。他可以对周围的小人不屑一顾，却无法在压迫自由的强权面前妥协或逃避。
拜伦一生都在追求自由，不仅用诗歌与言论，更用实际的行动。他先后投身于意大利与希腊的民族解放事业，在参加希腊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斗争期间更是深受希腊人民拥戴，被推举为希腊军统帅。他因冒着暴风雨骑马巡视，不幸染病，英年早逝，以身殉职，为自己的人生写下了壮烈光辉的最后一页。理解了这些，我们读这篇书信时才能真正懂得，对拜伦来说，哪些东西需要忍耐，哪些东西决不妥协。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拜伦所讲的忍耐，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对敌人卑下的攻击的忍耐，而不是一味逆来顺受。拜伦在敌人的围攻陷害中忍耐了，他才能从这些琐碎卑微的杂务中超脱，他的人格才能得到净化与升华，把精力投入到自己真正的事业中。这对我们每个读者来说，也是一种启示吧。
(王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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