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林一安译林一安
【原文作者】：胡·拉·里贝罗
【原文作者简介】：
胡里奥·拉蒙·里贝罗(1929一)，秘鲁当代著名小说家兼剧作家，出生在利马一个家道中落的中产阶级家庭。早年在利马天主教大学攻读法律，后留学西班牙。曾遍游比、法、德等国。他生活阅历丰富，当过火车站搬运工、旅馆看门人、书报小贩、工厂职员、教师、记者、翻译、驻外文化参赞等。现任秘鲁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长期旅居巴黎。
里贝罗从五十年代起陆续发表了短篇小说集《没有羽毛的兀鹫》(1955)、《周围的故事》(1958)、《瓶子和人》(1964)、《西尔维奥在玫瑰国庄园》(1977)等，他把十部短篇小说集汇编成三卷出版，题名为《哑巴的话》。此外他还著有长篇小说《圣加夫列尔记事》(1960)、《星期天的宠儿》(1965)和《换岗》(1976)等。
【原文】：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下午我路过堤岸的时候，看到一小堆垃圾上有一个亮晶晶的东西。我爱好搜集物品，好奇心油然而生，这自然说得过去。我蹲下身去把它捡了起来，用上衣袖口擦了擦。我这才看出来，原来竟是一枚精致小巧的银质徽章。只是上面刻着的那几个符号，我看不明白。我把徽章装进衣兜，也没怎么太理会，便回家了。这枚徽章在我衣兜里装了多久，我说不太准；再说，这件衣服我又不大穿。我只记得有一回我把这件衣服送去浆洗，等到洗衣店伙计把洗干净的衣服交给我，没料想还递给我一只小小的盒子。他对我：
“这件东西准是您的，我是在您衣兜里发现的。”
自然，就是那枚徽章。失而复得，颇出人意外，我激动异常，决计戴上它。
我经历的种种怪事就从这儿真正开了头。第一件怪事是在一家旧书店遇到的。书店老板走到我跟前那会儿，我正在翻看旧书。他早就在书店最阴暗的角落里打量着我了。他挤眉弄眼出怪相，象是按照一定之规似的。他用一种同伙人的口吻对我说：“我们这儿有几本费弗(1)的著作。”我惊异万分，瞪大眼睛看着他，因为我并没有向他请教这位作家；再说，文学方面的事情，我还略知一二，可这位作家我倒是压根儿不知道。老板接着又来了一句：“费弗在比尔森(2)呆过。”他见我摸不着头脑，便以十分信任的口气把话点明了：“您准知道他被害了。是啊，他是在布拉格车站被人用棍子打死的。”说罢，回到原先他出来的那个角落，不再吭声。我呢，机械地翻看着图书，可心里直犯嘀咕：书店老板的话，莫名其妙的，究竟是啥意思呢。我买了一本有关力学的小册子，茫茫然地从书店出来。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琢磨这件怪事的含意，可怎么也琢磨不透，后来，就干脆忘得一干二净。没想到不久又出了一件事，使我更为惊愕。有一回我正在市郊一个广场上散步，一个脸皮黑黄、鼓眼突嘴、形状委琐的男人冒冒失失地跟我搭讪，还没等我答腔，就把一张卡片塞在我手里，一声不吭地一溜烟便跑没影儿了。那是一张白纸卡片，上面写着地址和会面时间：星期二，四号，第二场。星期二，四号那天我就按照指定号码如期赴约。我在那地方附近碰到好几个行迹古怪的家伙在那儿偷偷摸摸。使我惊奇的是，他们每人都佩戴一枚徽章，跟我那枚一模一样，真是巧极了。我走到他们中间，他们个个紧紧握住我的手，使我感到十分亲热。后来我们一起走进指定的那幢房子，在一间大厅里落座。一位神情严肃的绅士从幕后走了出来。他在主席台向我们打了个招呼，便滔滔不绝地讲开了。报告说的是什么，我不太清楚；况且，那究竟能不能算报告，我也真说不好。他把童年时代的回忆跟最深刻的哲学理论混在一起讲；再说，不管讲解种植甜菜也好，解释国家组织也罢，在他嘴里，竟是一个调调儿。我记得他讲完后，从衣兜里掏出一支粉笔，在黑板上画了几条红道道。
他一讲完，听众全体起立，一面退场，一面热烈地赞扬报告取得巨大成功。我也附和着夸奖了几句。我刚要迈出门去，报告人大声把我叫住。我回头一看，只见他示意叫我过去。
“您是新来的吧?”他问我，有点儿不大信任的样子。
“是啊，”我愣了一会儿才回答，因为他居然能在这么多人里认出我来，我很吃惊。“我刚来不久。”
“谁介绍您来的呢?”
我幸亏记起了那家书店。
“有一回我正在阿马尔古拉大街书店翻看图书，那位……”
“谁?是马丁吗?”
“对，是马丁。”
“喔，他是我们的老搭档啦!”
“我是他的老主顾。”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嗯……我们谈到了费弗。”
“他对您说什么来着?”
“他说他到过比尔森。说实话……这件事我原先并不知道。”
“您原先并不知道?”
“不知道。”我镇定自若地回答。
“他在布拉格车站被人用棍子打死了，这您也不知道?”
“也是书店老板告诉我才知道的。”
“是吗?那件事对我们来说真太可怕了!”“是啊，”我点点头。“真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啊。”
后来，我们的谈话便变得闪烁其词、边想边说了。言谈之中，充满了意料不到的诡秘和肤浅的暗示影射，就象是两个偶然相逢的陌生人坐在公共汽车的一排椅子上攀谈一样。
我记得我兴致勃勃地向他诉说我是怎么去做扁桃腺摘除手术的，而他呢，则指手画脚、眉飞色舞地给我描述北欧的旖旎风光。末了，在我告辞之前，他向我交代一项任务，这倒使我全神贯注起来：
“下星期您给我带一份电话号码表来，”他说，“都要以38开头的。”
我答应照办。还不到规定日期，我就带着电话号码前去复命。
“太好了!”他喊起来，“您办得又快又好。”
从那天起，我完成了一大堆诸如此类极为奇特的任务。举几个例子。我奉命弄来六对鹦鹉，可这些鸟儿我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些日子，我又被派到一个省城去绘制市政大厦的草图。我记得我还到几户指定人家的门口去扔过香蕉皮；写过一篇至今未见发表的有关天体的论文；驯练过一只猴子，教它摆出议员的姿势；还执行过几项秘密的使命，象携带信件啦，监视外国妇女啦。而这些信件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些女人又总是转眼就不见了踪影。
就这样，我渐渐博得他们对我的器重。一年之后，在一次激动人心的仪式上，我被提拔晋升。“您高升一级。”我的顶头上司对我说，满腔热情地拥抱我。于是，我只得简短地讲上几句。我空洞笼统地提到了我们共同的任务，不料这番话却受到了雷鸣般的欢呼。
可是我家里却乱作一团。家里人摸不透我为什么常常不告而辞，我的行动为什么那样神秘莫测。有时候，他们问起我来，我又避而不答，其实，那是因为找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有几个亲戚甚至劝我去找个精神病医生瞧瞧，据说我的行为举止跟正常人的不大一样了。我记得，有一天他们看到我正在制作一罗(3)假胡子，便惊讶万分，可这项任务，正是我从我们头儿那里接受下来的。
这一家庭纠纷并没有阻碍我投入我们这个团体的工作的劲头，而且干劲十足，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是从哪儿来的。没多久我就升任文书、司库、报告会助理、行政助理等职，而随着我深入组织内部，我自己在思想上反倒乱了套，竟连我加入的到底是一个宗教派别呢还是呢绒商人的一个行会，也不甚了了。
第三年我被派往国外。这是一次极其振奋人心的旅行。我尽管一文不名，可是上了船，自有人把我请到寝舱；走上码头，总有人接待照顾，进了饭店旅馆，无须分文，就给安排得妥贴舒适。就这样，我跟别的会友们接上了头，学会好几种外国话，发表了好几次讲话，还为我们这个组织建立了好几个分部。我亲眼目睹我们这枚银质徽章是如何渐渐遍及本大陆的每个角落的。经过一年来紧张的社交活动，我回了国。可是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依然感到乱糟糟的，摸不到头脑，跟我刚进马丁那家书店时一样。
十年过去了。我功成名就，被任命为主席。我穿着一件加饰边的绛红色长袍出席各种盛典。信徒们对我毕恭毕敬，礼仪备至。我领取五千美金的薪俸，在温泉疗养地享有别墅行宫，使唤一群制服笔挺、对我十分敬畏的仆役，我甚至还有一个迷人的侍妾，不用我张嘴，她每天晚上就会来侍候我。尽管如此，如今我仍然跟第一天以及很长一段时期以来那样，一直生活在极端的茫然无知的状态之中。要是有人问我，我们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什么，我将张口结舌，无以答对。最多，只会在黑板上画几道红杠杠，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全凭人头脑里臆想出来的种种解释，而所有这些解释，又是无可争辨地建立在猜度的基础之上的。
【鉴赏】：
本篇所叙述的故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在当今世界的现实生活里，既不可能发生，又有可能发生。一个人偶然捡了一枚徽章，遇到了同党，接上了头，后来因为给这个莫名其妙的组织办了几件事，从此便青云直上，步步高升，最后竟荣登该组织主席的宝座，享尽了人世间的荣华富贵，出尽了风头。世界上哪有这等好事?这是其不可能发生的一面；不过，它也有其可能发生的另一面：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各国，许多头面人物，尤其是政界人物的闪现曝光，几乎无一不在其背后受着某个财团或政治集团的支撑，他们仅仅是这些集团的忠实传声筒，没有思想，没有主张，更没有行动的纲领和计划，他们只知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即使他们身居高位，头脑里的思想也依然是糊里糊涂的一团浆糊。如此剖析，不要说这种情况在现实社会中极有可能发生，恐怕还是屡见不鲜的!作家将各种可能和不可能交织在一起，令人信服地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弊端。
一个没有思想、没有主张、没有行动措施的庸人居然出任某组织的高层领导，除了他本人享受了说不尽的风光荣耀之外，还能给这个组织带来什么好处?退一步说，即便一个能力极强、智商特高的贤者，去从事一项自己并不熟悉的外行工作，又能散发多大的能量?回答只有一个：一败涂地。这也是一切不合情理、荒诞怪异事情的必然结局和可悲命途。而作家在本篇的字里行间，要激发读者认真进行思考的，也正是这一点。
本篇故事的铺陈展开，作家采取的是第一人称“我”的现身说法。这固然可以加强作品的可信感，但作家的真正用意却是要尽量减轻对主人公“我”的谴责。“我”虽然有其利欲薰心的一面，但也是被人糊里糊涂地推下水去的，主要的责任不应该由“我”来承担，“我”并非真正的罪魁祸首。作家的高明之处或者说深刻之处正在这里：元魁真凶是这个组织，这个社会，这个制度，必须加以谴责、加以抨击、加以鞭笞、加以摧毁的是它们，其他任何个人，仅仅是，或者充其量是一个傀儡而已!况且，主人公“我”最后也承认，他的日子并不好过，“要是有人问我，我们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什么，我将张口结舌，无以答对。”这足以说明，“我”已经开始进行自责，已经对这个组织产生了厌烦情绪，以后“我”会怎么样!作家没有明说，而留给读者去进一步思考。本篇作者里贝罗寓激情于冷峻之中的艺术创作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于偶然之中见必然，是本篇小说写作技巧的一大特色。小说从头到尾，几乎所有的情节都是偶然发生的，整个小说构筑在“偶然”这个框架之上：有天，“我”“偶然”路过堤岸，“偶然”发现堆垃圾上有一样亮晶晶的东西。“我”漫不经心地把它捡了起来，“偶然”看出，原来是一枚徽章，便“偶然”把它装进衣兜。有一回，“我”“偶然”把装有这枚徽章的衣服送进洗衣店，没想(也是“偶然”)到取衣时洗衣店伙计把它装在一只小盒子里归还给“我”。“我”“偶然”戴着徽章，“偶然”进了一家书店，与同党“偶然”接上了头。一天，“我”“偶然”在一个广场上散步，一个男人把一张卡片塞在“我”手里，约定聚会时间。“我”如期赴约，听了报告，准备退场。但此时报告人“偶然”把“我”叫住，交代任务。“我”一一完成任务，“偶然”被提拔晋升。后来，“我”被“偶然”派往国外。最后，“我”竟功成名就，“偶然”被选为主席。这一连串的事情，似乎都是偶然发生的，并没有什么规律可循；然而，如果我们细细品味，却是一步一个脚印，偶然里面蕴含着必然的结局。前因后果，交相辉映。作家显然是要告诉读者，荒诞的偶然注定要结出荒诞的必然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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