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实在是最爱和平的！“圣主贤明，臣罪当诛。”对暴君而曰贤明，临死刑而叩头谢恩，中国人真是爱和平吓！胥隶肆虐，丘八扬威，他们只是逆来顺受，任其践蹈。哪一个人能说他不是爱和平的？
——《中国人与人道》
郑振铎非常钦佩鲁迅，撰写了数篇关于鲁迅的文章，他热情地赞叹“鲁迅先生精神是不死的”，在他的创作中，也将鲁迅作为一盏指引的明灯。郑振铎的学生、革命功勋周一萍曾评价老师说：“我觉得，郑振铎同志最为可贵的，是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所表现出的临危不惧、坚贞不屈、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虽然，郑振铎的杂文不及鲁迅的辛辣犀利，但他的爱国热情绝不逊色。这种可贵的爱国主义思想贯穿于他各个时期的杂文创作中。
相比散文来说，郑振铎的杂文不多，未集结出版，散见于《民主》《新社会》《文汇报》《救亡日报》等报刊杂志中。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中国人与人道》以反讽开篇，如锥尖一样力透纸背，直戳民族劣根性；《六月一日》《迂缓与麻木》从五卅惨案说开去，在表达愤慨的同时，呼唤人们的爱国意识，贬斥反动者的无耻。
除了爱国杂文，作为一名学者，郑振铎撰写了很多文学杂文，以及讨论当时文坛出现的某些现象的文章。例如，在《绅士和流氓》一文中，他就当时的“海派”现象指出，“那条被号为‘天堑’的长江，是不能够隔断了那些被这大时代所唤醒的具有伟大的心胸与灵魂的文人们的联络的”，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文化组织的过度较量不利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这为成长中的中国文坛敲响了警钟。
此外，藏书丰沛、视书如宝的郑振铎，在工作与游历过程中记述、考证了很多古籍，后人辑录了《漫步书林》《西谛书话》两本。由于其专业性过强，本章仅摘得一篇，旨在启迪读者对于阅读的认识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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