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印度国际大学罗宾德拉档案室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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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丽明

在纪念泰戈尔150周年诞辰之际，中外学界日益认识到泰戈尔与中国关系这一课题的重要性，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莫尔多·沈所说的：“泰戈尔与中国的关系不是口号式的简单概述就能说明的，它值得更深入的研究分析。”印度莲花奖和中印友好奖获得者谭中教授发表了《泰戈尔——中印两大文明之间的金桥》一文，并认为庆祝泰戈尔诞辰150周年的最好方式就是思考印度和中国等文明大国作为“人类的司机”如何重新入座于被西方现代文明驾驶并疾驶面临绝境的现代“疯狂的火车”。在普世庆祝泰戈尔诞辰150周年之际，国内也举办了一系列相关的纪念活动，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泰戈尔热”在中国的涌动。

1924年泰戈尔访华的意义及其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至今仍是中国学界讨论的热点。1998年在印度访学期间，为了对泰戈尔有更深入的了解，笔者访问了泰戈尔国际大学的泰戈尔博物馆和印度泰戈尔大学的泰戈尔博物馆，当时就为两大博物馆中深度缺乏有关泰戈尔与中国关系的相关资料而遗憾。2010年12月下旬，笔者参加印度组织的纪念泰戈尔150周年诞辰的相关学术研讨会，从印度回国前，特意再度参观了印度国际大学和泰戈尔印度大学的泰戈尔博物馆，发现前者仅展出泰戈尔在中国的几张照片，后者所展出的有关泰戈尔与中国的相关资讯依然十分匮乏，仅有的三本泰戈尔作品中文译本还被误放入“泰戈尔与日本”为主题的展室。2011年4月29日至5月1日，笔者前往孟加拉国达卡大学参加纪念泰戈尔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专程前往泰戈尔祖传的领地——西莱达等处的泰戈尔博物馆参观，发现有关泰戈尔与中国的展品难见踪影。而泰戈尔博物馆中以“泰戈尔与日本”为主题的展览不仅内容丰富，布置精致，而且富有日本特色，引得众多观者驻足细品。我们深知泰戈尔与日本的特殊感情，但正如印度学者所指出的：“他对中国的亲近之情毫不亚于他对日本的感情，尽管迟到1924年他才访问中国。事实上，他对中国的认知比日本更早。”“他在中国留下的影响可能远远大于在其他许多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外人士呼吁泰戈尔与中国关系的研究课题应得到重视，希望泰戈尔与中国关系为主题的展室能早日在泰戈尔博物馆展出。

在各界人士的多方努力下，在中国文化部的大力资助下，在庆祝泰戈尔150周年诞辰的特别日子里，印度加尔各答泰戈尔大学计划在泰戈尔博物馆划出六大展室布置以“泰戈尔与中国”为主题的永久性展览。在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下，笔者申请了“泰戈尔论中国”的课题，计划全面整理孟加拉文、英文、中文等与课题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梳理泰戈尔对中国的相关论述，以求进一步了解泰戈尔与中国这一课题的意义。在谭中教授的引荐下，本课题有幸邀请到印度资深泰戈尔研究专家邬玛·达斯古普多教授的加盟。在邬玛·达斯古普多教授的精心指导下，在印度国际大学相关朋友的大力协助下，作为课题开展的第一步，我们尽力收集了印度国际大学罗宾德拉档案室所收藏的与“泰戈尔与中国”这一主题相关的资料，目前正在逐步翻译整理，并希望课题研究成果早日成书，以求对中印、中孟之间的友好与理解尽绵薄之力。欣闻北京大学印度研究中心计划出版论文集以纪念泰戈尔150周年诞辰，笔者特对已掌握的相关资料加以梳理，并刊出以飨读者。

本文力求追踪印度国际大学罗宾德拉档案室所保存的相关原始资料，梳理泰戈尔一生与中国相关的资料。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介绍一些最为关键的原始资料，希望有利于将来的进一步深入调查和专题研究。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我们先从总体认识入手，将这批原始资料分为五个阶段：

1.泰戈尔自19世纪末以来与中国相关的资料

2.泰戈尔访华前（1923~1924）的资料

3.1924年泰戈尔访华相关资料

4.泰戈尔访华之后的资料

5.20世纪30年代到1941年他去世之前的资料

在梳理材料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五个阶段的资料十分不平衡，第一阶段的资料十分匮乏，而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末的资料却相对丰富。泰戈尔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中国学者大量翻译了他的著作并对泰戈尔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欢迎泰戈尔1924年访华，《吉檀迦利》和《新月集》于1923年被精心译成中文，其中《新月集》于1924年、1930年和1931年再版。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还刊发《泰戈尔专号》介绍泰戈尔的文章。但在已收集到的原始资料中，20世纪20年代之前中国学界对泰戈尔的相关资料介绍在印度却鲜为人知，比如圣地尼克坦（Shantiniketan）的罗宾德拉档案室至今还没有这些中文译本的任何资料。难怪泰戈尔传记作家克里希纳·克里帕兰尼误认为在泰戈尔1924年访华之前，中国对他几乎一无所知。

上文提及的相关信息之所以可以收集到，需要特别提及一本不厚却很有价值的书Ekti Bitorkito Atithi（《一位颇受争议的客人》）。此书的作者是西斯·古马尔·达斯教授和谭文女士。该书用孟加拉语撰写，1985年在加尔各答出版，书中记录了泰戈尔1924年访华前后的早期资料。该书是孟加拉读者了解泰戈尔与中国关系的最主要的资料之一。

一、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的资料涵盖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我们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只能依赖泰戈尔已经出版的作品，把它们作为主要的资料并通过这些资料了解泰戈尔之所以接近中国并对中华文明和文化饱含敬佩和关注之情的原因。

泰戈尔也许是从他先辈那里继承了他们对中国的特殊感情的。相关资料记载，他的祖父德瓦侃纳特曾从中国进口丝绸，并把中国丝绸赠送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他还把中国茶叶移植到阿萨姆邦。泰戈尔的父亲德本德拉纳特1877年至1878年访问过中国的香港和广州，参拜了寺庙，并和僧侣交谈。泰戈尔的父亲从中国带回许多新奇的礼物和纪念品，并送给“梵天会”的教长。在泰戈尔童年时期，一定从父亲那里听说过许多有关中国的事情，这可能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按写作时间顺序来梳理，目前收集到的泰戈尔有关中国的早期作品有：

（1）评论文Cine Maraner Byabasay（《死亡的贸易》）发表于孟加拉文的期刊《Bharati》（《印度人》）1881年5~6月号上，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泰戈尔论及中国的最早的一篇文献，他当时20岁，在文章中他带着愤怒指责了英国可怕的对华鸦片贸易。最让他痛心的是：大量的鸦片是在印度种植的这一事实，他甚至觉得自己应该为中国遭受的灾难负责。

（2）一首标明写于1893年11月的早期长诗题为Basundhara（《地球》），诗中描绘了一次诗意或者说假想中的环球旅行，从名字暗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国度，日日夜夜沉迷于劳作。

（3）短文Samaj Bhed（《文明的差异》）写于1901年，回应英国传教士迪伦牧师写的一篇名为《中国老虎和欧洲羊羔》的文章。迪伦在文章中指责了中国人攻击基督教传教士。泰戈尔指责基督教传教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危害，并认为攻击中国信仰就如同给予其文明以致命打击。泰戈尔认为伟大的中国不是依靠武器来管理的，而是依靠信仰的准则来管理的，在那里无论君主和朝代如何更替，父子、兄弟姐妹、丈夫妻子、住户和邻居、国王和人民、僧侣和信徒都遵循着社会信仰的那些准则。所以，当这一信仰遭到攻击时，整个国家都会起来反抗。这是西方所不能了解的。

（4）1902年发表散文Cheene Man Er Chitthi（《一封中国人写的信》）。此文评论了高尔斯华绥·洛斯·狄更生写的《一个中国人的通信》。文章比较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这一主题贯穿泰戈尔一生的思考。

（5）1909年发表散文Tapovana（《森林隐居》）。在此文中，泰戈尔把古代波斯、中国、希腊、罗马、印度思想大交流的时期称为“森林隐居”Tapo-vana时期的笈多王朝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匈奴人、萨卡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都来到印度，是人类大团结的友好时期。

（6）在1919年出版的Japan Jatri（《瀛洲纪行》）。在此文中泰戈尔认为中国遭受被侵略的痛苦。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将打倒机械的贪婪，显示出人之为人的精神力量，在这个时代里，中国会帮助世界。

二、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资料主要涉及1923年至1924年间邀请泰戈尔访华的重要主题，资料来源于北平讲学社的邀请及相关通信。在1923年至1924年泰戈尔访华的准备阶段，国际大学罗宾德拉档案室保存了相关通信：

（1）泰戈尔自己写的一些信，他在信里表达了他对这次访华的渴望和期待。

（2）中国方面官方的、半官方的信件。

在准备访华这个问题上，最真实坦率的交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徐志摩写给泰戈尔的信件，徐志摩是中国文坛的一位年轻诗人和作家，是泰戈尔在中国的翻译，后来成了他非常喜爱的朋友，并为他取了孟加拉语名字素思玛（Susima）。

（2）泰戈尔写给一位比他小很多的朋友Ranu Adhikar的信，这些信最近由国际大学出版了。他1923年11月写给Ranu Adhikar的信中写道：

此后不久，我就得准备我的中国行了。如果那儿的土匪绑架我，那些日子我会找到平静的。不知道他们会要多少赎金——我想不会多于二三十万卢比的。现在我想知道我的同胞会不会为我筹集这笔钱。如果他们不为我筹集，那么我不得不在脑后留起马尾辫，娶个中国姑娘，做一个中国人幸福地度日。这是我现在一直在想的……

“我还担心另外一件事——在中国的演讲。我连一行都没写。每天晚上，我抚慰自己的心灵，让它冷静、有点耐心，明天早上我肯定会写的。但是我认识自己六十年了……我的心灵也非常了解我。任何安慰的话都不容易安抚它。它知道我会找更多的借口来拖延。而且情况的确是那样。夜晚逝去，晨曦来临——我乖乖地走到桌边，但是我没有写下任何要在中国做的演讲，我开始写起很多诗歌来。”

信中泰戈尔多次提及在写中国演讲稿，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创作诗歌。事实上，我们对照泰戈尔创作年表时却发现，这一时期正好也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

在1924年3月泰戈尔写给Ranu Adhikari的另一封信里，此时他正准备乘船去中国，他写到：

你一定读了中国方面写给我的邀请信。他们那样满怀喜爱和期待地召唤我。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满足他们的期望，但是我能够清楚地看到，现在这个责任落到我头上了。我得带着这个信息穿过整个国家到国外去。我常常不明白这是谁的信息。我也编造不出一个名字来。就如同漂浮在春风中的欢乐突然变成了春天攀援植物的样子，同样的，没有人听到过的消息迷茫地漂浮在空中，突然在我的声音里发现了自己的存在……我现在明白了我是传递消息的媒介。将它们传出去是我的工作。这种驱动力不允许我安静地休息。因此当中国召唤我时，我就得到中国去。但是当我看着纯粹的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我了解了，他不是什么特殊人物。如果他要说什么的话，他会说些愚蠢的话……我无法相信自己能在这个世界上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来。我害怕自己的缺点会显露出来。但我被召唤到世界的大法庭上，我自己心里充满了信心。我对自己说，任何地方都没有缝隙，那么为什么要害怕呢？能够意识到自己是满足的，是件了不起的事。我拭去小我的悲苦。

罗宾德拉档案室还保存了徐志摩的专题档案文件，其中包括他写给泰戈尔的多封信件。

三、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包括泰戈尔访华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其中包括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的讲演》，它最初出版于1924年，根据陪同泰戈尔访华的诗人纳格的笔录整理。此书出版不久就被撤下书架，原因不明。1925年经过结构调整的《在中国的讲演》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两个版本都有献词“献给我的朋友素思玛（徐志摩），感谢他将我介绍给伟大的中国人民”，两版都有梁启超写的前言。1999年，著名的孟加拉文学学者、近年去世的德里大学“泰戈尔教授”达斯先生受国际大学委托，把两个版本整理为一本《在中国的讲演集》，为读者提供了泰戈尔1924年在华讲演最详细的记录。本课题希望能早日翻译并出版此书，为国内学界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泰戈尔1924年5月3日给自己最小的女婿写信，那时候他刚回来几个星期，他写道：“我觉得中国之行比从前的任何旅行都要成功”，还有他1924年4月30日写给Kiranbala Sen（沈谟汉的妻子）的兴高采烈的信件，那时候他刚回来，他写到“现在工作没有尽头了。我不断行走，四处演讲。我一生中从未讲过这么多话”，他还在信中转达了对沈谟汉的问候：“我们过去在一起，但过去两三天来分开了。虽然有战争，但也别担心”。（见Nagendran Nath Ganguli和Kiranbala Sen的档案文件）

印度国际大学出版过的原始资料中还包括详细描述整个行程的一些资料：

1924年6月在《国际大学期刊》第一期，第一、二部分上发表的题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访华》的文章可以看做最主要的档案资料。

刊发在《国际大学季刊》上的泰戈尔在中国的多篇演讲也可以看做主要的档案资料。

泰戈尔在加尔各答大学所作的一个演讲也描述和评价了他的中国（和日本）之行，这次演讲内容发表在孟加拉刊物Prabasi（侨民）上（1924年11月）。

有关泰戈尔中国之行的介绍还收集在以下资料中：

（1）迦梨陀娑·纳格的《泰戈尔与中国》，文中的细节来自于纳格记录整个旅途的日记（纳格是一位历史学家，是陪同泰戈尔去中国的四人之一）和《远东新闻》《北京导报》《北京每日新闻》《东方时报》等日报，他留下了这些报纸的剪报，还用旅途拍下的照片和南达拉尔·鲍斯在中国画的速写来证实自己的描述，比如一个中国小贩的速写和一个带着孩子的贫穷母亲的速写。

（2）1925年10月Prabas（i侨民）上刊登了迦梨陀娑·纳格用孟加拉语撰写的Cheen-er Chitthi文章，即《中国来信》，里面刊登了南达拉尔·鲍斯在中国画的众多场景速写。

（3）迦梨陀娑·纳格还为1924年9月的《现代评论》写下了题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国际大学使命》的报道，报道详尽并附有图片。

（4）1987年由Papyrus出版社出版的纳格日记《与诗人在一起的100天》也是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

其他陪伴泰戈尔访华人士的记录还包括：

（1）L.K埃尔姆赫斯特1924年8月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报道。

（2）沈谟汉1945年5月和1926年2月在Desh（民族）上用孟加拉语发表的Cheen Bharate Maitri Sadhanay Rabindranath（促进中印友谊的泰戈尔）。

（3）印度和世界各地杂志和报纸对泰戈尔访华的英语和孟加拉语报道，这些报道由《现代评论》的外国期刊部和印度期刊部汇编。著名的《孟加拉日报ABP》也在1924年6月25日作了报道。

四、第四阶段

第四阶段包含1928年到1934年间的资料。特别引人关注的是罗宾德拉档案室收藏的通信卷宗：

（1）谭云山接受泰戈尔请他加入国际大学的邀请。

（2）徐志摩的少量信件，一封写给泰戈尔本人的信，还有一封写给C. F.安德鲁斯的信（徐志摩档案文件），信中提到了徐志摩1929年在圣地尼克坦的访问。

（3）泰戈尔1934年在加尔各答大学所作的有关诗歌韵律的演讲，在演讲中，他用了一首他翻译的中国诗作为例证。他这样评论道：这诗并不押韵，但它有可靠的情感的韵律。诗里没有修饰的词语，却有艺术的魅力。

第一期Bharat-Cheen（印度—中国）杂志重印了泰戈尔的《在中国的讲演》里的《告别》，由泰戈尔的亲密朋友著名作家Maitreyee Debi（梅特丽耶·黛维）翻译成孟加拉语。

Bharat-Cheen（印度—中国）杂志第四期上刊登了郭沫若的随笔《泰戈尔来华之我见》的译文，是汉学家泰无量从中文翻译过来的。

五、第五阶段

第五阶段的资料源自1936~1941年间泰戈尔和中国人士之间大量的通信资料（信件、电报和消息），这些写信者来自中国各个阶层的人士，其中还包括加尔各答的中国领事。

据相关史料记载，泰戈尔是中印现代文化交流的启动者。他早有在国际大学开展中国研究的决心，并把研究中印文化交流作为重点课题之一，以传播佛陀的大慈大悲的教义。他曾邀请著名东方学家列维（Sylvain Levi）、意大利的佛学家杜西（Tucci），还有一位中国学者林我将博士在国际大学教过中文。1924年访华之际，他曾经和中国学术界商定请中国学者去圣地尼克坦长期教中文。印度大资本家比尔拉（Yugai Kishore Birla）曾答应捐款建造房屋给中国学者居住。但这一切都未能实现，直至1927年泰戈尔在新加坡讲学遇到了在那儿教书的谭云山先生。在泰戈尔的伟大事业和理想使命的感召下，谭先生来到了国际大学，并如候鸟般在中印之间辛勤穿梭。在他的百般努力下，1933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印学会；1934年，在泰戈尔的领导下，成立了印度的中印学会。泰戈尔亲自担任主席，谭先生担任总秘书长。学会的宗旨是：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联合中印感情，联合中印人们，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1937年谭云山帮助泰戈尔建立了中国学院并吸引中国学者与印度学者互动。中国学院至今都是中印友谊的一个象征。中国学院是印度第一家中国研究机构，泰戈尔曾经写过，中国学院致力于“中印间永久的合作”。中国学院的历史是一份宝贵的资料，证明了印度与中国民众和国家领导阶层之间曾有过的卓有成效的合作。谭云山在自己的著作里记载了大量相关信息。1998年国际大学出版了收录他的14篇文章的文集《中印文化》。

1936~1940年间最主要的资料还包括：

（1）1940年2月中国画家徐悲鸿在中印学会的资助下来到了圣地尼克坦，并在中印学会和印度东方艺术学会的共同赞助下举办了画展。画展上首先致辞的是著名画家阿巴宁德罗纳特·泰戈尔，接着是印度东方艺术学会会长。

泰戈尔用这样的文字欢迎徐悲鸿的到来，并对徐悲鸿的绘画艺术加以点评：

中国和印度曾经共同迎接（人类）伟大文艺复兴的黎明，即使在当今政治大灾难中我们依然看到那记忆犹新的（中印）友情。

美的语言是人类共同的语言，而其音调毕竟是多种多样的。中国艺术大师徐悲鸿在有韵律的线条和色彩中，为我们提供一个在记忆中已消失的远古景象，而无损于他自己经验里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我欢迎这次徐悲鸿绘画展览，我尽情地欣赏了这些绘画。

（2）日本侵华期间，泰戈尔对中国抱着深切的同情，他在1938~1939年间写信给蒋介石，信中写道：

中国是伟大的。你们每天都付出难以想象的苦难和牺牲的代价来证明中国的伟大。贵国人民展现出史诗般的英勇，我确信，无论世事如何发展，在人类努力建构的道德领域里，你们的胜利将熠熠生辉、永垂青史。

（3）1940年12月中国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访问圣地尼克坦。档案资料里有一些戴季陶之行的详细报道。

（4）从泰戈尔与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争论中日冲突的书信中，读者可以找到表明泰戈尔这一时期对华态度的相关资讯。野口的原信和泰戈尔信件的复印件都收藏在罗宾德拉档案室中。在南京和圣地尼克坦的中印学会赞助出版了他们之间的全部通信，名为《诗人致诗人》。泰戈尔在些信件中表达了他对日本侵华行为的强烈谴责和对中国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

结语

从印度国际大学罗宾德拉档案室收藏的相关资料中读者可以看出泰戈尔与中国的密切关系。泰戈尔一生崇敬中国，热爱中国，他“很喜欢李白、杜甫的诗，他说李、杜和其他唐宋名家的诗词对他的影响很大。”他最为珍视的是他从中国得到的友谊。这在他在中国的最后一次演讲和他回国后写的相关文章中都表现得很明显。虽然他在中国的访问受到了一定的误解，遭遇过不应有的“礼遇”，但他仍然赞美中国，坚信中国能从暂时的对物质的贪婪中挣脱出来。

阿莫尔多·沈教授认为泰戈尔1924年的访华“引起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批评和责难。尽管泰戈尔返回印度不久，他的在华演讲稿就被集成一书以英文形式在印度出版，但这本书并未像泰戈尔其他书籍那样被翻译成中文。而泰戈尔自己也觉得有必要停止这一版本的发行，于是第二年在做了大量的修订后重新出版。尽管如此，该书仍未翻译成中文，显然，当时泰戈尔在中国的地位仍处于某种阴影之中。原因是什么？”阿莫尔多·沈教授所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我们的课题期待解决的问题。从他的发问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印学者在泰戈尔与中国关系的课题上的交流明显不够，甚至还存在着诸多的误解，其实国际大学1925年出版的泰戈尔英文版的《在中国的演讲》一书在中国早有译本，如吴富炰翻译的《泰戈尔在中国的言论集》和李南翻译的《泰戈尔在中国的演讲》。

从20岁《死亡的贸易》一文开始，泰戈尔开始论及中国，之后有关中国的论述从未中断过，印度有学者认为：“泰戈尔著作中经常涉及中国，从长城到长江，从中国妇女到中国强盗……他也谈到中国食物、中国舞蹈、中国殡仪等——无所不及。”此外，泰戈尔还致力于创办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努力开展中印文化交流的研究，这一事业成为“他一生中清醒而敏锐的追求”。泰戈尔对中国的论述、认知和建构可谓毕其一生。

泰戈尔一生为何对中国如此关注？泰戈尔对中国的认知和建构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为什么泰戈尔在最后一次演讲《文明的危机》中号召东方停止向西方看？为什么他认为中国在新时代人类重振的舞台上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的课题“泰戈尔论中国”期待解决的。

魏丽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