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浅根花不繁,朝遭践踏暮芟删。
我将狂笑我将哭,哭始欣然笑惨然。
明暗死生来去际,友仇人兽爱憎间。
实时沉默空开口,天地有如此夜寒。
诗事
1979年夏,聂绀弩手书诗稿交邵荃麟之女邵济安。有《小引》:“荃麟同志出生入死,孜孜不倦,为党工作四十余年。其为人也,口无恶声,胸有成竹,急人之急,损己利人,抗战期间在金华、桂林、重庆等处,解放后在北京,均与之相
处有日,知之较深,不幸于一九七一年受‘四人帮’迫害致死。因以鲁迅先生《野草》意成诗数首,聊致哀思。工拙与关合与否,均非所计。”
1980年交《倾盖集·咄堂诗》稿,题为《挽荃麟六首·荃麟同志受“四人帮”迫害致死。以鲁迅先生〈野草〉意为诗吊之》。1984年《倾盖集》印成。删《死火》《失掉的好地狱》《淡淡的血痕中》。
1986年4月8日《羊城晚报》以《挽荃麟同志》为题、署“绀弩遗作”发表“小引、一题词、二秋夜、三影的告别、四希望、五好的故事、六墓碣文”。有黄秋耘《附记》:“一九七九年夏,绀弩同志以上述六首挽诗示我,嘱我代投报刊,由于种种原因,只有两首获得发表。其后《散宜生诗》亦未得广泛流传。今绀弩同志已长辞人世,我不忍他这几首以血泪写成的遗作长期湮没,再一次抄录投给报刊。抄录毕,也情不自禁地悲从中来,泪湿青衫了。”
1998年6月10日舒芜给侯井天的信中说:“这几首诗实作于先前,我就见过,最初并不是专为悼荃麟而作,而是作成之后,到了悼荃麟之时,觉得好适用,乃抄给邵之家属。”
1979年,诗稿由罗孚带香港,1981年《三草》印成。题为《鲁迅忌日以〈野草〉数文意为诗八首》,无《失掉的好地狱》一首。
聂绀弩1980年12月28日或1981年1月4日写信对编辑《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的姚锡佩说:“改(野草)几题为律,最后一首《淡淡血痕中》诗删,因与赠鲁迅一题相犯也。至恳!”
1981年,《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收入,题为《改〈野草〉六题为七律》。删《死火》《失掉的好地狱》《淡淡的血痕中》。
1982年,《散宜生诗》印成,题为《改〈野草〉六题为七律》。删同上。
1985年7月,《散宜生诗》增订、注释本印成,题为《改〈野草〉七题为七律》。删《死火》《失掉的好地狱》。
聂绀弩为什么改《野草》数文意为诗?为什么祭鲁迅又不计“关合与否”用吊荃麟?兹抄聂绀弩1940年10月所作《略谈鲁迅先生的〈野草〉》一段文字,似乎可以回答:“郭沫若曾有一首诗,题为《天狗》,大意是说天狗为热情所苦,无可奈何,把太阳也吃了,月亮也吃了,而且把自己也吃了。《野草》中也有如此情况,那是由于许多苦痛的经验教训所养成,觉得天下无一事可为,也不知如何为,而偏又不能不为。为则面碰壁。扶得东来西又倒,甚至连自己也被淹没在唾骂中;不为又目击一般‘造物的良民们’,生而不知如何生,死不知如何死,生不如醉,死不如梦,而人类的恶鬼则高踞在这些活的尸骨死的生命上,饕餮着人肉的筵席。而自己偏是这些良民中间的一个,而自己偏是这些良民中间的觉醒者!婉转呻吟,披发大叫,遍体搔抓,捶床顿足,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为什么,要什么。文艺是苦闷的象征,也许还有多少商讨余地,但在对鲁迅先生的《野草》的场合,却极为确切。”“《野草》就是旧的世界观发展到极致,走到绝境,碰到现实的壁上所爆发出来的灿烂的火花。”《野草》“是理解”鲁迅的“锁钥”。(见《聂绀弩全集》第3卷382、385、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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