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于勒
一个胡子花白的老乞丐向我们乞讨，我的同伴约瑟夫·达夫朗什竟给了他一枚五法郎的银币。对此，我感到十分惊讶，他解释说：
“这个可怜人让我回想起一段往事，一段我至今念念不忘的记忆。我且说给你听听吧。”
故事是这样的：
我小时候住在勒阿弗尔，家境并不富裕，只能勉强糊口。我父亲有份生计，每天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却挣不了几个钱。我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我的母亲对这种窘迫生活深感不满，她经常用一些指桑骂槐、尖酸刻薄的话责怪她的丈夫。每逢这种情况，我那可怜的父亲就嗫嗫嚅嚅，无言以对，张开手掌在额头上搓来搓去，仿佛是在擦拭并不存在的汗水似的。我心酸地感受到，他有一种无能为力的痛苦。我们家处处节省，从不敢接受别人吃饭的邀请，以免回请；买日用品，只挑商店里卖不掉的打折货、旧存货；我的姐姐们自己做裙子穿，买条区区十五生丁一米的花边，也要就价钱磨上个好半天；我们家的日常饮食就是肉汤，以及只能在调料上换花样的牛肉，据说这既卫生又营养，不过我还是宁愿吃点别的。
如果我弄掉了衣服上的扣子，或者撕破了裤子，那可就有好戏看了—准挨一顿臭骂。
可是，每到星期日，我们全家都要换上像模像样的衣服去海堤上散步。我父亲要换上长礼服，戴上礼帽和手套，伸出胳膊给母亲挽着；而母亲此时已打扮得像一艘节日里的彩船了；两个姐姐早早打扮妥当，就等着出发的信号。不过，事到临头，全家人又总能在一家之主的礼服上找到一处仍然被遗忘的污渍，然后不得不飞快地用破布蘸汽油把它擦掉。
这时，我父亲是绝不肯脱掉礼帽的，他只空出两只袖管，等候清理工作完成。而我母亲则戴上近视眼镜，把手套摘掉以免弄脏，手脚麻利地弄着。
终于，我们一家郑重其事地上路了。两个姐姐互相挽着胳膊走在前面，她们都到了嫁人的年纪，因此父母总想让她们在城里露露脸。我待在母亲左边，父亲守在她右边。直到今天我都记得，我那可怜的父母在每次周日散步中展现出的故作庄严的神态、僵硬的表情和一本正经的气度。他们迈着严肃的步子，腰挺得笔直，两腿紧绷着，好像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某桩举足轻重的大事一样。
每个星期日，只要一望见大船从未知的遥远国度返回海港，父亲就会又一次念叨起那句几百遍没变过的话：
“唉！要是好兄弟于勒在这船上，该多让人惊喜啊！”
我的叔叔于勒—我父亲的亲弟弟—那时是全家唯一的希望，此前却曾是家族的祸害。我打小就常听大人们议论他，对他熟悉到觉得自己一眼就能认出他来。我了解他动身去美洲前所有的生活细节。尽管家里人在讲起他，总会有意把声音压得很低。
听说，他以前“品行”不端，意思是，他糟蹋过家里的钱。对穷人家而言，这无疑就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在有钱人家里，一个人爱花天酒地，无非算是“任性”，人们笑嘻嘻地称他花花公子也就算了；而在寒门小户中，一个小伙子如果把父母原有的积蓄也挥霍掉，那就成了一个坏蛋、一个无赖、一个大逆不道的人了。
虽然都是败家，但区别看待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后果才能决定行为的严重性。总而言之，于勒叔叔把自己的那份遗产花得一干二净以后，还占用了相当一部分属于我父亲的遗产。
按照当时的规矩，家里人就把他送上了一艘从勒阿弗尔到纽约的商船，打发他到美洲去了。
一到那里，于勒叔叔不知做起了什么买卖，很快就来信说，他赚了点钱，希望能补偿曾因胡作非为给我父亲造成的损失—这封信深深感动了我们全家。于是，原本在家人眼中一钱不值的于勒，一下子成了个正直的人，一个有良心的好兄弟，一个无愧于达夫朗什家族的好子弟，像达夫朗什家族所有成员一样诚实可靠了。
除此之外，有位船长还告诉我们，于勒已经盘下了一家大商店，做上了大生意。
两年后，于勒叔叔的第二封来信说：“亲爱的菲利普，给你写信是为了不叫你担心我的健康，我身体很好，生意也顺利。明天，我就要出发去南美作一次长期旅行，或许好几年都没法告知你我的消息。如果我不给你写信，不用担心，我发了财就会回勒阿弗尔的。我希望这一天不会太久，那时我们兄弟俩就能在一起过快乐的日子了。”
这封信成了全家人的福音书，一有机会我们就会拿出来念念，不管见到什么人，我们都要拿出来展示一番。
结果，十年之中，于勒叔叔却音信全无。但我父亲的希望却与日俱增，而且我母亲也经常念叨：
“等咱家的好心人于勒兄弟回来了，我们就时来运转了。他可是个有本事的人啊！”
于是，每到星期日，每当我们望见那些烟囱里的黑烟升上天的大游轮从天际线驶来的时候，父亲总会又念叨起那句永远不变的话：“唉！要是好兄弟于勒在这船上，该多让人惊喜啊！”
而此时，我们仿佛已经看见于勒叔叔在船上挥舞着手帕大喊：
“嗨！菲利普！”
于勒叔叔将要满载而归，这是毫无疑问的。全家人据此拟订了几百种计划，甚至打算要用于勒叔叔的钱在安古维尔附近的乡下买栋别墅。我不确定父亲是不是早就据此计划正儿八经地找人商谈过。
我大姐当时二十八岁，二姐也二十六岁了。她们还没嫁出去，这让全家人十分头疼。
终于，有个看上二姐的人上门求婚了，是个小公务员，没什么钱，但还算正直。不过，我始终坚信，打消这个年轻人的顾虑，让他下定决心求婚的，是有天晚上我们向他展示了于勒叔叔的信的缘故。
我们家赶忙接受了他的求婚，并决定举行婚礼后，全家人去泽西岛作一次小小的旅游。
泽西岛是穷人们理想的旅游地。这个小岛属于英国，路程不算远，坐上渡轮过了海便是。因此，一个法国人只要坐两小时的船，就可以领略异国风光了，还可以欣赏一番这个飘扬着大不列颠国旗的小岛上的风俗民情。尽管有人曾直言不讳地说，那里的风俗糟糕得一塌糊涂。
泽西岛之行成了全家人的大事，我们唯一的盼望，时刻萦绕着我们的梦想。
终于等到动身的那一天，出发时的情景就像发生在昨天：游轮在格朗维尔码头预热待发；父亲神色慌张地守着我们的三件行李；母亲忧心忡忡地挽着还没嫁出去的大姐的胳膊，自从二姐出嫁，大姐一直丢魂落魄，仿佛鸡窝里剩下的最后一只小鸡；而那对新人总是待在我们后面，我总得扭过头去才能看见他们。
汽笛拉响了，我们离开堤岸上了轮船，游轮缓缓驶离防波堤，向远方航行。海面平坦光滑，如同绿色的大理石桌面。我们目送着渐行渐远的堤岸，幸福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是所有那些难得出行一次的人家所特有的。
父亲的大肚子在他的长礼服里面腆着，那天早晨，我们也曾仔细地擦拭过礼服上的污渍，因此他的周围充斥着出门前染上的汽油味，一闻见这种气味，我就会想起每一个星期日来。
父亲忽然发现有两位先生正在请两位优雅美丽的女士吃牡蛎。一个衣衫褴褛的老水手用小刀撬开一个个牡蛎壳，递给两位先生，后者再进献给女士。女士们的吃法很是优雅，她们先用一块精致的手帕托着牡蛎壳，把嘴稍稍向前伸，以免弄脏裙子，然后轻快地一吮，一下子就把肉和汁水吸进嘴里，再把空壳抛向大海。
我父亲无疑是被航船上这两位牡蛎食客高贵的动作迷住了。他觉得这种吃法有档次、高雅、有派头，于是走到我母亲和两个姐姐面前问：
“想不想我请你们吃牡蛎？”
母亲怕花钱，犹豫了一下；但是两个姐姐立刻表示赞同。母亲不怎么爽快地悦：“我怕吃了肚子疼，给孩子们买一点吧，不过别太多，不然他们会吃出毛病来的。”
然后，她转过身看着我说：
“至于约瑟夫，他用不着吃这东西，不能把男孩子惯坏了。”
尽管我觉得这种区别对待很不公平，但还是留在了母亲身边，目光就随着父亲，看他郑重其事地带着两个女儿和女婿向那个穿破烂衣服的老水手走去。
等那两位女士一走开，父亲就开始指导姐姐们怎样吃才能不让汁水流出来。他甚至想亲自示范，便取了一个牡蛎。不过在试图模仿那两位女士时，他一下子就把汁水整个倒在了礼服上，我听见母亲小声嘀咕着：
“还是老实待着好。”
但是，我父亲在一瞬间好像不安起来，他向后退了几步，眼睛盯着挤在老水手身边的女儿女婿，然后突然又向我们走来。他看上去脸色苍白，眼神古怪。他压低声音对母亲说：
“奇怪，这个撬牡蛎的人真像于勒。”
我母亲一下子愣住了，问道：
“哪个于勒？”
父亲答：
“就是……我弟弟呀……要不是我知道他在美洲发达了，我还真以为会是他。”
我母亲也慌了，支支吾吾地说：“你真是疯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他，为什么还要说这种蠢话？”
但我父亲还是坚持说：
“那就去看看吧，克拉丽丝，我觉得你得亲眼去看一看，亲自确认一下更好。”
母亲站起来，去找她的两个女儿，我也跟着去了。那个男水手，又老又脏，满脸都是皱纹，眼睛离不开手里的活。
母亲回来时，我注意到她有些哆嗦。她的语速很快：
“我看就是他！去向船长打听打听吧。要特别当心，别让这混蛋再赖上咱们！”
父亲赶紧去了，我跟在他身后，心里异常激动。
船长是一位又高又瘦的先生，留着长长的连鬓胡，在舰桥上踱来踱去。他那不可一世的神气劲儿，仿佛是在指挥一艘驶向遥远印度的大游轮。
父亲十分礼貌地走到他面前，边说恭维话，边打听了一点与他职业有关的问题，诸如泽西岛的重要性在哪里？物产有哪些？人口有多少？民风民俗如何？自然地理怎样？等等。
在不知情的旁人听来，他们口中的泽西岛至少与大美国相当。
接着，他们谈到了所乘坐的这艘“迅捷号”，话题又转到船员上来，最后我父亲漫不经心地问：
“您船上那个撬牡蛎的老伙计看上去挺有意思，您知道这家伙的来历吗？”
这番闲聊已经让船长很不耐烦了，他冷冷地回答：
“他是我去年在美洲遇见的一个流浪汉，我把他带回了国。他好像在勒阿弗尔有些亲戚，但他不想去找他们，因为他欠他们钱。他的名字叫于勒……于勒·达尔芒什，还是达夫朗什的，总之大概就这么个姓。他好像曾经在国外发达过一阵子，不过，现在你也瞧见了，他落魄成什么样了。”
我父亲唰的一下面色惨白，喉头抽动了两下，神色惶恐，一字一顿地说：
“哦！噢！非常好……太好了……不出我所料……非常感谢，船长先生。”
说完他就走开了，留下那位航海家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困惑不解。
他回到母亲身旁，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母亲赶紧说：
“坐下！别人会看出来的。”
他一屁股跌在长凳上，结结巴巴地说：
“是他，真的是他！”
他又问：
“咱们可怎么办？”
母亲赶紧回答：
“马上让孩子们离开那儿。既然约瑟夫都知道了，就让他去叫他们回来。要特别当心，别让咱们的女婿起疑心。”
父亲还是一副丢了魂儿的样子，喃喃自语道：
“真倒霉啊！”
母亲突然暴躁起来，怒骂道：
“我早知道这贱骨头不会有出息的，迟早会来缠上咱们！达夫朗什家的人还有什么好指望的！……”
我父亲又把手掌放在额前搓来搓去，就像平常被妻子骂惯了的那样。
母亲接着说：
“给约瑟夫钱，赶紧去把牡蛎钱付了。要是再被那个讨饭鬼认出来，那船上就有好戏看了。咱们到船的另一头去，离这家伙远点！”
她站起身来，父亲给了我一枚五法郎的银币后就急忙跟她走远了。
姐姐们有点奇怪，她们还在等着父亲过去，我告诉她们是因为妈妈感觉有些晕船，然后我问撬牡蛎的人：
“我们应该付您多少钱，先生？”
我本想喊他：叔叔。
他答道：
“两法郎五十生丁。”
我递给他五法郎的银币，他找了钱给我。
我留意观察了他的手，一只满是深褶子的可怜水手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一张衰老的穷苦人的脸，脸上写满艰辛、疲惫和愁苦，我心里默念道：
“这是我的叔叔，我爸爸的弟弟，我的亲叔叔啊！”
我又给了他半个法郎作小费。他感谢我道：
“上帝保佑您，年轻的先生！”
这是穷人得到施舍后才说的话。我想，他在美洲时应该也要过饭。
姐姐们见我如此慷慨，都愣住了。
当我把两法郎还给父亲时，母亲惊讶地问：
“花了三法郎？……怎么可能？”
“我给了半个法郎的小费。”
母亲腾地一下蹿了起来，怒视着我吼道：
“你疯啦！把半个法郎给这人，给这个穷无赖！……”
父亲朝她使了使眼色，意思是别在女婿面前露了馅，母亲便不吭声了。
后来，大家都没有再说话。
在我们前面，一片紫色的阴影从海底钻出来，在天际线轻轻游动。那是泽西岛。
离岸越来越近，我心里起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想再见一次我的叔叔于勒，靠近他，和他说几句温暖的、安慰人心的话。
但是，因为没客人吃生蚝，他已经不见了。毫无疑问，他已经下到了散发着恶臭的底舱深处，那儿是这个苦命人的住所。
为了不再遇见他，返程时我们乘坐了去圣马洛的船。因为我母亲已经烦透了。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父亲的兄弟。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我不止一次地给流浪汉五个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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