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蒂斯特太太
我走进卢班火车站候车大厅的第一眼是去看钟，两小时又十分钟，要等这么久，才能坐上去巴黎的快车。
我突然感觉很累，像是已经赶了十法里的路。于是，我眼睛向墙面扫上一圈，就跟还能在墙上找个消磨时间的乐子似的。然后我走了出来，在车站门口站住，心里琢磨着怎么也得找点事做。
这是一条种着细瘦刺槐树的林荫道，路的两边座落着小城市风格的，样子各异且参差不平的房屋。大街沿着地势向前方的小山岗延伸，尽头可见一些树木，那儿像是个街尾公园。
时不时蹿出一只猫，先是灵巧地跃过水沟，然后大摇大摆地横穿马路。一条小狗急匆匆地在每棵树根处嗅着，寻找被厨房倒掉的剩菜剩饭。街上看不到一个人。
我彻底陷入了一片愁闷的情绪中。做点什么呢？做点什么呢？那幅没完没了又不能避免的画面已经浮现在眼前：呆坐在铁路小咖啡馆里，面前放着一杯喝不下去的啤酒，和一张看不下去的铁路邮报。正在此时，我看见一支送葬的队伍从侧面的小街转到我所在的这条街上。
看到灵车，我松了一口气。这至少可以消磨掉十分钟的时间。
不过，这支队伍的一些细节让我感到好奇。跟在灵车后面送葬的只有八位先生，然而只有一个人在哭泣，其余的都在饶有兴致地聊天，队伍中连一个神甫都没有。我判断：“这是一次世俗葬礼”，随即又想，像卢班这样的城市，至少应该有上百位思想自由的人，说不定这次是他们通过葬礼来表达思想的游行。而人数这么少又是什么原因呢？送葬队的步伐太过匆忙了，这说明他们为死者送葬是力求简化的，不在乎什么宗教仪式。
我那百无聊赖的好奇心一下子投入到各种最复杂的假设中。就在灵车从我面前经过时，一个古怪的念头冒了出来：何不跟在这八位先生后面一起走？这样至少可以打发一个小时。于是我做出一副哭哭啼啼的样子，走上去跟在其他人后头。
最后面的两人转过头来，带着诧异的神情，压低嗓音讨论了两句。他们肯定在互相打听我是不是这城里的人。接着，他们又向前面两位打听，那两人也转过头来打量我。这种刨根问底的打量让我感觉不自在，为了打消他们的念头，我走近身前的两位先生，向他们行礼，然后说：“先生们，恳请原谅我打断你们的谈话。我只是看到这是场不合教规的葬礼，就跟进来瞧瞧，尽管我并不认识这位由你们护送的去世的先生。”一位先生解释说：“死者是一位太太。”我更为好奇：“但这的确是一场世俗葬礼，不是吗？”
另一位先生显然想向我说明实情，便接话道：“也是，也不是。仅仅因为教士们拒绝让我们把她葬在教堂的墓地里。”这回，我奇怪地“啊”了一声，完全搞不懂他在说什么。
我身边那位热情的先生小声告诉我：“哦！这可说来话长了。这位年轻的太太是自杀的，因此不能以宗教仪式下葬。您看最前面的那位，正在痛哭的，就是她丈夫。”
听完，我犹犹豫豫地说：“先生，您的话让我感到吃惊，也让我很感兴趣。如果想请您说一说这个故事，不知这是否妥当？如果您很介意的话，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吧。”
那位先生随和地挽起我的胳膊说：“不介意，我一点儿也不介意。呃，我们走得稍微靠后一些。我要对您讲的，是个凄惨的故事。您瞧见山上的那些树没有，那里就是墓地，在到达之前，我们还来得及把这故事讲完，因为坡路还挺陡的。”
他讲了起来：
您得知道，这个年轻女人，保罗·阿莫的夫人，曾是本地富商丰塔内尔先生的女儿。她还是个十一岁的小女孩时，就遭遇了一场可怕的意外：一个男仆玷污了她。在这无耻的兽行暴露时，她被那个可恶的混蛋摧残得差点死掉。后来，在一场骇人听闻的诉讼中，人们才发现，可怜的女孩受尽了折磨，三个月来，她一直是那个下流坯无耻行径的牺牲品。那个家伙最终被判处终生服苦役。
而小姑娘带着耻辱的烙印长大了，孤僻，没有伙伴，几乎没有被大人亲吻过，他们或许是害怕触碰她的额头会弄脏嘴唇吧。
对这个城市里的人来说，她是畸形儿，是怪物。人们总在小声议论：“您知道的吧，那个小丰塔内尔……”每当她从街上经过，所有人都会转头去看她。家里甚至找不到一个能领她散步的保姆，别人家的保姆也离她远远的，好像这个孩子身上携带着传染病，所有靠近她的人都会被传染一样。
每天下午，小朋友们在林荫道上玩得正起劲儿的时候，这个小可怜只能孤零零地挨着她的女佣站着，神情忧郁地干看，这真是让人心生同情。有时，她实在忍不住想要加入这些孩子，便怯生生、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偷偷混进孩子们当中，仿佛在怀疑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然而这时，那些母亲、保姆，以及什么姑姑阿姨们全从长凳上冲上来，抓住由她们照看的小姑娘的手，心急火燎地给拽走了。于是，林荫道上又只剩下小丰塔内尔一个人，不知所措，不明白为什么总是这样。她哭了起来，掩面而泣，难过得心要碎了。她跑向自己的保姆，把脸埋在她的围裙里，呜呜地抽泣。
长大以后，情况变得更糟。年轻姑娘们像躲鼠疫似的离她远远的。您不妨想想，这个年轻姑娘虽在待嫁之年，却不再需要学什么男女之事了，也根本没有权利佩戴那橙色花冠。女儿们只有在新婚之夜，才会从母亲那里朦朦胧胧得知的那个羞人的秘密，而她，几乎在不识字的年纪就已经知道了。
她每次上街，家庭女教师不离左右，似乎是要时刻看着她，唯恐她又遭遇什么可怕的事。她走在路上时，总感觉那种隐秘的羞耻感就压在她身上，压得她不敢抬起眼睛。别的姑娘并不像大人们认为的那样单纯，她们阴险地窥视她，头碰头地说她坏话，暗地里冷笑，若是偶尔被她回一眼，便又会一齐装着没事儿似的马上转过头去。
大家几乎从不与她打招呼，只偶尔有一些男人会向她脱帽致意，母亲们都假装看不见她。几个小痞子管她叫“巴蒂斯特太太”，这是那个侮辱了她，毁掉她一生的男仆的姓。
没有人了解她内心深处默默忍受的痛苦，因为她从来不说不笑。就算是父母，在她面前也很不自在，仿佛是为了某个无可挽回的错误而无休止地耿耿于怀。
正儿八经的人是不情愿与刚被放出来的苦刑犯握握手的，哪怕这苦刑犯是自己亲生儿子，不是吗？丰塔内尔夫妇对待女儿的态度，就如同对待刚刚被放出来的罪犯儿子。
然而，她却是个美人，脸蛋白净，身材苗条，在外面亭亭玉立。我都会很喜欢她的，先生—假如没那档子事的话。
不过，十八个月以前，我们这里新上任了一位省长，他带来了自己的私人秘书，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小伙子，听说以前在拉丁区待过。
他对丰塔内尔小姐一见钟情。有人告诉他所发生的一切，他听了却回答：“好，这恰好是对未来安稳的一种保障。我宁愿此事发生在从前，而不是以后。若拥有这样的妻子，我倒是能睡得踏实些呢。”
他动真格儿地追求她，向她求婚，最终娶她为妻。之后，他大着胆子，带上新娘去邻居家拜访。有几个人回访了他们，也有人回避。后来，人们也就逐渐淡忘了那事，而她也在人群中有了一席之地。
必须得说，她像仰慕神明一样仰慕着自己的丈夫。想想吧，是丈夫给了她名誉，是丈夫让她重新被大家接受，是丈夫冲破舆论，蔑视所有侮辱，征服了这一切，总之，是丈夫做出了少有男子能做到的勇敢行为。因此，她对他的爱是既矢志不渝，而又敏感不安的。
后来，她怀孕了。这消息传开以后，即便那些最顾念旧恶的人士也向她敞开大门，仿佛怀孕这件事一下子把她过去的污点洗刷清白。这看似荒唐可笑，但事实就是如此……
情况变得越来越好，直到我们这儿举办主保瞻礼的那天。省长被幕僚和官员们簇拥着主持合唱比赛，演说完毕之后，私人秘书保罗·阿莫开始给每一位获奖者颁奖。
您知道的，对于这类事情，免不了妒忌和竞争，有些人难免会失了分寸。
全区的夫人们都在看台上。
轮到莫尔米戎镇合唱团的领唱上台领奖了，这支合唱团只拿到了二等奖。其实，本来也无法做到所有人都拿一等奖，不是吗？
当秘书先生把奖牌颁授给这人时，他接过奖牌就扔到了秘书脸上，并且叫嚣：
“把这臭奖牌颁给巴蒂斯特吧！你还欠他一个一等奖奖牌！就像你欠我的一样！”
当时在场的有一大堆市民，许多人只管哈哈大笑。市民们是不懂慈悲心的，也不管什么分寸不分寸，所有人的目光立即对准了这位可怜的夫人。
唉—先生，您见没见过女人发疯？没有？那好吧，我们可都瞧见了这一幕！她站起来，倒在座位上，又站起来，又倒在座位上，再次站起来，依然倒在座位上。她是想赶快逃走，而后却又明白自己无法穿越周围的人群。
人群中不知某处又有一个声音叫喊：
“嗨—巴蒂斯特太太！”随后响起一阵哄闹声，有开心的，也有恼怒的。
这一群人的情绪被鼓动起来，喧声四起，人们摇晃着脑袋，一遍又一遍高喊着这个称呼，踮起脚尖争看那可怜女人的反应。有的丈夫甚至用胳膊把妻子托举起来，好让她们能瞧个痛快；还有人到处打听：“哪一个哪一个？穿蓝衣服的那个吗？”小孩子们学公鸡打鸣，哄笑声此起彼伏。
她已经失神若离，坐在她那张贵宾靠背椅上僵直不动，仿佛就是摆在那里供市民们观赏的。她没法逃离，没法动弹，甚至没法捂住自己的脸。她的眼皮上下不停地颤抖，仿佛有一道强光已经刺痛了她的眼睛；她喘着粗气，样子就像一匹正在爬坡的马。
她的样子让人心碎。
阿莫先生掐住了那个无礼之人的脖子，在这片可怕的混乱中和他打到地上，滚来滚去。
颁奖仪式中断了。
一小时后，阿莫夫妇踏上回家之路，年轻女人自从遭受侮辱后就没说过一个字，浑身上下一直在打哆嗦，好像每根神经都在随着一个发条跳动。她突然就跨过桥上的栏杆，没等她丈夫来挽救，便一头扎进了河里。
桥拱下的水很深。人们花了两个小时才把她捞上来。当然，她也已经死了。
到这儿，讲故事的人也说不出话了。过了一会儿，他补充道：“就她的处境来看，或许这是最好的做法。有些东西是抹不掉的。
“现在您知道为什么教士拒绝让她的灵柩进教堂了。哦！如果这是个宗教葬礼，那么全城的人都得来参加。但是您懂的，自杀是另一回事，因此好多人家就都回避了。而且，在我们这儿，参加一场没有神甫的葬礼是很为难的。”
我们这时已经进入了公墓大门。我心里纠结着复杂的情感，等棺材被放进墓穴后，我走到那位还在悲痛哭泣的可怜男人面前，用力地握住了他的手。
他哭得悲伤欲绝，抬起头略带意外地看了我一眼，缓缓地说：“谢谢您，先生。”
对于参加这次送葬，我不感到丝毫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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