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问题
近年来，为推进祖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党和政府一再强调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特别是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我们是衷心拥护这一决策的，只有社会稳定才能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才能顺利进行。这里，我想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如何实现社会稳定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和大家共同研究。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稳定？在君主专政时代，在欧洲中世纪，当暂时没有内患和重大农民起义的时候，社会秩序比较安静。但是在这种社会里，生产工具和技术没有什么发展，生产力没有本质上的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生活单调、贫困，地主、农民之间虽然可以暂时相安无事，但绝不会真正的团结。这种情形只是一种社会停滞，谈不上稳定，至少不是我们所说的社会稳定。在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统治时期，德、意、日政府追求的社会稳定，是一种由少数人窃取国家机器，镇压、欺骗、剥削广大人民群众以遂其疯狂的强盗私欲的恶性社会，是人民群众在高压管制下敢怒而不敢言的紧张状态，是大规模反抗运动暴发前的表面平静。在这种社会里，生产力虽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人民群众却生活在惊恐和仇恨之中。这种表面的、恶性的暂时平静更和我们所需要的社会稳定毫不相干。在当代西欧、北美的一些国家里，生产力发展较快，人民生活水平一般较高，不易发生革命或政变，这样看来，它们的社会是相对稳定的（当然它们的犯罪率较高，也不断发生罢工）。但是这些国家存在着严重的“人剥削人”现象，贫富悬殊，失业率高，时常发生经济危机。这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社会稳定。
我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稳定呢？近几年来我国一些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提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的良性运行或社会良性运行的条件。我看，我们所需要的社会稳定，就是一种社会的良性运行，或者说是良性运行基础上的社会稳定。而且，只有真正社会主义社会才可以实现，因为真正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允许人剥削人，大家“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党政干部没有特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际关系是一种同志关系，只有职务的不同，没有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是公平的，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才是一种社会的良性运行。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没有达到这种境界。
为什么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并非完全良性运行，因而也不是完全稳定的呢？这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过错，而是旧社会留下的一些非社会主义的因素作怪，或者是社会主义还不完善所造成的。要创造良性运行的社会条件，就必须消除旧社会留下来的非社会主义因素，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要稳定社会，首先“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80年代要抓的大事中，核心是搞好经济建设。的确，要社会稳定，首先要使广大工农群众安居乐业，不仅有工作做，而且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否则，当然会引起社会不安。这个问题，邓小平讲了很多，经济学界也讲了很多，我不多谈，只想从社会学角度谈几个有关社会稳定的问题。
第一，要社会稳定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提几点看法：
首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即坚持马克思主义，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统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随着形势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在论述《资本论》时指出：“贯串于全书的历史的见解，使作者不把经济规律看做永恒的真理，而仅仅看做某种暂时的社会状态的存在条件的表述。”所以，他不同意有什么“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他在批判杜林时说，谁要是想“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1872年，他在给《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写的序言中说，由于25年来发生的一些变化，“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1891年，他在《雇佣劳动与资本》单行本的导言中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1859年）以前发表的那些著作中……有些用语和整个语句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所以他认为，《共产党宣言》中“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也就是说：“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即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有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中共一再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就是这个道理。
不仅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要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也要“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有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虽然社会主义显示了优越性，但是由于结合我国社会具体情况“发挥”不够，社会主义潜力并未完全发挥出来。最近10年来，由于我们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九七九—一九八八年，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九点六，超过一九五三—一九七八年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六点一的速度，大大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二—百分之四的速度。一九八八年和一九七八年相比，进出口总额增长四倍。这十年间，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农民人均收入平均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八，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平均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五。十年来，城乡共新建住宅约八十亿平方米。在吃、穿、用、住全面改善的基础上，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一九七八年末的二百一十一亿元，增加到一九八八年末的三千八百零二亿元。”由于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这1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产水平提高的速度非常显著。反之，罗马尼亚前社会主义政体的瓦解，不能说和他们的原领导人顽固拒绝根据时代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关系。
其次，正确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它又不是万能的。要想让群众相信我们的宣传，我们必须真正为群众谋福利，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使宣传合乎事实。
另外，还要防止思想政治工作的片面性和庸俗化。
第二，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社会良性运行的根本保证。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公有制不一定能得到绝对保证。一些官僚分子会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变成他们的私有制。要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关键就是防止这种官僚分子窃取权力。近年来常常听到一些干部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倒买倒卖，任人唯亲，用公款盖私房等，就是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私有制的实例。1990年2月9日《人民日报》第三版载：自1987年我国建立监察部以来，到1989年年底，共受理举报案216178件，立案查处57941件。显然，这只是这类案件中的一部分。以权谋私的“官僚政治”已经成为改革的主要障碍。在反对一些人鼓吹私有制的时候，下决心治理以权谋私的“官僚政治”，是社会稳定的关键。
第三，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也是保证社会主义社会良性运行，促进社会稳定的经济基础。这要从以下几方面做工作。一是不吃大锅饭。吃大锅饭既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造成经济匮乏，降低工作效率，又引起不公平感，导致人们思想上的不满。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问题改了不少，但是积习难改，不少人在这些方面反对吃大锅饭，在那些方面又赞同吃大锅饭。二是杜绝不正之风。所谓不正之风，是指靠人事关系捞到好处。凭劳动获得报酬，贡献大的和创造财富多的人，可以获得高报酬，例如著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这样做有助于社会良性运行。靠人事关系捞到好处的人，没有对社会作出任何贡献，反而败坏了社会风气，引起群众不满，例如毕业分配中的不正之风，大有损于社会良性运行。三是杜绝各种经济犯罪活动。经济犯罪活动也是一种不正之风，但它比破坏按劳分配的行为等不正之风更为严重。这些人破坏国家法纪，损害党和政府威信，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对社会稳定影响尤大。四是不搞过分照顾。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人得到一定照顾是应该的，但是不能过分，特别是不能泽及子孙，否则就会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感，妨碍社会稳定。党和政府已经抓了不少整治这些问题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对于稳定社会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
第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当一个社会形态过渡到一个较高的社会形态时，民主程度也应提高。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比封建社会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比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是全体人民的民主。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完全如此。比如斯大林时代，人们就认为很不民主。就是在我国，党和政府也认为有加强民主的必要。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加强民主：“无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邓小平在1985年4月15日对坦桑尼亚客人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1986年9月3日，他又对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说：“我们需要发扬民主，调动基层单位和人民的积极性。”1979年3月30日他还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我认为有必要分清“民主”和“民本”两个概念。“民本”思想在我国早就有了。儒家经典中说“民惟邦本，民固邦兴”（《尚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这些都是“民本思想”，意思是说统治者应该认识到，如果要想统治长久，就不能对老百姓压迫过度。统治者不能自己“庖有肥肉，廊有肥马”，而使“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统治者要“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因为“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这种思想，在古代当然是很不错的，但是它只强调统治者“施仁政”、“推恩”，统治者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如果统治者不“施仁政”，不“推恩”，老百姓只好受残酷的剥削压迫。实际上，在君主专政的社会里，统治者“施仁政”的时候少，“苛政猛于虎”的时候多，因此，农民起义层出不穷，社会动荡时多稳定时少。
“民主”与“民本”不同，民主是由人民当家做主，而不是靠统治者“施仁政”和“推恩”。君主专政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是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服务的，不可能由人民做主，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应该而且可能由人民真正当家做主。邓小平说：“实际上群众参与的事情，即使遇到困难，即使有的搞错了，他们也能忍受，很少埋怨；相反，实行命令主义，搞对了群众也不满意。”但是许多地方并没有实行真正的人民做主，例如有的干部犯了重大错误，甚至违法乱纪，如果交给人民群众处理，不仅将被撤职，而且会被绳之以法，由于一些人官官相卫，反而被调任更高的职务。这就是“民本”传统影响所致。这当然会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批判“民本”思想，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是非常必要的。当然，我们不是只要民主而不要集中，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这里不再展开谈了。
第五，认识和掌握社会稳定的辩证法。真正的社会稳定，应该是一种动态的稳定，而不是一种静态的稳定；是辨证的稳定，而不是形而上学的稳定。这就是经常有点小不稳定的稳定。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所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如果不让其充分显现出来并加以正当的解决，就会逐渐积累，并可能酝酿成敌我矛盾，突然爆发，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如果允许一些小不稳定存在，虽然会产生一些麻烦，但是从总体来说，社会还是稳定的。犹如经常患点小病的人一样，锻炼出抵抗疾病的能力，反而不致患大病。毛泽东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他还说：“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同志在西安干部会上所作报告中说：“毛主席说，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比单干好。”又说：“大民主是可以避免的，这就要有小民主。如果没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来大民主。”（《共产党要接受监督》）这都充分讲明了社会稳定的辩证关系。资产阶级中有人也懂得这种辩证法，例如大家都知道日本松下公司设置“出气室”，让工人发牢骚、泄怒气，以缓解矛盾。当然，我们说的小不稳定和小民主，都是指人民内部矛盾，对敌我矛盾，则必须实行专政手段。不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往往和敌我矛盾混淆在一起，必须认真区分，分别对待，否则也会造成人民群众的不满，影响社会稳定。
第六，正确对待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这是自有社会主义国家以来它们就已实行的政策。我们绝不能对此放松警惕。在警惕和反对西方和平演变政策时，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要因此影响社会主义的开放政策，不要因此妨碍我们学习和吸收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东西；二是不要把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当成社会主义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基本原理：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一个身体健康、抵抗力强的人，病菌不容易侵害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若公有制健全，真正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政通人和、社会平等，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政策也是不容易起作用的。所以说，社会不稳定主要是内因造成的。要警惕和平演变政策，更重要的是从内部找原因并加以解决。更进一步地说，我们要有社会主义的志气，消除非社会主义因素，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们经济增长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超过资本主义，影响它们，把它们演变为社会主义。
（载《人与社会》1990年1、2月合刊）
注：《中共中央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五十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3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9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32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3页。
《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6/65447/4526370.html,2016-02-12。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3～614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6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页。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页。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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