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害相权应何取？》刘绪贻杂文

两害相权应何取？

两害相权应何取？一般说来，无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们都会认为，应当“两害相权取其轻”。但天下事也有不可逆料者。有的时候，人们在治国这样重大的问题上，竟然不知不觉地“两害相权取其重”。这到底是事实，还是我的错觉？我想提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

从五四运动起，中国思想文化界占主导地位的，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现代新儒学三派。大体上说，新中国成立前，自由主义（名义上）与现代新儒学（实质上）具有官方性质，马克思主义则只在民间流行；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立国的指导思想，自由主义和现代新儒学则被视为有害，受到批判。按照“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现代新儒学受到的批判，应该是比自由主义更为严峻的，因为前者是君主专制社会（我国学术界习称为封建社会）亦即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思想，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思想；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比君主专制社会形态较先进的社会形态。但是，实际情况如何呢？实际情况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主导思想的自由主义或资产阶级思想受到过早过分的批判，而对作为君主专制社会主导思想的儒学则批判很不足。请看事实：

新中国成立后不到两年，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便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认为这部电影及大量歌颂这部电影的论著的出现，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并发动了一场批判活动。同年9月至1952年秋，党发动了一场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虽然强调的是批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但在运动中却把西方某些生物学家的学说当作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影响很坏。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中提出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下一个月的16—18日，他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上狠狠地批判了梁漱溟的资产阶级路线。1954年，他借如何对待《红楼梦》研究的问题，发起了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如胡绳所说，其目的“是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1955年上半年开展了一场反胡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并迅速转变为政治斗争，造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文化界一大冤案。1955年下半年，又批判了邓子恢等人资产阶级右倾保守思想。

1956年秋冬，国际上出现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国内出现的少数工人罢工、少数学生罢课请愿、农民闹退社和知识分子对党政工作的批评，本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极“左”思潮泛滥的结果。但是，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1957年五六月间发动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运动，将55万一般说来比较有文化、有能力、有正义感的人推入敌对阵营。同年9—10月，他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个人专断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还促使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承认：这种矛盾在建成社会主义以前的整个过渡时期是始终存在的。自此以后，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他的领导下，虽然在工作中遭遇重大挫折时有所收敛和自我约束，但总的说来，是进行一浪高一浪地反对资产阶级右倾保守思想、“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斗争。1958年的批判反冒进，1959年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对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批判，1963—1964年的“四清”、“五反”运动，对邓子恢、王稼祥、李维汉的修正主义的批判，和对文艺、学术、教育领域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以及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都是这种斗争的显著事例。

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动。这个运动从字面看来是批封建主义思想、批儒学的，但不独为时不到一年，而且被江青集团利用，把批判的矛头主要对准所谓“当代大儒”、对该集团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多少有所制约的周恩来总理，所以并未起到真正批封建主义思想、批孔的作用。

综上所述，足见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党和政府对于其认为有害的资产阶级思想或自由主义的批判是很充分的，甚至是过分的，但对更有害的封建主义思想、儒学的批判是很不足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不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是两害相权取其重。对于这种不正常的、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思想建设工作，人们并非完全没有觉察，也不进行抵制，大量右倾机会分子不断出现并受到批判、打击，就是证明。但是只有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邓小平才把这个问题公开地提出来讨论。我们现在看看他是怎样说的吧。

“文革”期间，邓小平经过“三落三起”，清醒地认识到1978年以前20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号召大家要打破“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所造成的“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解放思想；而且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还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这个讲话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反对封建主义的字眼，但其主旨实质上是反对封建主义的。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他深深感到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对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严重阻碍作用，并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明确指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存在着的主要弊端有“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他还进一步指出：“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中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由于清晰地看到、感受到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惊人泛滥，他紧接着提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但是，邓小平虽然明确而郑重地提出了“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却在拨乱反正、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打好思想基础而批判极“左”思潮时，为防范和制止“右”的思潮的兴起和散布，仍然只是批判自由主义或资产阶级思想，而没有批判封建主义思想。早在1979年3月，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着重尖锐地揭露了某些人以所谓‘社会改革’的名义鼓吹资本主义的实质，明确指出：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1981年7月17日，他在对中央宣传部门领导同志《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指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状态。”紧接着，为贯彻他的谈话精神，党中央在8月3日召开了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批评了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现象。1983年10月12日，他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这次座谈会“没有完全解决问题。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仍然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没有克服，有的发展得更严重了”；思想战线决不能搞精神污染，它危害很大，足以祸国殃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1984年、1985年，他继续利用各种机会，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性。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虽然强调“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但由于会议上有的人主张不提“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于是明确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同年底，邓小平又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接着少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共产党员被开除了党籍。1987年3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又说：“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此后，1989年的政治风波，则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严厉的批判。

江泽民上任以后，像邓小平一样，也只批判自由主义或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批判封建主义思想或儒学，由于以上原因，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科学技术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仍普遍存在。人们只要留心，就会从日常生活中，从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等实际运作中，从报刊和各级政府的有关文件里，看到、听到、体会到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的各种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表现，还十分流行，有时在有些地方还很猖獗。不仅如此，1949年后在中国港、台地区和海外逐渐兴起的、作为封建主义理论基础的现代新儒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日益渗入中国内地，俘获信徒，兴风作浪。到90年代，如方克立教授所说：中国又出现一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从批判文化激进主义进而批判政治激进主义，否定近代以来的历次中国人民革命；与此同时，有些人以弘扬民族文化的名义，打出了“复兴儒学”和“大陆新儒家”的旗帜，宣称“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他们不仅完全认同港、台新儒学，还主张港、台新儒学反哺大陆，在大陆全面复兴儒学。直至21世纪初，大陆新儒家的这种兴风作浪仍在继续发展。

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开明人士不免忧心忡忡。1986年7月，资深革命家和学者李锐写道：“当前学术界在文化问题上有以下一些主要观点：鉴于中国目前改革、开放遇到的一些阻碍，应当特别重视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重视长期封建主义禁锢所造成的心理、思想、习惯上的惰性。……应当在研究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如何实现文化、智力的现代化，进而完成改造传统文化的任务，把五四时代的科学与民主问题，在更高的水平、更好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好。”1988年6月5—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邀请了国内政治学、历史学、法学、民族学、档案学界40余人举行了一次“传统政治制度与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指出：所谓传统政治制度，主要指封建政治制度。两千年间，中国政治体制总的说来没有根本的变动，……传统政治制度的积淀，使我们背上了沉重的专制主义、家长制、官僚政治、人治原则等历史包袱，是我们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有的同志说：冗官冗吏、官僚主义，以及官场上贪污腐化、敲诈勒索等，古今不仅‘貌合’，而且‘神似’。我们必须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才能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兴利除弊。”1989年李锐问道：“为什么革命胜利以后，又这样不科学、不民主了呢？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觉得原因之一是，封建主义一直纠缠着我们，终于导致‘文革’十年复辟了封建专制主义。反封建主义仍然是我们没有完成的一个历史任务。比如家长制、一言堂、任人唯亲、以权谋私等封建东西，难道绝迹了吗？官倒、官本位、权大于法，也并非资本主义现象。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的特殊国情，首先就特殊在封建主义的传统。……在中国，封建主义就是打不倒，封建主义的种种表现形式，并没有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相反，封建惯性根深蒂固。……甚至有人一听民主和自由，就神经紧张起来。”1997年7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刊发了王干才的文章指出，反对封建主义任重而道远：一方面，我们在与资本主义作斗争时，自觉不自觉地借用封建主义的武器，“文革”时期是典型的例证；另一方面，当与封建主义作斗争时，又往往拒绝资本主义较封建主义优越的事物，而且将许多不属于某一社会形态而属于全人类社会发展中固有的优秀遗产看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拒绝。正是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原因，致使封建主义至今还根深蒂固、顽强而广泛地表现自己。该文还指出，封建主义还宣扬大多数人对于个人的依附和顺从，它已积淀为民族心理的深层成分，融化在人们的血液中，成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观察、思考、解决问题的既定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这是和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独立、自主、公正、平等、竞争、进取等价值观念背道而驰的，是极有害于改革开放事业的。1999年6月24日，著名学者任继愈在《人民日报》撰文说：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这些年来，一些人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幌子下，塑神像，看风水，招亡魂，滥修小庙，向神灵求雨、求药，种种消沉多年的封建迷信活动又猖獗起来，而在这些封建迷信活动中，最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在研究《周易》的名义下，进行占卜、算命，并且把这些腐朽的算命术叫做预测科学。2000年《半月谈》第8期刊发了记者采访老革命学者任仲夷的文章。任说：改革开放初期，我曾不止一次讲过，解放思想要过三关，即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关，“文革”前的“左”的思想影响关，和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封建思想影响关；现在看来，前两关还比较容易过，唯有从封建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的问题，还须下很大力气去解决，因为对受封建专制统治长达数千年的中国人来说，要彻底消除封建思想影响，的确阻力不小，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做到的。同年，中央党校杨春贵副校长在《半月谈》第17期撰文指出：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封建思想源远流长，其影响不可低估；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最初的20年，我们在思想战线上重视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批判，而严重忽视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有时还不自觉地用封建思想去批判资本主义，甚至用封建主义去批判马克思主义，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文章还指出，在我国当前社会生活中，在一些部门和单位，特别是在基层，封建残余思想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例如：个人专权擅权、滥施淫威的“霸王”现象；等级森严、论资排辈“官本位”现象；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吏治腐败现象；“一人做官、鸡犬升天”的血缘宗法现象；拉帮结派，培植亲信的宗派现象；装神弄鬼、算命测字、神秘气功的迷信现象等，随处可见。这些现象说明，在当代中国，反对封建残余思想的斗争，仍然是一项十分严峻的历史任务。

对于在内地复兴儒学的问题，开明而忧国的人士也是十分关注的。毕生深研儒学、读遍儒书的蔡尚思老教授在上海《文汇报》上著文批评后，1990年12月26日，资深革命学者李一氓就在同一报纸给蔡老写信说：“我们都是经过五四运动以后的人，一般来说，也是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诲的人，看见孔子哲学仍然具有官方哲学的味道，横行天下，真使人瞠目以对”；“你反驳了他们，孔子学说的封建性质不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很有道理的。但事情更奇怪的是：现在泛滥的孔子学说——一个非常封建的学说，不仅企图证明它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更进一步，企图证明它会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我们决不相信这种说法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1991年，司马孺读此信后著文说：“生活在2400多年前的孔子，以及他的思想学说的产生和形成，都是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产物，并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服务的。从先秦以迄明、清，孔子的学说虽然屡经变化，但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基本社会功能没有变。时至近代……已经不可避免地随着封建社会的腐朽衰亡而趋向没落；它日益丧失了时代的活力，以致无力抗衡西方的挑战和冲击。倘如孔子真的是‘道冠古今’的‘至圣先师’，他的学说果真是万古常新的真理，那么许多本来自幼曾受孔学熏陶的维新志士和革命先驱者们，为什么还要千辛万苦向西方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呢？为什么在五四时期，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纷至沓来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要把进攻的锋芒指向孔子及其学说呢？”这些很有说服力的评论并未引起官方的重视。1994年罗卜著文说：一些人从先秦的神秘主义中寻找理解当代文明的钥匙，一些人宣扬当今中国还需要孔子、董仲舒，需要重构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儒学新体系，乃是一种迂腐的文化改造观。我觉得这种评论是完全正确的，可有人钻官方不批评新儒学的空子，批评此文有些过激，不适当地将学术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这就更增长了新儒家的气焰。到20—21世纪之交，不独给现代新儒学在大陆的进一步发展以可乘之机，使得在台湾始终“无法堂堂皇皇宣讲‘正理’于台大、师大、‘中研院’等地”的现代新儒家，却能在大陆的头等大学堂堂皇皇地宣讲新儒学，有些人还能像封建王朝和民国时期某些军阀一样提倡起比现代新儒学更具封建性的经书来。据1998年12月26日《武汉晚报》头版报道：24日下午，武昌某幼儿园举办了一场名为“传承诵经，弘扬国魂”的成果展示会，数百名3～6岁的孩子竟能齐声将《大学》背诵20分钟之久，一字不漏。记者在报道这件事时，只是不赞成让幼儿采用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对少儿不宜读经问题则未置一词。2002年2月27日，《中华读书报》第2版《校园读经众说纷纭》中报道：近年来，教育界似乎刮起了“复古”之风，在国内一些学校，四书五经又重新走上了课堂，要求学生熟读硬背；目前在北京已有25所学校开展读经活动，广州市五一小学从1998年起即试行读经，全国已有100万孩子加入了读经的行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的《论语》图文本轻松地挤进了2001年社会科学类畅销书的排行榜，销售量近5000册；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一楼大厅书柜上摆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每种都有几个版本。

除读经活动外，据2001年9月19日《中华读书报》第8版报道，北京大学有个张祥龙教授，置梁漱溟乡建运动的教训于不顾，倡议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试图完整地保存儒家文化，使其“可以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形态，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它的一份积极作用”。目前我尚无缘阅读到张教授对他倡议的详细论证，不知道他“试图完整地保存儒家文化”的社区是否设立皇帝、是否实行“三纲六纪”，也不知道他是如何证明“儒家文化保护区”可以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我只知道，从1840年起，160余年痛定思痛的历史告诉我们：儒家文化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它是妨碍现代化的重大阻力，它使中国在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中，丧失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处境。我只知道，20世纪20年代以来，经三代现代新儒家的积极努力，直到如今也未能从儒学中开出科学与民主来。在这种铁的事实面前，即使把“儒家文化保护区”推广到全中国，难道我们能相信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吗？难道我们能不担心，在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推动的日益加强的全球化进程中，它不会使中国迅速失去竞争力，再次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吗？

综上所论，我们早就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只批判自由主义或资产阶级思想而忽视批判封建主义思想、现代新儒学的做法，确确实实是“两害相权取其重”，已使我国思想文化建设工作面临误入歧途的危险，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不小的损害，急应予以纠正。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2004—2005年来，这种极不利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的事态，不独丝毫未被纠正，反而有所加强。比如，因为不断受到批判和打击，敢于公开讨论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制度是否有可借鉴之处的言论基本绝迹。2004年8月，广州《南风窗》和《同舟共进》两份杂志发表了资深革命学者，曾任辽宁、黑龙江、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纪念邓小平的访问稿以及关山写的《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一文，其中引任老的话说：“邓小平是坚决反对搞‘两个凡是’的”，不能因为邓小平说过反对“三权分立”，就要搞“三权合一。”其结果是两份杂志都遭到整肃，《南风窗》副主编张良失去决策权，《同舟共进》主编萧蔚彬被撤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宣传封建主义思想的大陆新儒家的猖狂活动却受到极端宽容。据方克立教授研究，2004年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是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原道》杂志主编新儒家陈明，挑战南开大学刘泽华学派（该学派在认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强调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引起了刘门弟子与“原道”派的一场争论。5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华孔子学会组编、新儒家蒋庆选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引发数月关于读经问题的争论。7月，蒋庆出面邀请陈明、盛洪（原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康晓光（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等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题，会讲于贵阳市阳明精舍，又称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他们将这次集体亮相看作大陆新儒家登上历史舞台（“浮出水面”）的标志。9月，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等70余位文化名人签署并发表《甲申文化宣言》，人们有理有据地讥其为1935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操纵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翻版。11月24日，康晓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题为“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的保守主义思考”的演讲，除继续宣传“立儒教为国教”的论点外，还明确提出了“用儒学取代马列主义”、“儒化共产党”的主张。12月，《原道》辑刊举办创刊10周年纪念座谈会，并将其舆论阵地扩大到“原道”文丛、“原道”译丛和“儒学联合论坛”网站。

2004年大陆新儒家的这些企图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不独受到宽容，官方还在同年9月28日首次在曲阜举行祭孔活动。这样到2005年，这种弘扬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复古倒退之风就仍然劲吹不已。徐友渔研究员当年11月11日在南昌大学作的题为“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国学热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演讲中，指出了以下一些事件，第一件是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5月29日正式宣布成立国学院，该校纪宝成校长多次就此发表文章和谈话，说“五四前后激烈而亢进的反传统文化大潮的后遗症依然是十分严重的，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颠覆性的破坏效果，造成的文化精神裂痕与创伤深刻久远，长时间无法得到弥合”；“国家的现代化或民族的伟大复兴靠的是重振国学，不能用西方学术规范取代中国固有的学向。”该校博士生王达三猛攻批评、质疑这些意见的袁伟时、薛涌是“可悲可怜”和“情商智商低下”；“前者唯西洋马首是瞻，跪拜投降，成为一个黄皮肤白内心的‘香蕉人’；后者不知所言，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成为一无种无姓无国家无民族的‘太空人’。薛、袁二氏，没心没脑，误国误民，乃国之大奸，国人鸣鼓而攻之，斯其可也。”第二件事是从2005年9月初开展的一场关于科举制和废除科举制利弊的争论。从徐氏所引各种论点看，对科举制予以肯定的不少，但没有一种揭露科举制的关键问题、它的重大弊端：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是利用它来迫使社会精英专读儒经、培养他们的忠君思想和奴性以维护和加强其反动统治的。第三件事是关于祭孔的争论。从实际情况上看，争论的影响甚微，而祭孔活动的影响很大。徐氏是这样叙述的：“2005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56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全球首次联合祭孔活动在世界各地孔庙同时展开。山东曲阜、上海、浙江衢州、甘肃武威、云南建水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纪念活动。中央电视台与海内外多家电视台合作，联合推出大型直播特别节目‘2005全球联合祭孔’，央视新闻频道做了长达约四个小时的直播。”除以上三件事外，被人们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蒋庆，2005年9月向在武汉大学召开的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提交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这篇文章，后来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儒教学术会议上成为讨论的中心议题。正如方克立教授所指出的：“蒋庆不但要通过‘下行路线’建立儒教社团法人‘中国儒教协会’以获得国家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特权，而且还要通过‘上行路线’恢复儒教之‘王官学’即作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下一步就是要建立他梦寐以求的‘政教合一’的儒教国家，即由孔府衍圣公世袭议长的‘国体院’、由他这样的‘大儒’终身任职的‘通儒院’以及按民主规则和程序产生的‘庶民院’的所谓三院制。”袁伟时教授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蒋庆的儒教构想，“其实，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中国要回到政教合一的体制，由儒教的‘大儒’、‘贤儒’加上血统高贵的前贤后裔集体君临天下，保留对国家一切大事的否决权和决定权。”由此可见，蒋庆等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儒教的终极目的是非常明白的，他们是要用儒教国家取代我们正在建设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面对这种巨大危害，难道我们还能不深切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这种两害（自由主义或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现代新儒学）相权取其重的严重后果吗？早就应该是按照载入宪法的邓小平理论，努力“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的时候了。治国之道，应该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2006年3月22日于珞珈山）

注：《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0～143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0～143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页。

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7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4页。

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20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

方克立：《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参见《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的相关内容。

李锐：《李锐论说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叶维钧、张昌东：《传统政治制度与当前政治体制改革》，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7月20日。

李锐：《坚决克服封建遗毒和“左”的顽症》，载《光明日报》1989年4月22日。

司马孺：《马克思主义和孔子教义》，载《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3期。

罗卜：《国粹·复古·文化》，载《哲学研究》1994年第6期。

参见台湾龚鹏程教授1988年在香港“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我看新儒家面对的处境与批评》。

参见方克立《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评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论》一文〔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和方克立2005年10月12日、2006年1月22日致作者函及其附件。

徐友渔：《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国学热和文化保守主义》，载《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3期。后文所用资料，俱引自该演讲。

参见方克立教授2006年1月22日致作者函。

徐友渔：《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国学热和文化保守主义》，载《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