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拉之待望
一
一九一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为争路问题，闹了四五个月的四川，终竟独立了。
在那天清早，成都的南校场前，高等学堂东邻的分设中学里面，有一群早把头发上的豚尾剪了的好事的学生簇拥向校长室去。承头的几人，手里是拿着剪子的。
校长姓都，绰号叫“喇嘛”——这是他所固有的绰号，并不是取于学生，也不知道缘何而取。他的宦气十足，平常待学生也很严，大家是不大高兴他的。但在反正前后，学生的气势高涨了起来，他的威严也就扫地无存了。
学生们簇拥向他居室去的企图，是想要征服他头上的辫子。
起初是劝诱，但他不肯，由自己的房里走了出来。学生们又簇拥着跟在他的后面。
校长头上戴的是平顶便帽，有一个红色的小珊瑚顶子。假使是平时，他走的是官步：要把背弓着，把两手垂在膝前，或反叉在臂部。悠然游然。其要左右顾时，颈子虽机械式地向两侧转动，而那很帖服的一条发辫，垂在背心，仅仅靠着弹性作用，把那尾尖子上的搭须，略略颤动而已。
但是，革了命了。应着“改玉改步”的古话，校长被剪子威胁着赶出房外来时，是放着小跑的。养尊处优惯了的辫子，似乎也感觉到了自己的命运。不胜其惊惶，离开了校长的背，在空中飞扬起来。那样，便被逼在后面的一位学生，一把抓着。
本来是带着赤铜色的校长脸，胀得来就像一副猪肝。
——你们，你们，咎个这，这，这，这样……。校长急凑着说，似乎想说出一声“无理取闹”，但都格塞着了。
——喀钦，喀钦！“今日之事我为政”的学生们哪管得你许多，两剪子便把我们的校长弄成了名实相符的“喇嘛”。
校长把剪下来的辫子要回了自己的手里，就像拿着一串念珠的一样，呈着个快要流泪的慈悲的面孔，走进了自己的方丈。
学生们正在高兴着凯歌的时候，由校外又走来一位通学生，穿的是有孝的素服。人不甚高，一脸的Acne Vulgaris（俗称“烧疮”）和一双敏活的眼睛是他的特色。
——精公，精公！他一走进来，学生中便有人叫着他：辫子剪了吗？
——唬，你们看！他把那素结子的玄青布京帽揭下来，露出了一个“拿破仑头”。
——哑！精公毕竟“精致”！
好些人在这样鹊噪着，但是精公却被少数相好的簇拥着向后院走去了。只听那里面有的人在说：
——喂，我们赶快进寝室去，把你昨天说的小说继续说下去。
二
我真是愉快，最近得以读到《大波》、《暴风雨前》、《死水微澜》这一联的宏大的著作。
我且先从我的日记中把读这些著作时的日期和感触，摘录出来吧。
——五月九日
午后刘弱水来，携来李劫人小说若干册（案即上述三种著作）。
夜读李著《大波》，表现法虽旧式，但颇亲切有味。中用四川土语，尤倍觉亲切。
——五月十日
终日读《大波》。时坐紫薇花树节读之。笔调甚坚实，唯稍嫌旧式。
续读李作《暴风雨前》。
十二日
齿痛，用食颇不如意，竟日读《暴风雨前》毕。李君确有大家风度，文笔自由自在，时代及环境的刻画均逼真。中国文坛竟无人提起，殊属异事。拟作文以论之。
十三日
读《死水微澜》。
十五日
整日读《死水微澜》毕，至可佩服。
以上便是我读那三种著作时的简单而直率的记录了。有日期中断处，是因为在做着别种工作的。
三部书合计起来怕有四十五万字，整整使我陶醉了四五天。像这样连续着破天的工夫来读小说的事情，在我，是二三十年所没有的事了。二三十年前的少年时代，读《红楼梦》、《花月痕》之类的旧小说，读林琴南译的欧美小说，在那时，是有过那样的情形的。然而，那样的情形是二三十年来所没有的事了。单只说这一点，便可以知道李劼人的小说是怎样地把我感动了的。
据刘弱水说，李的创作计划是有意仿效左拉的《鲁弓·马卡尔丛书》。每部都可以独立，但各部都互相联系。他要一贯地写下去，将来不知还要写多少。
是的，据我所读了的这三部著作看来，便分明是有联系的作品。整个的背景是成都附近，时代是四五十年前以来。《大波》仅出上卷（以下出否未明），写的是辛亥年的四川争路的经过。《暴风雨前》写的是其前五六年间的启蒙时代。《死水微澜》是更其前数年间的痼闭时代。如那题目所示，作者是有意用诗样的字面来，把各个时代象征着的。
作者的规模之宏大已经相当地足以惊人，而各个时代的主流及其递禅，地方上的风土气韵，各个阶层的人物之生活样式，心理状态，言语口吻，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亏他研究得那样透辟，描写得那样自然。他那一支令人羡慕的笔，自由自在地，写去写来，写来写去，时而浑厚，时而细腻，时而浩浩荡荡，时而曲曲折折，写人恰如其人，写景恰如其景，不矜持，不炫异，不惜力，不偷巧，以正确的事实为骨干，凭借着各种的典型人物，把过去了的时代，活鲜鲜地形象化了出来。真真是可以令人羡慕的笔！
作者似乎是可以称为一位健全的写实主义者。他把社会的现实紧握着，丝毫也不肯放松，尽管也在描写黑暗面，尽管也在刻画性行为，但他有他一贯的正义感和进化观，他的作品的论理的比重似乎是在其艺术的比重之上。他对于社会的愚昧、因袭、诈伪、马虎，用他那犀利的解剖刀，极尽了分析的能事，然其解剖刀支点是在作者的淑世的热诚。在社会的正义被丑恶的积习所颠倒了的时候，作者的平直的笔往往会流而为愤慨，流而为讥嘲，然而并不便燥性地流而为幻灭。社会是进化着的，人间的积恶随着世代的开明终可以有改善的一天，这似乎是作者所深信着的信条，有了这样的信条，作品的健全性也就可以保障了。我们人类所需要的究竟是富于滋养的稻粱，而不必是富于色彩的花草。
唯一的缺点是笔调的“稍嫌旧式”。但这“稍嫌旧式”之处，或者怕也正是作者的不矜持，不炫异，而且自信过人之处，也说不定。就如兵力不足时便要全靠着出奇以致胜的一样，研究不足或能力薄弱的作家便每每爱弄奇笔，爱在文字的末梢上讲求技巧，以掩盖自己的空虚。而作者却不然，他是有“真力弥漫万象在旁”之概的。新式的末梢技巧，其有也，在他自会是锦上添花；其无也，倒也无伤乎其为四川大绸。古人称颂杜甫的诗为“诗史”，我是想称颂劫人的小说为“小说的近代史”，至少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前些年辰，上海有些朋友在悼叹“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我觉得这问题似乎可以解消了，似乎可以说，伟大的作品，中国已经是有了的。
然而，事情却有点奇怪。中国的文坛上，喊着写实主义，喊着大众文学，喊着大众语运动，喊着伟大的作品已经有好几年，像李劫人这样写实的大众文学家，用着大众语写着相当伟大的作品的作家，却好像很受着一般的冷落。
劫人还有一部小说叫《同情》，我只在《死水微澜》后面看见广告，那儿有这样的几句话：“同情，我在国内把它寻觅多少年，完全白费了功夫，到处遇见的只是冷酷、残忍、麻木、阴险、仇视，何等的失望。”这大约是从作者的序文中摘出来的吧？是多么沉痛的寂寞的喊叫！作者作为文艺家所受的待遇，似乎是被包含在这儿的，而中国文坛的痼弊也似乎是被袒露在这儿的。
三
民国前三年（一九〇九）我在故乡的嘉定府中学遭了斥退，第二年才上成都去插了分设中学的三年级的丙班。劫人也就是那儿的丙班生了。
劫人是成都人，我上省的时候，他似乎是丁父忧，虽在守制期中，但他是很爱修洁的。因此在同学间便博得了一个绰号，叫着“精致”。这“精致”再加以敬称或者爱称，便成为“精公”了。
中学时代的精公已经是嗜好小说的。在当时凡是可以命名为小说而能够到手的东西，无论新旧，无论文白，无论著译，他似乎是没有不读的。他的记忆力很强，新读过的小说能颇详细地重述出来，如是翻译的外国小说，他连一些极估屈的人名都能记忆。反正当时的成都学校是罢了课的，他是读通学的人，但每每在午前也跑到学校里来。来——是为了什么呢？不外是被几个相好的缠着，在寝室里就和说评书一样说他所读的小说而已。
我是插班生，和旧有的同学自然是始终都有些糯粳不相适的情形。和精公呢？也没有怎样的深交。不过在他说小说的时候，我总是在场的。还有，在同学间如要闹什么文字上的玩意儿的时候，或者撞诗钟，或者对神仙对子，或者次韵杜甫秋兴八首，大抵总是在一道。
精公不用说也能作诗词，大约就是因他爱读小说吧，他做国文时也每每爱用些小说笔调，因此也就每每要受我们的一位国文教习“漩翁”先生的斥责。这“漩翁”也是绰号，是起因于先生之讲苏子瞻的《留侯论》。那儿一起的几句话是：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夹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先生坐在讲坛上拖长声音一口气读了下来。接着便说：文章一起便是这样的一个大漩涡儿。他的伸着食指的左手在空中打了一个大漩涡。从斑白的胡子下流出的声音也打了一个漩涡，踞在颈子上的头，嵌在额下的两只眼睛，都各个打了一个大漩涡。于是，“漩翁”之嘉名便因而肇锡了。“漩翁”是崇拜“唐宋八大家”的，于精公之稗官小说体当然不能满意。记得在赵尔丰将要取出高压手段之前，“漩翁”先生出过一道论时事的国文题，对当时的民众运动颇有微词。精公的课卷本子是新置的，文章自然是写在第一页上，全文不足五百字。一起是几句唐诗，便是那“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这已经就算是破格了，文中又论及保路同志会的战死者，竟有“其人虽死血犹香”之句，你想，这在当时怎么能够通得过去呢？文卷发下，在批语上不用说是大受申斥。“漩翁”先生说：“精公用字不通，而且几近胡闹”。这使精公的一片烧疙瘩的脸也会气得来板起了石榴皮。他连那课卷本子也不要了，被好事的我替他保留了下来，替他加了许多项批后赞，在同学中传观。这一来便把同学中好弄文笔的人又挑动了，你来一篇颂辞，我来一首赞诗，甲在模仿《陋室铭》，乙在效拟《获鳞解》，四六体，《满江红》，不久之间便把那一本课卷完全写满了。这本课卷，我在年假回家时，是和着我自己的一些课卷寄放在我的朋友嘉定城的张其济（伯安）家里的，说不定还没有焚毁。假如那能流传得出来，我相信会是足够“幽默”的一种宝贝。
反正后，分设中学是遭了裁撤的，剩下的丙丁两班人，五年级与四年级，一同归并在成都府中学的新甲新乙两班里，四班人成为一班，济济一堂，足有二百人的光景。我们在那儿又住了一年算把旧制的五年中学弄毕了业，我们要算是这种制度的殿军。在快要毕业的时候，精公曾把我和周太玄（此君本属丁班，但同时毕业）邀到他家里去过一次，但印象却很模糊了。
中学毕业后，我不久便出了省，二十五年来没有重人过夔门一步。精公呢？听说后来到过巴黎，听说前两年在成都的四川大学当过教授，现在听说是赋闲在家里。彼此不通闻问者，也算有二十几年。
这，便是我和李劫人的以往的关系。在旧时的少数的同学里面，这关系自然是知道的；但在局外的人，我相信是不会有一个人知道，如不经我提起。
四
精公的小说，我没有那样的时间，来作细细的剖解，读者如有意，还是请自己去读阅吧。读了如一点也不感觉趣味，我愿意受责。如有人狃于党派的见解，要信口雌黄，我也任他去。我只想保持着一种立特牟斯纸的态度，遇着酸性变成红色，遇着碱性变成蓝色，好的说他好，坏的说他坏，如此而已。
我于精公毫无贪图，精公已有大书局替他出书，得到我的批评也不见得会有怎样的好处。不过我总觉得，凡是有能力的作家，我们的社会是应该给予充分的“同情”而使他尽量发挥他的才能的。就如植物之需要温暖的日光一样，作家实在需要“同情”的鼓励，尽管有倔强的人，口头笔上反对“同情”这种字面，其实那是饥渴于“同情”的反语。“到处遇见的只是冷酷，残忍，麻木，阴险，仇视”，能不“失望”的作家究竟能有几位呢？为文化的前途设想，我总希望我们的作家在可能的范围内少见些冰霜。
是的，我这或许也怕不免是出于阿好。因为精公是我的老同学，而他所描写的是我的故乡。且多少又是我自己所经历过的生活，例如青羊宫看花会，草堂寺喂鱼，劝业场吃茶，望江楼饮酒，铁路公司听演说流泪，后院讲堂骂土端公……这些几乎没入了忘却的深渊里的过去的生活，都由他的一支笔替我复活了转来。这，必然是有莫大的效果为局外的人所不能领略的。
别的且不说，就看他在《大波》里所描写的中学堂监督土端公吧。
讲博物课的郝又三把课本丢开讲了一大篇推倒满清的革命的宣传。
“郝又三还要说下去时，忽从窗口上看见那个绰号土端公的监督，一摇一摆的从对过讲堂门口走来。监督也是一个举人，捐了个内阁中书衔，平日讲的是忠君敬上，虐下弄钱的大道理。自言平生最恨的是革命党，维新派，‘若得其人，必手刃之。’
郝又三连忙打开教科书，似乎继续在讲的一般，说道：‘植物也有吃肉的……’
学生们很是茫然。土端公正走到窗外，觉得这话真乃闻所未闻……于是监督便弓腰驼背的站住了。”（二十五页）
这所写的，分明就是分设中学堂的监督都喇嘛了。只是那讲博物的郝又三其实是讲代数几何的刘光汉，作者是发挥了他的创作的自由。郝又三另有其人，但我在这儿不愿意作更详细的索引，还是请让我继续着追踪他所描写的监督。
“土端公的严厉已经有过成例：上学期开学时一个开江县的学生，原本算着日子，可以在开学前半天快到的。因为路上遇了三天雨，直到开学那天的傍晚，才赶到北门外，偏偏关在城外宿了一夜，次晨十点钟的时候才到学堂。论起理来，这逾期本可以原谅的。然而土端公竟自板起面孔，一点不通融，说他违犯了学堂章程，理应斥退。那学生说了多少好话，又请了几个没甚势力的人写信来说情，还是不准，那学生被逼得不能不去投考空军小学堂，而牺牲了两年的成绩。”（二〇〇页）
这也是实际的事实，那个学生的面目我还能仿佛，但名姓可记不得了。再看他所写的在保路同志会成立时，监督失掉了威势的那一段。
“楚子材回到学堂的时候，罢课的条子，凡柱子上壁子上全贴满了。却不见一个学生。
他很是诧异，心想：今天的事体真反常呀！问到一个小工，方知学生们全在梯级式的理化讲堂中开会，说是监督监学教务都在那里。
他刚刚转过后院，隔着一块槐荫满地的空坝，已听见讲堂上有好些声音，同时大喊着在讲什么，其间就有土端公的讨厌声音。可怪的是……几乎一句话里必有一个‘诸君’。
……这倒要望诸君原谅了！……我并不是要干涉诸君，不要诸君发起这会……诸君自然是主人翁，不过……我只要求诸君一件！诸君自然都能自治的！……还是该顾到章程！……
——滚你妈的！这一声最尖了，比机器局的汽哨还尖。同时好多声音：我们全明白你的话！……好了，没有你的事！……我们不会造反的，你放心！……自然，自然，别个学堂不成立同志会，我们自会解散的。……
土端公诚惶诚恐的，带着三个监学，一个教务，从讲堂门走了出来。背脊越发弯了，两手垂到屁股后了，眼睛看着地下，脸上含着微笑，比上年刘提学使到学堂来视察时，他恭迎到大门外的模样，还要卑下些。”（二二二页）
这些也都是事实。那个“槐荫后院”就是分设中学的寝室所处了，绝的是一座西式的理化讲堂，分设中学成立同志会时的确是在那儿开会的，而且在傍晚的时候。不过那后院里所有的树木，我记得是梧桐而不是槐树。
再抄一节。
“一个姓邬的学生就最不守规则。有土端公在场，他一定要做些花样出来，表示他那反抗的精神，以及轻蔑的情意的。叫不要咳嗽，他还要大声地咳几声，叫大家留心听话，他总东张西望的摆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态度。显然无一事不在与土端公故意捣乱，而土端公是装着没有看见听见。仅一次，把他叫到房间里，轻言细语劝他：‘你才十五六岁的小孩子，对于师长，总要恭顺一点才好！’他反而恶声地喊道：‘我的脾气是这样的！’众人看见如此情形，又因那学生同众人恰好，又极能受人的欺负，大家打听下来，才知道那学生的哥哥恰是土端公的顶头上司。他为了这个监督位置，曾不警觉那学生在旁边，而向着他哥哥磕了无数的头，请了无数的安，说了无数不好听的话。他受恩深重，如何敢不让这位小英雄故意侮谩他呢？就他自己，也不惜当着众学生这样的表示道：‘小邬，你太欺侮我了！我若不看你哥哥面上，我真要把你弃如腐鼠了！’”（二〇〇一页）
这“小邬”似乎就是二十几年前的我了，虽然事实也有些不尽相符，说我“同众人恰好，又极能受人的欺负”，我自己是有点惭愧的。事实上我对于“众人”并不必“恰好”，而“众人”对于我也未见得便肯“欺负”，我自己倒是一个幸运儿，读了精公的作品，我是倍加感觉着的。
我的成绩很有限，而我所“遇见的”倒和精公不同，是“同情”的多而“欺负”的少，所以我这人是乐观的，一点也不感觉着“失望”。这，怕也就是我的浅薄的地方吧。
然而精公实在值得人佩服。他有那样的成绩，而他“到处遇见的只是冷酷，残忍，麻木，阴险，仇视”。然而，他却并不因而流于死心塌地的“失望”。否，他是敢然地屹立了起来，在“死水”中搅起了“微澜”，在“大波”前唤起了“暴风雨”。这毅力！这实在是足以令人佩服的。
我现在要恢复二十几年前的童心，在这儿向芙蓉城内的作者叫出：
——精公，一点也不要失望！请赶快把你的新《鲁弓·马卡尔丛书》，逐一逐二地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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