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一城而终老
三里屯前史
■ 一
1984年到1990年，我在白家庄中纺街上的北京市八十中学度过了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六年。中纺街西北不到三里，就是后来著名的三里屯。
那时候，三里屯还只是一堆没脸没屁股的六层红砖楼，除了离住着各种外国人的使馆很近之外，和北京其他地方，和中国其他城市解放后建设的街区一样，有个花坛，有个意气风发的雕塑，有几棵杨树或者柳树，没有其他任何突出的地方了。
那时候，我那个中学是朝阳区唯一一个市重点中学，号称朝阳区的北京四中。从生物学的角度，那是个伟大的中学，物种多样化，出各种不靠谱的人才，羽毛球冠军、清纯知性女星、不嗑药也对汉语有突出贡献的足球解说员、著名央视五台中层干部等等。我上中学的时候，他们年纪也都不大，分别是体育优待生、大字比赛学区获奖者、学校业余广播员、校团委副书记。后来，还连续出了几届北京市高考状元，那时候，我已经毕业很多年了，著名央视五台中层干部也快因为他的家事国事更加著名了。
■ 二
1984年到1990年，在北京市，中纺街和三里屯在第一和第二使馆区之间，尽管没有任何酒吧，但是已经是个挺洋气的地方了。我曾经想，三里屯和三元里什么关系。一个答案就是，这两个地方都和洋人有关，我们过去在三元里抗击过英军，我们将来或许在三里屯抗击美军。将来学生学历史的时候，这两个地名类似，好记。
我的同学，三分之一来自外交部，三分之一来自纺织部。这些同学都散住在中纺街和三里屯一带。
外交部的子弟经常带来我在中国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比如能擦掉墨水痕迹的橡皮，介于二八和二六之间的可变速自行车，可以画出图形的卡西欧计算器。我问他们，他们爹妈在国外通常都做什么，典型答案是：“我爸是北欧一个国家的武官，基本工作是滑雪和看当地报纸。”这些子弟，常年一个人住在三里屯一个巨大的房子里，最多有个又瞎又聋的爷爷奶奶看管着，仿佛被外星人留在地球的后代。纺织部当时还没被撤销，纺织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出口创汇行业。纺织部的子弟从穿着就可以看出来，脚上的耐克鞋、彪马鞋都是原装进口，款式都是王府井力生体育用品商店里没有的。当时正牌耐克鞋一双最少一百多块，当时我中午饭在学校食堂吃，八块五包一个月，有荤有素，有米粥或菜汤。他们还有防雨的夹克衫，轻薄保暖的羊绒衣，大本大本人肉浓郁的内衣目录。现在回想，他们出入学校，雨天不像落汤鸡，冬天不像狗熊，心神中明白人事，他们仿佛锦衣日行的仙人。
我属于那剩下的非外交部非纺织部的三分之一。我那时候懵懵懂懂，还不知道录音机有贵贱之分，能出声儿就好，能听新概念英语录音就好，就像不知道人有贵贱之分，长腿、长奶、带毛就好。幼时的影响根深蒂固，我现在还是分不清B&W和漫步者音箱的区别，还是不知道人有贵贱之分。
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其他人都没有的精神财富。我们少年时，没有现在意义的三里屯，我们饱受贫穷但是没有感受贫穷，长大之后心中没有对社会的仇恨，有对简单生活甚至简陋生活的担当。“我们穷过，我们不怕。”
■ 三
那时候，没有游戏厅，没有棋牌乐，没有进口大片。除了念书，我常常一个人溜达。
出校门左拐，沿中纺街向西，最先遇见的是饴糖厂。不用看都知道，臭味浓重。那是一种难以言传、难以忍受的甜臭，刚开始闻的时候，还感觉是甜的，很快就是令人想吐的腻臭，仿佛乾隆到处御题的字。与之相比，我更喜欢管理不善的厕所的味道，剽悍凌厉，真实厚道，仿佛万物生长着的田野。我从小喜欢各种半透明的东西：藕粉，糨糊，冰棍，果冻，文字，皮肤白的姑娘的手和脸蛋，还有高粱饴。但是自从知道饴糖厂能冒出这种臭味之后，我再也不吃高粱饴了。
饴糖厂北行五十米，是北京联合大学机电学院，我们简称为机院。当时的校长常常恶毒地暗示，如果不好好学习，我们很有可能的下场是对门的机院。
饴糖厂旁边是中国杂技团，不起眼的一栋楼，从来没有看见有演员在楼外的操场上排练，可能演员们也怕饴糖厂的臭味吧。总觉得杂技排练应该是充满风险的事情，时不时就该有一两个演员从杂技团的楼里摔出来，打破窗户，一声惨叫，一摊鲜血，一片哭声，然后我们就能跑下教学楼去凑热闹，然后救护车呼啸而至。但是，中学六年，这种事情一次都没发生。
杂技团北边是假肢厂，做胳膊、腿之类的，塑料的、硅胶的都有。我曾经晚上翻墙进入假肢厂的仓库，偷过好几条胳膊和大腿，留到现在，还没派上用场。
杂技团北边是三里屯汽车配件一条街，听说当时北京街上被偷的车都在这里变成零件，然后一件一件卖掉。后来，在三里屯北街火了之后，这里去了汽配商店，添了粉酷、法雨之类东西，就成了三里屯南街。
■ 四
汽配街往北，就是三里屯北街，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三里屯。
我们的中学体育老师，军事迷，精研中日战争史，总说“21世纪，中日必有一战”。他觉得他有责任为中华民族准备好这场战争，总说“人种的强壮与否是关键”。一年十二个月里，除了六、七、八、九月四个月，他都逼我们长跑。
我们跑出校门，跑到朝阳医院，跑到城市宾馆，跑到三里屯南街和三里屯北街的交汇处，跑到兆龙饭店，跑回校门。
跑到三里屯南街和三里屯北街的交汇处，每次都接近体育老师所谓的“极点”，一使劲儿，肺叶就被吐出来。每次坚持着，耷拉着舌头东张西望，看着三里屯长起来。先有交会处东南角的小卖铺，然后有三里屯北街的临建房，然后临建房开始卖酒，然后小卖铺砌成啤酒杯的形状。
野蛮体育老师后来得了痔疮，痔疮后来厉害了，对我们的管束越来越松。上课就把我们撒出去跑步，回来就自己踢球，下课前不再集合。体育老师自己坐在一个破硬质游泳圈上，晒太阳，痔疮在游泳圈中间悬空，不负重不受压，他的表情愉悦幸福。
我们不着急回学校踢球的时候，在极点到来之前，不跑了，到三里屯街角的小卖铺一人买一瓶北京白牌啤酒，牙齿开瓶儿，躲进三里屯北街的花坛，蛋逼蛋扯，就啤酒。
有人说，他在这附近常常见到黑人，伸出手来，手掌赤红，仿佛猩猩。
有人说，他家的北窗正对着某使馆，阳光好的时候，里面的人出来晒太阳，只包裹乳房和下体，裸露其余，从窗子里看过去，比鱼肚还白皙。他说这段话的时候，眼睛突出，瞳孔扩张，鼻孔一张一合。武官的儿子说，他有他爸带回来的望远镜，下午别上课了，一起去北窗瞭望。我们说：“同去，同去。”
有人说，看多没劲啊，最好能摸，最好能抱。“初冬天，刚来暖气，抱个人在被窝儿里，美啊。”
估计在简陋的环境里，理解力发育也晚，我当时实在无法理解在被窝儿里放另外一个人的好处，就像我无法理解体育老师痔疮的痛苦一样。我只是在旁边安静听着，喝着啤酒，觉得岁月美好，时间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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