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美学·原始儒学与美学·孟子的“性善论”与美学

儒学与中国美学·原始儒学与美学·孟子的“性善论”与美学

如果说孔子把审美看成从自然的、感性的人提升为社会的、道德的人的重要途径，从而将审美导向伦理政治，那么，孟子(约前372—前289)则进 一步将道德修养本身纳入审美的范围，从而高扬了主体人格精神的审美价值，最终实现了美学与伦理学的统一，这是孔子重善的美学观发展的必然结果。

孟子鼓吹性善论，把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视为人性普遍的自觉欲求。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义，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孟子·告子上》)孟子的性善论成为他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也造成了中国传统审美活动的内向性品格，它对于形成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孟子重义而轻利，重精神道德而轻物质享受，反映到审美上，便导致重心理伦理而轻感性娱乐的倾向。孟子将生理之欲与精神需要作一绝对划分，实际上是对统治者追求低级的五官声色之乐的一种极端否定，是审美本身从低级的生理快感向高级的精神愉悦的一种飞跃。与孔子的主张相比，孟子的美感更多地偏离感性而接近理性，为将道德修养纳入审美的范围顺利地铺平了道路。孟子把审美对象从自然、艺术扩展到人格修养，从外在感性形式深化到内在精神伦理，实现了美学与伦理学的直接统一。这就不是由审美而伦理的问题，道德修养本身便与审美相一致，审美的极致也就是超越感性而达到伦理的充实，“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随着艺术的发展和人的审美感觉的日益细腻，美善同一，以善抑美的主张不断受到冲击，美与善分离而日趋独立发展，甚至和善产生尖锐对立。孟子作为思想家政治家不能不强调美与善的联系，然而美与善的分离乃是当时的历史大势，以善纳美实不可能。有鉴于此，孟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申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便不得不打着审美的旗号进行。他从另一方面着手，即将本属伦理的善改头换面贴上审美的标签，名义上似乎顺应时势更注重精神充实的美，实质却未有改变。因为孟子所提倡的美的极致不是别的，正是道德的完善。作为道德完善的别称，就是著名的“浩然之气”说：“‘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也。’”(《孟子·公孙丑》)“浩然之气”兼自然与社会双重意义，或“至大至刚”，充塞天地;或“配义与道”，充实人伦，根本特征则是一种阳刚之力。它与《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命题显然有一脉相承之处。因而不否认天地自然之“刚”对人世的重要启示，从中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时又将这种精神力量具体化为崇高的人格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还对个体人格的评价作了具体划分：“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 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孟子·尽心下》)这里，孟子把对个体人格的评价划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等级，不但把“美”同伦理意义的“善”、“信”区别开来，而且把“美”摆在“善”、“信”之上。这说明孟子把“美”明确地列为与“善、信”不同的境界。“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都旨在强调充实于内而表现于外的一种磅礴气势，是阳刚的一种高级表现，从而将“浩然之气”予以具体化了。至于“圣”、“神”则把阳刚之气推向极致，超越常人的境界而令人敬畏了。

孟子一方面将伦理纳于审美，另一方面又以人性善为根据，论证审美的极致道德迫求的普遍性。这是孟子美学思想的中心所在：“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 心之所以同然者，何也? 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孟子从人的生理欲望是相同的，推导出人的精神欲望也应该是相同的，这就为人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人皆可成为道德上的完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显然有打破少数贵族的政治特权而为下层贫寒之士的崛起作鼓吹的意图。正因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故孟子反对统治者单方面地追逐声色犬马之乐，主张与民同乐以缓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的矛盾冲突，保证社会的安定平衡。因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有必要指出，孟子所讲的美虽然偏于理性，并把道德完善视为审美的最高境界，但他并不否认自然美的存在，而只是将人格修养视为美的最高理想。孟子与孔子一样，依然以人格精神来解释自然之所以美的原因。例如他曾这样论观水：“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离娄下》)

孟子暗中将孔子尽善尽美的审美理想纳于新的体系中。如果说孔子将审美视为伦理的起步，那么孟子则将伦理看作审美的完成。从逻辑形式上看是对审美领域的拓展，从思想实质上讲是向传统的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