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圬者王承福传》原文|注释|赏析

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韩愈《圬者王承福传》原文|注释|赏析

韩愈

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有业之，其色若自得者。听其言，约而尽。问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发人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勋。弃之来归。丧其土田，手镘衣食。余三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归其屋食之当焉。视时屋食之贵贱，而上下其圬之佣以偿之。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又曰： 粟，稼而生者也; 若布与帛，必蚕绩而后成者也; 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赖之。然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 而百官，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夫镘易能，可力焉。又诚有功，取其直; 虽劳无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 心，难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择其易为而无愧者取焉。

嘻! 吾操镘以入富贵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过之，则为墟矣; 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过之，则为墟矣。问之其邻，或曰： 噫! 刑戮也! 或曰： 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或曰： 死而归之官也。吾以是观之，非所谓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 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邪? 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 将富贵难守，薄功而厚飨之者邪? 抑丰悴有时，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 吾之心悯焉，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

又曰： 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谓劳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则心又劳也。一身而二任焉，虽圣者不可能也。

愈始闻而惑之，又从而思之：盖贤者也，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讥焉，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者邪?杨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虽然，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其亦远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为之传，而自鉴焉。

我国文学体裁中的“传”，始于太史公司马迁。自此之后，“传”便作为一种史学记录形式而被后人所利用。但未居史官之位者，则绝少采用之。故而，民间就有了碑、志、状等文体专为寄托哀思之用。可是为什么韩愈却不随流俗，大胆地为一个“劳力者”作传呢?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在文体上不拘程式的举动吗?显然不是。司马迁不以胜败论英雄，把项羽归入《本纪》，把陈涉列入《世家》。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史家“实录”精神与充分肯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独到眼光。韩愈与司马迁的心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他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行文不为时论所囿。开为寻常百姓立传之先河，充分显示出他“文起八代之衰”的独创精神和肯定劳动者社会地位的卓越见解。

中国古代封建士大夫的一大通病是埋头于《诗》、《书》典籍，而对济世经邦之道则很少涉足，而能象韩愈这样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探讨问题，并由此对封建社会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讽刺，是为数不多的。更何况王承福不过是一个在当时极为卑微的泥水匠，作者能屈“大文人”之尊而为之立传，这无疑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圬者王承福传》一扫碑传体中先颂祖先功德，次列个人豪杰之事的老套，简单交待了几句经历之后便由主人公亲自出马，开始了一场关于人生道路、人生哲理方面的现身说法。首先，王承福道出了自己认为最公平、最合理的社会观，即“各致其能以相生”，然后，就围绕这一中心论点进行了反复的论证。在指出“各致其能”对于社会所起到的建设性作用之后，又对“食焉而怠其事”者们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讽刺和挖苦，更进一步，则又以富贵之家的兴衰现象来证明了自身所倡导的那种量力而行、与世无争的人生哲理的正确性。此传之中，王承福一共利用了三个自然段来阐发、论证自己的理论，这种新颖的作传手法给读者以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立论稳健，要言不烦之感。

当代不少人评论此传，大多指责韩愈遵循了孟子的哲学，继续在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说教”。其实，只要细读全文就可以认识到作者对“劳心者”是动了一次大手术的，即在理论上把他们分成了“食焉怠其事者”、“冒之者”、“强为之者”以及“薄功而厚飨之者”等等类别，但是，有没有谈到一种“恰如其分”的官吏呢? 根本没有。由此可以推知，韩愈是在基本倾向上对于封建官吏们进行了一次整体性的批判。尽管从字面上看似乎是缺“劳心者”不可，然而在实际上却把这些高高在上、鱼肉人民的剥削者们尸位素餐的丑恶面目作为一种整体现象通通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如果再结合下面一段关于福祸无常的叙述，就可以更为清楚地体会到作者不仅揭露了不劳而获者的今天，而且还对他们将来树倒猢狲散，必然得到“天殃”的可耻下场进行了痛快淋漓的诅咒。应该说，韩愈在这里讲出了贫苦无期、富贵无望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心里话!

通过王承福的三段自述性阐发，读者自然不难体会到一条极为简易又相当宝贵的人生道理： 干好自己能干的事。清代林云铭评论道：“王承福本有官勋，不难身致富贵。其所以弃之而为业圬者，自度其能不足以任其事，故宁为贱且劳，自食其力，博得一个心安无愧而已。若仕宦人肯存是念，必能为清官，必能为劳臣。致君泽民之道，尽于此矣。”这种企图以自身心理平衡来协调社会活动的想法虽然失于幼稚，但确是与韩愈暗合并深得中国传统美德之精髓的。

清人蔡铸在谈到王承福时曾说：“不必有其人也，不必有其事也。公疾当世之‘食而怠其事者’，特借圬者口中以警之耳。凭空结撰，此文家无中生有法也。”这种分析是不无道理的。韩愈写作此文在唐贞元十七年(801) 左右，年仅三十四五岁的他刚刚脱离开汴洲兵变的剑影刀光与封建官吏对他的“冷处理”，此期他曾在写给孟郊的信中倾诉了自己心中的愁闷：“言无听也，唱无和也，独行而无徒也，是非无所与同也。”试想，在这种孑然独立的忧愤心理状态中，专以散文来鸣不平的韩愈又怎么可能不对整个封建官僚阶级实行口诛笔伐的声讨以一泄胸中怨气呢! 至于是否真有王承福其人，前人均未提出过任何疑问，可见是无关宏旨的。但从叙述语言的风格上看，倒并未出现什么与作者的原有特点不同的地方。所以在这一方面上韩愈就不如司马迁直接引用劳动人民的口语来得生动质朴了。

此传以王承福的口述为主要部分，通过他对于自己工作、生活的经历、体会说明了“任有大小，唯其所能”的处世思想，鞭笞了那种不自量力，贪求富贵的名利之徒，而韩愈则假王氏之口揭露、讽刺了剥削者们“多行可愧”、“薄功厚飨”的丑恶行径。值得注意的是，在主人公的叙述之中，作者不插一言，任读者自去体察其中真谛。但在篇末则对于王氏的理论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如此有叙有议，条理分明，引导读者达到更高层次。而且，韩愈在此处又运用了一种欲擒故纵、先抑后扬的手法，先抨击了自己所树立起来的这个形象是“自为也过多”，并指责其“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紧接着话锋一转，又将王承福与那些“患得患失”、“贪邪亡道”者进行了比较，终于得出了“其亦远矣”的结论。最终肯定了王承福在本质上的优点。

当然，韩愈在此处也流露出了一个封建士大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为，王承福就是王承福，你想让他不仅有“独善其身”之道，又具备“兼济天下”之心，这岂不正合了前文中那句“一身而二任焉，虽圣者不可能也”的批语了吗?韩愈散文多以政论为主，借题发挥自己兴邦富国的政治见解。所以，每读韩文总觉讽喻之言不断，兴寄之慨满篇，阅毕总令人掩卷而思，琢磨良久。而不如此则非韩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