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十年“文化大革命”前，这十七年中，尽管“旧”的东西不被主流看好，但是，竹枝词与民歌互为依存，互为转化，依然具有潜在的生命力。由于认识的起始点不同，很多人对“竹枝”与“竹枝词”形成了决然对立的看法；只承认被文人格律化了的“竹枝词”，而对“竹枝词”之母的“竹枝”认识模糊，甚至不屑一顾。随着中国历史文化、楚文化的深入发掘，这种观念或有待改变。
作为一代天骄的毛泽东，不仅是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充满浪漫情怀的古体诗词诗人，同时也关注新诗发展。围绕着新诗发展问题，中国作协曾于1953年底到1954年初召开了3次诗歌形式座谈会。1956年下半年，《光明日报》又对五四运动以来新诗的评价问题展开过一次广泛讨论。这些讨论，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诗人袁水拍和臧克家，就文艺界关于新诗的讨论和新诗的发展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已经看了关于新诗旧诗争论的文章。关于诗，有三条：精练；有韵；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过去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他建议要编一本现代诗韵，让大家有所遵循。在中共中央酝酿“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正式号召，要求大家搜集、整理和创作新民歌。他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接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周扬作《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报告。“新民歌”以及“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由此展开。
从1958到1959短短两年时间，大中国诗歌界“出现了普遍繁荣的、盛况空前的图景。”（徐迟语）到处成了诗的海洋，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工农兵自己写的诗大放光芒，出现了无数诗歌的厂矿车间，到处是万诗乡和百万诗地区，许多兵营成了万首诗的兵营。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普通民众，全都动手写诗；民歌展览会如雨后春笋；到处赛诗，以致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数计；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伴着五星红旗在全国每一寸土地上飞舞飘扬……
新民歌运动因违反了诗的规律，从兴起到降温到最终结束，仿佛昙花一现，但在现代史上无疑留下那个时代的重重一笔。姑且不论它的政治意义和艺术价值，仅作为一种文化特例，还是值得研究一番的。特别是民歌与竹枝词之间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竹枝词避不开民歌，民歌贯穿着竹枝词的形式与风格。诗人徐迟在新民歌运动第二年编选的《一九五八年诗选》，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分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和诗坛泰斗郭沫若共同编选的《红旗歌谣》，都是曾经风靡一时、影响巨大的官方诗集。尤其是《红旗歌谣》，作为“官方钦定本”选新民歌300首，当属其时最具代表性的。
大红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
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
不考虑格律问题，不考虑政治因素，这首新民歌与故老相传的“竹枝”如出一辙，而一旦文人参与新民歌的创作后，硬是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竹枝词。著名诗人田汉写过一组《钢铁颂》，其中有写音乐学院师生炼钢和砍伐相思树炼钢的两首，才华横溢，饶有风味，一时广为流传：
其一
读书生产两无双，不再苍颜恋书窗。
中国正多新榜样，炼钢炉前学肖邦。
其二
枝干横斜叶半黄，漳州炉焰对斜阳。
炼钢何惜相思树，一寸相思一寸钢。
这些诗虽是写于“大跃进”时期，但更接近于传统竹枝词的风格。
历史的时空穿越大跃进的年代，遗留给后世的，是那个年代人所形成的，甩开膀子要“一天等于二十年”，敞开歌喉要“玉皇、龙王听传唤”，“天上银河落人间”的特殊风景线。有如食一枚硕大的果实，既品尝出甘甜，亦咀嚼出苦涩。
在应城农村，出现过由七个姑娘组成的“七香”小组，和由103个婆婆组成的“百婆文工团”。
先说盛滩乡（今盛滩村），有七个年龄在18岁左右的姑娘，她们的名字分别叫徐银香、吴巧香、盛腊香、李玉香、魏木香、李春香、付小香。由于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有个香字，联合在一起就叫“七香”。她们有边干活边唱歌的习惯，她们自编自唱的第一首歌，叫做《带朵棉花进北京》：
春季里来气象新，全体社员搞跃进，
棉花大办试验田，亩产籽棉一万斤。
夏季里来风光好，要想棉花产量高，
苦干大干加紧干，订的规划能确保。
秋季里来荷花香，棉枝长得树一样，
棉桃炸开像罗帐，行人见了都赞扬。
冬季里来天气冷，穿上棉衣暖又轻，
高产指标已实现，带朵棉花上北京。
人民公社成立后，她们唱道：
个个社员想天堂，不知天堂在何方。
人民公社办起来，原来这里是天堂。
“七香”自编的歌谣越唱越红火，开始只在屋里唱，在田头唱，不久就唱进了县广播站，继而登上了《应城报》，100多首上了省级报刊，有三首登上了全国性的权威刊物《诗刊》。她们的歌轰动了省城、震动了北京，全国第二次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时，邀请了“七香”之一的徐银香出席会议。1958年10月，徐银香代表“七香”，在人民大会堂小组讨论会上，她开口就唱一首歌，抬手就写一首诗，震惊了诗人、教授、名流，人们说她：“张口就是诗，赛过古曹植。”
与盛滩乡隔河相望的联盟大队（今戴河村），103位50多岁的婆婆组成的“百婆文工团”，丝毫不逊于“七香”小姐妹。百婆之一的韩子清，自编自演的《中国人民要上天》，参加了全省的民歌会演。她们的歌从湾头俚间，直唱到了领袖毛泽东身边。1958年，毛泽东视察孝感，在孝感驻军礼堂听了百婆唱的《幸福歌》《高产歌》后深表赞赏。在“七香”“百婆”的影响下，应城地区的诗歌，踏着时代的步伐，越唱越热，越唱越远，越唱越神奇。有这样一组对歌（五句子）挺有意思：
对面山上牧童哥，听我唱个放牛歌，
今年我社规划好，皮棉亩产四千多。棉花老大该是我。
对曰：
那边牛娃别啰嗦，亩产四千算什么？
我社一亩五千三，棉桃赛过大秤砣。小心打破后脑壳。
续道：
哪管秤砣不秤砣，我社棉花更不弱，
棉枝又高桃又大，二个装满一提箩。送你一个做摇窝。
这类民歌都是十分有趣的五句子竹枝词。
应城毗邻武汉，“七香”“百婆”的歌声也唱到了江南江北。这时期的歌谣由《应城报》辟“富水河”文艺专栏，连篇累牍登载；《湖北日报》《农村生活》《布谷鸟》等报刊，屡屡刊登。应城还成立了“应城人民出版社”，半年内应城工人、农民写的、唱的歌结集出版了五大本，书名分别为《大跃进歌谣集》（之一、之二、之三）、《七香姑娘诗歌集》等。各公社还分别开办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工农红专大学”“农业科学院”；每三个月或半年一期，每期招收学员几百人，这些人出来就是大学生。公社党委书记任大学校长，劳动模范当大学教授。一时间：“教授满街走，大学娃儿村村有。田头车间遍歌手，写诗作画如潮流。”谢觉哉老先生应邀到应城红旗公社参观，看了公社诗歌壁画写满墙，也仿照这种诗歌体，写了一首赠红旗公社的诗：
红旗公社好，物产富饶前头走。
八十老人笑哈哈，这将成为小汉口。
《一九五八年诗选》也好，《红旗歌谣》也罢，所载湖北地区的新民歌却不算多，择几首湖北新民歌来看看它与竹枝词的关系：
情哥挑堤快如飞，妹挑担子紧紧追。
就是飞进白云里，也要拼命赶上你。
劈开悬岩凿开川，东西山上架飞泉。
流水哗哗空中走，好似仙女弹丝弦。
红钢好似火龙翻，围着圆盘两边串。
金盔银甲如闪电，超过英国老约翰。
我是喜鹊天上飞，社是山中一枝梅。
喜鹊落在梅树上，石滚打来也不飞。
形象与想象、实写与虚写以及口语化的句子，正是竹枝词的基本形式。因此，民歌是去格律的竹枝词，竹枝词是格律化的民歌，此言应不为过。新民歌运动时期，仅湖北就有黄冈、宜昌等数十个诗县与诗乡，产新民歌千万首以上，涌现出工农兵诗人数不胜数。武汉钢铁公司工地的整风大字报上出现了五十多万首群众诗歌，湖北红安县有一千多位民间诗人。只是留存下来的凤毛麟角，堪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民歌运动中，王老九、刘章、黄孝声、殷光兰、姜秀珍等一批民间歌手特别引人注目。其中，除王老九是延安时期就开始创作的农民诗人外，大部分都是“新民歌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歌手。他们中间一部分人的创作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
黄声笑（1918—1995年），男，汉族，湖北宜昌人。从一个码头搬运工人，到长江航运管理局宣传部创作室专业作家，曾担任武汉市文联副主席。他14岁就在码头当搬运工，从一个没文化的最底层劳动者，最终登上了多姿多彩的文学殿堂。他身边常有一个小本子，叫做“万宝归宗”。听到了群众中的生动语言，或是他自己偶得的佳句，就赶紧记在本子上。一首首诗，就是这样积累、创作出来的。他多次参加创作学习班，并得到著名作家徐迟的指导和支持。《长江日报》的诗歌编辑称他是“一口打不完油的油井”。
由于文化底子薄，黄声笑写诗碰到不会写的字，就留下空格或用实物的形状代替。如“牙刷”的“刷”字不会写，则画把牙刷；“鸟”字不会写，则画只鸟。估计黄声笑不知道什么是古体诗词，什么叫做竹枝词，但深入骨髓的中华文化，无疑影响到他的创作。“队伍一到码头上，准备工作做到堂。搭好跳板开好路，绊手绊脚一扫光。”不和律但押韵，有竹枝词的范儿。有段时间，他写起诗来废寝忘食，“诗歌越写越快活，一时不写心难过。装完轮船不吃饭，也要写篇好诗歌。”盛夏写稿比较遭罪，天气炎热，蚊虫肆虐，他独创的驱蚊法——用旧报纸裁成长条条垂在桌子底下，双腿不时摆动，纸条晃荡，聊以驱蚊。为此他写下：
六月里来搞创作，墙旮旯里蚊子多。
桌下扎满纸条条，两腿一夹扫群魔。
像这类即兴创作的、权且称之为“竹枝词”的新民歌，充分体现了黄声笑的创作特点。有一次正在卸米，天空乌云密布，马上要下雨了，为了不让国家的财产受损失，他顺口喊起来：“大家快快站拢来，快把油布都打开，马上就有大雨到，不让大米遭雨灾。”当他看到一些杠子伙计穿上新棉袄，新旧一对比顺口编出了：
从前过冬像筛米，衣服像层鸡蛋皮。
今天过冬身有火，一身棉衣抱不起。
身为码头工人的黄声笑，有川江号子的滋润，有丰富生活的积累，这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之源。“三峡巨人挑长江，披肩一抖货满舱。胀得万轮鸣鸣叫，震断龙宫架屋梁。”《布谷鸟》（前身是《群众文艺》）是第一个发表黄声孝作品的省级刊物，湖北省群众艺术馆1958年率先在《布谷鸟》4月号发表了他的60首装卸现场鼓动快板，接着《人民文学》和《湖北文艺》也相继发表了一部分。1958年10月在湖北全省文艺大会上，黄声孝的《装卸工人现场鼓动快板》被评为一等奖。1958—1960年，黄声孝的诗作相继在《峡江报》（宜昌日报）、《长江航运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工人日报》、《武汉晚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长江文艺》、《诗刊》、《人民文学》等报刊杂志发表，影响越来越大。《我是一个装卸工》，是他走向全国的成名作，其中有这么两首：
我是一个装卸工，威震长江万里程。
左手搬来上海市，右手送走重庆城。
我是一个装卸工，革命干劲冲破天。
太阳装了千千万，月亮卸了万万千。
组诗发表后，众多刊物争相转载，后被教育部门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说到黄声笑，就不得不提另一个与他同时期、同为码头工的熊维喜。早在1946年，熊维喜就与码头号子结下不解之缘。20岁出头的他，从黄陂乡下到汉口粤汉码头帮人扛行李，干活中练就了吆喝号子的技能，十几种不同劳动环境下节奏、曲调各异的号子，他能随口喊出“千年扁担万年箩，压得腰酸背又驼。”1952年，武汉码头号子作为一种原生态艺术形式被发掘出来。熊维喜和他的码头兄弟们，经过专业训练后，曾将质朴的码头号子搬上了大舞台。
公路铁路作扁担，长江当作搭肩用。
一声号子仓谷满，两手一挥货仓空。
熊维喜的码头号子，当年在武汉多次夺得创作比赛一等奖。汉口的码头号子和峡江号子、川江号子，无疑是巴蜀竹枝词的源流之一。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已没有专门从事码头搬运的工人，就很难在汉水边听到码头号子了。熊维喜等老一辈码头号子的徒弟与传人熊建生说：“没有站在江边看滚滚江水，没有见到冬天都可以赤膊上阵的劳动场景，那种号子，难以喊出它与生俱来的气势。原生态的原汁原味，体现不出来。”“汉口码头号子”或将成“绝唱”。但是，作为竹枝词史话，却不能不留下这一抹痕迹。码头号子或许成绝响，武汉竹枝词却带有汉口码头号子的神韵，在今天的武汉竹枝词爱好者的创作实践中常有体现——这是后话。
新民歌运动还催生了农民诗人王英。他是浠水县人，20世纪50年代，以一首《薄草谣》走上文坛，并加入了湖北省作家协会。王英是新中国第一代农民诗人，与张庆和、魏子良、徐银斋并称为“四大农民作家”。王英追求以情、景、理、趣、美取胜和熔古诗、新诗、民歌于一炉的表现方法，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正是竹枝词风格。1927年，王英出生于浠水县梅梓山竹屋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出生时，父亲在外从军，一直杳无音讯。世俗的压力，舆论的偏见，迫使外婆在他出生后将他丢弃，被一姓王的人捡回抚养，取名王望秋。后来，他自己改名王英。不幸的是，在他16岁时，养父也死了。母亲杨氏希望他能帮家里种田，不再支持他读私塾。他出生的梅梓乡是一个歌乡、诗乡，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梅梓山上就有“梅山诗社”。王英曾用碎碗片在竹子上刻过一首诗：
身系千磨志不忧，一心窗下把书求。
黄河尚有澄清日，岂肯英雄不出头。
1960年他参加全国青年作家代表会，写了一首充满激情的诗：
京城盛会六零年，如女初妆羞且惭。
郭老题词牵红线，结下诗歌不解缘。
在王英33岁风华正茂的人生旺季，厄运无情地夺去了他的妻、子。从此他孑然一身，将全部精力投身到诗歌艺术的追求与创作中。到1996年夏天为止，他先后在《人民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文艺》《武汉文艺》《布谷鸟》等报刊上发表诗歌250余首。晚年王英仍然坚持办诗歌讲习班和诗社，向年轻诗歌爱好者讲述一个个诗的童话。他有一首《陋室自吟》，是他诗歌生命的真实写照：
不嫌屋矮破栏门，遮体还能作舌耕。
心血浇桃汗润李，诗坛增发几枝春。
王英享年86岁。去世前一个星期，还在病榻上吟诵了自己生命的绝唱《梦》：“一生诗笔未停松，八十余年腰背弓。我有今朝中国梦，长征路上走驼峰。”
武汉是湖北省的都会，湖北诗人无不与大武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武汉竹枝词又无不吸取湖北地区的民歌精华以为滋润。当前古体诗坛，诗词爱好者，竹枝词践行者，尚有许多人士在许多诗词作品中，还保留着新民歌时期的创作习惯、创作风格。
这正是：
红旗漫卷赞群英，热火朝天战鼓鸣。
跃进潮头留好句，民歌还是竹枝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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