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的主要内容,《盐铁论》导读
《盐铁论》是汉代的一部记述盐铁会议的重要典籍。桓宽著。版本较多，主要有：明初刻本《新刊盐铁论》即号称为元本者、《永乐大典》本、明弘治十四年涂祯刻本和撄宁齐钞本、清黄丕烈影写明锡山华氏活字本、还有正嘉本、明倪邦彦本、明张之象本、明两京本、明太玄书室本;清嘉庆十二年张敦仁依明弘治翻宋嘉泰本影刻，并有改正之处，今据以为底本; 1954年中华书局版 《诸子集成》本。
桓宽(生卒年不详)，字次公，汝南(郡治在今河南上蔡西南)人，致力于《公羊》、《春秋》，学问渊博，善写文章，在汉宣帝 (前73—前49在位) 时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丞。
《盐铁论》是桓宽根据盐铁会议的记录而写成的。早在汉武帝 (前140—前87在位) 时，西汉朝廷为了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增加财政收入，抗击匈奴贵族的攻掠，巩固中央政权，曾经实行盐铁官营、平准、均输以及统一币制等一系列重大财政经济政策，并收到政治、经济效果; 但同时也与下层地主阶级和中小商人的利益发生矛盾，给人民生活带来困难。于是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2月，朝廷以 “问民间所疾苦”为由，召集各地推荐的贤良、文学60余人到首都长安举行会议，就盐铁官营等政策与这些政策的主要制订、执行者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僚属进行辩论，是为著名的盐铁会议。双方以盐铁官营等政策是否应当继续执行为主题兼论其他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问题，在会议上进行了激烈的论争。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1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会议结果，废除了全国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到宣帝时，桓宽根据盐铁会议的官方记录，加以 “推衍”、整理，增广条目，写成 《盐铁论》一书。全书约6万字，分10卷60篇。前41篇是写会议上的正式辩论，自第42篇至59篇是写会议后的余谈，最后一篇 《杂论》是作者写的后序。篇各标目，前后联成一气，采用对话文体，以生动的语言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辩论的情景，充分反映了双方各自在经济、政治和对外关系等各方面所持的不同观点和立场。其主要内容为：
在经济领域，桑弘羊和文学贤良的争论，集中在一系列重大的经济政策上，也是会议的核心内容：文学贤良认为，实行盐铁官营、酒榷和平准均输是政府在“与民争利”，违背了 “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古训，败坏了社会风气，使百姓 “背义而趋利”，以致 “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在本与末的关系上，认为 “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主张 “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以上均自《本议》) 因而 “安民富国之道，在于反本，本立而道生”。(《忧边》)他们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那会产生“攘公法，申私利”的弊病，主张“利禄不兼”。此外，在对外贸易问题上，他们坚决反对对外贸易，认为本国产品已足供本国之用，外国货不及本国货实用;在货币概念上，不赞成货币流通，反对铸造权之集中，主张“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错币》)。而桑弘羊则极力主张盐铁官营、酒榷以及平准均输，认为政府采取的这些经济措施都是“万民所戴仰而取给者，罢之，不便也”。(《本议》)为此，首先提出的一条便是筹措抗匈战费，因为要屯戍备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本议》) 如果废之，势必“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其他如“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复古》)，所有这一切，也无不仰赖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桑弘羊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认为盐铁官营是国家应具有的一种经济政策，认为一个国家要集中政治权力，就必须相应地集中财权，而盐、铁、山泽之利，是国家的巨大物资财富，乃“霸王之资也” ( 《刺权》)，“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桑弘羊接受了范蠡、白圭的重商思想和《管子》中有关国家经营工商业的思想，认为工商业在人民经济生活中必不可少，主张 “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 《本议》)，“农商交易，以利本末” (《通有》)。但认为工商业应由政府控制，发展官营工商业。作为一个重商主义的倡导者，他强调对外贸易的作用，“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力耕》)在货币和价格问题上，他认为货币是财富，是独立的交换价值，坚持货币铸造权的集中，反对郡国及被赋予特权的个人拥有铸造权，认为铸造权集中后即不会引起人民对货币信念之动摇;对于价格，他主张作为平衡轻重关系的工具，由国家加以管理运用。此外，关于消费概念，桑弘羊承继了《管子》 侈靡的消费观，反对崇俭的消费观。
在政治领域，桑弘羊继承先秦法家的“法治”观，认为“令严则民德，法设而奸禁，罔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故禁不必，法夫侥幸”(《刑德》)，肯定法律和刑罚对治理国家的作用。文学贤良则认为： “道径众，人不知所由;法令众，民不知所辟”(《刑德》)，“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 《申韩》) 鉴于当时 “民犯禁滋多”的情况，也承认国家有使用 “刑罚”的必要性，但应先教后罚，决不可不教而诛。
在对外关系方面，桑弘羊和文学贤良论战的焦点是如何对待匈奴的入侵问题。文学贤良从儒家 “和为贵”的观点出发，主张对匈奴 “加之以德，施之以惠”( 《忧边》)，继续采取亲和妥协政策。反对汉武帝的抗匈政策，认为与其劳民伤财，进行无益的战争，还不如伤财而不劳民，“偃兵休士，厚币结合，亲修文德”(《击之》)。而桑弘羊则认为以 “德”立国并不足以拒强敌于国境之外，靠妥协求苟安，结果是 “身以放迁，宗庙绝祀”。( 《诛秦》)汉武帝 “睹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 《结和》)，方才 “广将师，招奋击”，决心讨伐匈奴。他赞扬汉武帝“功勋粲然，著于海内，藏于纪府”。( 《结和》)
此外，在哲学领域，桑弘羊和文学贤良的观点之对立，主要表现在各自对自然灾害的看法上。文学贤良用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封建神学体系解释自然现象与政治的关系：“古者政有德，则阴阳调，星辰理，风雨时”(《水旱》)。而桑弘羊则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指出水涝和旱灾、歉收和丰收，都是天之所为，阴阳之运，都属客观自然现象，“日月在天，其征在人”(《论灾》)。但另一方面，他又承袭了 “计然之术”所谓“太岁之数在阳为旱，在阴为水”，以及 “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水旱》)的错误理论，使自己陷入唯心主义的自然循环论，桑弘羊还指出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物极而衰，终始之运也”(《错币》)。这一论点体现了他哲学思想中的朴素辩证法。
《盐铁论》全面地记录了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与文学贤良双方的言论，为后世保留了西汉中叶丰富的经济思想和政治哲学思想史料，尤为可贵的是它把桑弘羊这一封建社会杰出的理财家、政治家的概略生平、思想和言论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特别是经济思想史和桑弘羊思想的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盐铁论》在文体的创造上采用形象生动的对话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用概括的手法把60余位民间代表概括为“贤良”与“文学”两人，把丞相与御史大夫的僚属概括成了“丞相史”与“御史”两人，可以说，《盐铁论》 又是一部处理经济题材的对话体历史小说(郭沫若： 《盐铁论读本》)。
《盐铁论》的价值，自古就为知识分子所肯定，将它列入学者经世济民之道必读之书，更公认是子书中的巨著，历代著作者多有记载和引用。自问世以来，校注研究者甚多。郭沫若、杨树达、马非百等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对《盐铁论》重加校释。王利器广泛搜集版本，对《盐铁论》 作了详注，使之有了最完善的校注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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