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溯源

小说溯源

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以及先秦两汉时期子书、史书中的寓言故事和叙事成分，孕育它的因素是多元的。

一、神话传说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中国小说“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传说”。神话故事以神为中心，历史传说则以人为中心。后者虽然有一定的现实人物作依据，却往往饰以神异色彩，使之不同寻常。如鲁迅所言：“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传说之所道，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它们为小说的孕育和产生提供了多方面的准备，并成为志怪小说的源头。

神话传说产生于民间，是上古人类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进行的口头创作，是他们的现实愿望的真实体现。当时，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饱受自然的严重威胁，也无法对常见的自然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于是依照自己熟悉的生活和形象塑造人格化的神，借助主观幻化的想象创造神话故事、编造历史传说，以期探求未知的自然，表达支配自然、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和美好理想。如上古的人们一般寿命不长，他们在思索生命时自然产生了长生不老的希冀，于是幻想出“嫦娥奔月”的故事；又如古代先民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渴望有杰出的领袖率领人们战胜自然、保护人类安全，就出现了《后羿射日》、《鲧禹治水》，以及有关黄帝、炎帝（神农氏）、尧帝、舜帝等历史传说；再如古代先民对大自然的起源和形成以及人类的起源充满好奇，于是创造出《盘古开天地》、《夸父逐日》、《女娲造人》等神话故事，反映他们对自然和自身的认知。可见，这些神话传说的产生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同时充满了浓郁的浪漫色彩。

虽然远古的神话传说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因素和环境，没有产生汇集成册的鸿篇巨制，没有形成全面而严谨的体系，甚至没有完整地保存和流传下来，但它对古代小说乃至各种文学样式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多方面的，诸如题材、人物、表现手法等，均为后世包括小说在内的中国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现在保存下来的远古神话传说，只散见于《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淮南子》等较晚出的几部典籍中，它们大都经过后人的加工、润色，“不免有所粉饰，失其本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多数还是保留了原始神话的精华。这些神话传说一般文字不多，叙事简略，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到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这两个重要的小说因素，以及奇幻绚丽的艺术想象和对比、映衬、象征等小说的表现技巧。

《淮南子·览冥训》中的《女娲补天》是一篇寄托远古时代的人们渴望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的美好理想、塑造神勇而聪颖的伟大女神和人类母亲形象的神话故事：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

这则神话故事情节完整，层次清晰，且前后照应。开篇从天柱废折、九州断裂、烈火燃烧、洪水肆虐的残酷自然灾害和猛兽、鸷鸟乘机大肆吞噬人命的悲惨景象入手，用接近一半的篇幅，着力渲染鸿蒙初辟的太古时期那极其险恶、恐怖的生存环境，为女娲的出现以及她整治天地、拯救人类的丰功伟绩作铺垫。接着用一组四句的排比、八个生动准确的动词，描写女娲捣炼五色石修补天上的窟窿、砍断海里巨鳖的脚加以支撑、杀死兴风作浪的神龙从而保护四海人民免遭屠戮、采用芦灰阻挡泛滥的洪水，女娲那从容不迫、英勇无比的救世主形象呼之欲出。这一部分想象神奇瑰丽，气势无比非凡，笔墨高度凝练，给读者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耐人寻味。最后以六个整齐划一的三字排比句，展现女娲治理天下的显着成效，颂扬她的伟大功绩，与开头的部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山海经》保存的神话最多，其《北山经》中的《精卫填海》可能产生于居住在沿海的部落，表现了远古人民力图征服大海的斗志和幻想：

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这个故事只有一百多字，情节简单却饶有趣味，人物单一却个性鲜明，具有令人难忘的美学象征意义。作者首先交代精卫鸟的生活环境，突出发鸠山上多常绿灌木的特点，为后文精卫鸟的“常衔”“木石”作了合理的铺垫。接下去，对精卫鸟的美丽进行较为细致的描绘：她的形状好像乌鸦，但其花色却非常漂亮；在带有多彩花纹的头上，镶嵌着晶莹洁白的小嘴；那色彩鲜红的双脚，把她映衬得格外艳丽夺目。接着，作者的笔锋陡然一转，描写精卫鸟悲凉的鸣叫，她不停地在“柘木”间呼喊自己的名字：“精卫”、“精卫”、“精卫”……原来，这是一只可怜的小鸟，她本是炎帝的女儿，一位身姿婀娜的少女，因为一次东海之游，不慎葬身大海，她的灵魂变成了这只精卫鸟。最后是作者的点睛之笔：这位化身为鸟的倔强少女不肯向命运低头，坚持不懈地衔着一根根树枝、一块块石头，去填塞波涛汹涌、宽广无垠的东海，以微弱的力量向夺取自己生命的东海复仇！这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的女神形象，虽然她的填海行为似乎不自量力，徒劳无功，但正因如此，才能凸显其敢于以弱抗强的高贵品格，才能体现远古人民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和坚强的决心，使后世的人们从中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

其他具有小说艺术因素而广泛流传的神话传说还有不少，如反映古代先民与水患、旱灾斗争，塑造大禹、后羿这两个战胜自然灾害的英雄形象的《鲧禹治水》（《山海经·海内经》）、《后羿射日》（《淮南子·本经训》）；表现部族之间的尖锐矛盾、社会势力的相互斗争，寄寓古代先民反抗精神的《黄帝战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刑天舞于戚》（《山海经·海外西经》）；描写上古激烈的“争帝”之战以及对世界的毁灭性破坏、记述周穆王驾八骏巡游天下并和西王母宴饮酬酢的《共工触山》（《淮南子·天文训》）、《穆天子传》等。这些篇章中昂扬向上的奋斗精神、奇幻绚丽的浪漫想象、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为后来的小说创作奠定了优良的传统，从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唐宋的传奇，到明清的《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等，都能清楚地看到它们对远古神话传说的汲取和发扬。

二、寓言故事

除神话传说之外，先秦诸子着作中的寓言故事也在情节、结构、叙事和人物描写等诸多方面，对小说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寓言故事是一种短小精悍而又富于讽刺力量的文学样式，它们大多是为了说明抽象的道理，而敷衍虚构出一个故事。由于有着明确的说理目的，编造和虚构就成为一种自觉的创作行为，与神话不自觉的艺术虚构是不同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寓言故事已经有了小说的意味，对小说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但是，写作寓言故事的目的在于说理，创作小说则是通过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的思想倾向。因此，二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先秦时期的寓言故事大多散见于诸子的着作及《战国策》所记纵横家的言辞中。据统计，仅《孟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的寓言故事就有近千则。不过，当时的寓言往往是思想家、政治家借以论证自己的某个观点或某种思想的浅显生动的故事，是作为整体或片段寄生在诸子的文章和纵横家的说辞中的，它们并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

从整体上看，先秦时期的寓言故事对小说文体的形成及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一些想象力特别发达的寓言故事，影响了小说的思维方式。寓言故事具有独特的由事到理的思维结构，深刻的哲理通过生动的事件叙述和人物刻画来体现，即采用形象说理，而非逻辑说理的思维方式，这与小说是相通的。在先秦诸子着作中，用于说理的事件和人物极具奇幻色彩的作品，当首推《庄子》里的寓言故事。试举二例：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儵、忽二帝为报答中央之帝浑沌的“待之甚善”，好心替浑沌凿出眼、耳、鼻、口七窍，以助其视五色、听五音、食五味、吸空气。不料，原来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得优游自在的浑沌，却在被凿毕七窍后立即死去了。浑沌的头部没有七窍的生理特征，令人称奇；主观上的以德报善变成了客观上的恩将仇报的结局，又让人目瞪口呆。作者用荒诞奇异的人物、虚幻奇特的情节和反讽的艺术手法，阐释道家无为而治、任情适性的主张，说明任何违背自然的矫情逆性的行为，即使自以为充满了爱心和善意，也会适得其反、遗患无穷的道理。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以为饵，蹲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陷没而下，骛扬而奋鳍，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以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庄子·外物》）

在这则寓言故事里，任公子用“大钩巨缁”钓鱼，钓饵是五十头肥硕的牲畜，他天天蹲在会稽山的山顶上，把鱼钩投到东海里。可一年过去了，他一无所获；一旦得之，则方圆数千里的人享用不尽，原来被讥笑的“大无”促成了“大有”、“无为”变成了“无不为”。庄子学说“有为无不为”的高远境界，寄寓在想象奇异的人与大海的幻想世界里，展现了一种和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思维方式和文章风范。可以说，在先秦诸子中，庄子于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世界开拓最多。《庄子》的寓言处处可以发现时空幻设、奇思异想、才思飞扬，在历代小说家的不少创意中，我们都不难看到《庄子》寓言的影子，其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的独特性，成就了一代又一代小说家。

其二，不少立意精巧、手法高妙的寓言故事，提供了小说创作的艺术经验。寓言故事开创了自觉虚构情节和人物来影射人生、干预现实的先河，它们借助讽刺、夸张、拟人等多种表现手法阐述思想、揭示人生哲理，这既有助于中国古代小说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又能为后代小说家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提供许多借鉴。

以讽刺手法的运用为例。先秦时期的寓言故事大多对当时的社会恶习、错误思想、愚蠢做法等进行尖锐的讽刺，幽默犀利，富于哲理意味。如《孟子·滕文公下》中“攘鸡”的故事：

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一个偷鸡贼每天都去偷邻居家的鸡，在被告知这不是君子所为后，竟然说：那就每个月偷一只鸡吧，明年就不偷了。偷鸡贼的回答极具讽刺意义，从“日攘一鸡”变成“月攘一鸡”，表现上看是知错就改，大大减少了偷鸡的次数，但偷窃的性质却没有变，颇有“五十步笑百步”的讽刺效果。孟子借此寓言故事批驳戴盈之“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的主张，讽刺其没有改革弊政的诚意，倡导自己“薄税敛”的仁政主张。

又如《战国策·魏策四》中的“南辕北辙”的故事：

魏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头尘不去，往见王曰：“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今王动欲成霸王，举欲信于天下。恃王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攻邯郸，以广地尊名，王之动愈数，而离王愈远耳。犹至楚而北行也。”

季梁编造这个寓言故事，目的是深入浅出地剖析魏王攻打赵国都城邯郸的是非智愚，劝谏魏王不要轻易出兵，展现了战国策士的论辩风采。把它独立出来，则是告诫人们，无论干什么事情，如果不能把握正确的方向，拒绝听取中肯意见，都会事与愿违，酿成悲剧。作者对寓言故事中的赶车人的讽刺分为两层：一是他想去南边的楚国，却驾车往北疾驶。二是有人告知他的方向错误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自己“马良”、“用多”、“御者善”的优势，固执地拒绝旁人的忠告，知错不改。其中，简短的人物对话活画出赶车人的愚蠢和顽固，讽刺十分辛辣；赶车人可笑的嘴脸被作者故意夸张地渲染出来，格外引人注目，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

其他如《孟子·公孙丑》中的“揠苗助长”，讥讽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人；《韩非子·内储说上》中的“滥竽充数”，嘲讽靠骗人吃饭的卑劣行径；《战国策·楚策》中的“狐假虎威”，讽刺仗势欺人、作恶多端的小人；《庄子·秋水篇》中的“井蛙与海鳖”，嘲笑盲目自大、鼠目寸光的人；《吕氏春秋·察今》中的“刻舟求剑”，嘲弄愚蠢的保守主义者……这类寓言都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严峻的批判和辛辣的讽刺。宋代黄震在《黄氏日钞·续诸子·庄子》中说：“庄子以不羁之才，肆跌宕之说，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必无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戏薄圣人，走弄百出，茫无定踪，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以《庄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多着作中的寓言故事是后世讽刺小说的鼻祖，它们的讽刺方式和手法为后世小说家所继承和发扬，尤其是对志怪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其三，许多取材广泛、内容丰富的寓言故事，开拓了小说创作的题材范围。寓言故事取材很广，有的来自于现实生活，有的来自于民间故事，有的来自于远古的神话传说。许多寓言故事家传户诵，妇孺皆知，甚至凝练成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成语，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这些寓言故事不仅被后世小说家形诸笔墨，极大地丰富了小说创作的内容，同时，也启迪了小说家创作的灵感和思路，增强了阅读小说的趣味。在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中，很多题材都是取自寓言故事，在后来的《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作品中，仍然可见寓言故事的影响。

除前面已经涉及的以外，对后世小说产生影响的寓言故事不胜枚举。如《庄子》中的“望洋兴叹”、“朝三暮四”、“东施效颦”、“庖丁解牛”、“捉襟见肘”；《孟子》中的“五十步笑百步”、“脍炙人口”、“冯妇搏虎”、“校人烹鱼”、“弈秋诲弈”；《列子》中的“愚公移山”、“歧路亡羊”、“杞人忧天”、“高山流水”、“小儿辩日”；《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郑人买履”、“自相矛盾”、“螳螂捕蝉”、“郢书燕说”；《吕氏春秋》中的“掩耳盗铃”、“引婴投江”、“逐臭之夫”、“循表夜涉”、“一窍不通”；《战国策》中的“鹬蚌相争”、“百发百中”、“画蛇添足”、“狡兔三窟”、“惊弓之鸟”，等等。

三、史传文学

如果说远古的神话传说和先秦的寓言故事对小说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话，那么，中国特别发达的史学对小说演变和成熟的影响则是十分深远的。

先秦两汉时期，成熟的史传文学，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三国志》等，在叙述故事情节、记录人物言行、描写人物性格等方面，都为后来小说的形成和发展做了重要的铺垫，并成为志人小说的源头。

具体说来，先秦时期的历史散文刻画人物、记述事件已经比较生动，诸子散文记录孔子、孟子、庄子、晏子及其门徒的生平和言行，也具有一定的传记色彩。至于汉代的《史记》，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以历史人物为中心，运用多种艺术手段，通过复杂的事件表现人物，这正是小说描写人物的特点所在。《史记》之后，涌现出一大批杂史杂传，如班固《汉书·艺文志》着录的小说，以及陆贾的《楚汉春秋》（辑本），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列士传》，韩婴的《韩诗外传》、袁康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等，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它们大量采录奇闻轶事，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性质大体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言：“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也。”也就是说，这些作品大都介于“子”与“史”之间，琐碎浅薄，虚妄荒谬，可以视为史传文学向小说过渡的一种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史传文学和小说大体上都以人物、事件为中心，两者的相通之处不少。但是，在先秦两汉时期，史学与文学的界限并不分明，所谓的史传文学实际上是富于文学色彩的史学之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写历史要求尊重客观事实，不允许想象和虚构；写小说则不同，不排斥想象，甚至需要虚构。故而，两者的性质有很大的差别。

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为小说的形成提供了多方面的艺术经验。其荦荦大者，是描写人物、叙述事件和展现重大的政治、军事斗争场面。

中国古代小说以写人物为中心，关注人物的命运，集中而完整地展示人物一生的事迹，如唐代传奇就大多采用人物传记的形式。先秦两汉史传文学的许多篇章，人物描写细腻，神态生动，个性鲜明，直接影响了小说家的创作。如《论语·先进》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晳后。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这是一篇结构严谨、中心突出的文章，以“言志”为线索，在问志、述志、评志的过程中，通过精炼的个性化语言和适当的动作描写，刻画了孔子及其四个弟子的性格特征。孔子运用启发式的教育方法和学生交流，短短几句问志、评志的话，突出表现了一位和蔼谦逊、循循善诱，对学生了如指掌、关怀备至的师长形象。子路锋芒毕露，“率尔”二字准确写出了他率直果敢、刚强好胜又略带鲁莽的性格，就其答辞的内容看，与他耿直自负的性格也是一脉相承的。冉有的言辞谨慎、谦虚，不卑不亢而又充满自信。公西华年龄最小，但睿智聪敏、善于辞令，他的答辞透露了通晓礼仪、谦恭礼让的美德。曾晳的洒脱狂放、才华卓着、机敏好学的个性，以及有些得意和虚荣的态度，在他悠闲的“鼓瑟”、诗意的答辞和执着的追问中得以表现。可见，《论语》虽然是语录体散文，写人的篇章也十分精彩。

又如《左传》中的《晋公子重耳出亡》（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写重耳历经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不仅将他流亡的过程写得跌宕起伏，而且从中表现了他怎样从胸无大志、贪图安逸的贵公子成长为气度恢宏、功业卓着的成熟国君，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国语》中的《骊姬谮杀太子申生》，写骊姬欲谋害太子申生，恐大臣里克干涉，优人施自愿出面说服里克，人人酒席间起舞而歌，暗示里克在变故中要保全自身，里克明了其中之意，夜招优施，问明“君（献公）既许骊姬杀太子而立奚齐”，即以保持中立为条件，与骊姬一方达成政治交易，对人物心态的描摹十分细腻；《战国策》中的《齐策》写冯谖，首先以三次弹铗而歌、有意索求更高物质待遇的奇特行为刻画他不同凡响而又故弄玄虚的性格，接着用“冯谖署记”、“矫命焚卷”、“市义复命”、“复谋相位”、“请立宗庙”等一系列波澜起伏的情节展现他有胆识谋略、巧言善辩而又恃才傲物的“奇士”风采，塑造人物的手法更为成熟，摆脱历史事实拘束的虚构痕迹透露出几分小说的特点，人物形象更饱满生动，更有立体感；《史记》的《李斯列传》中，写李斯年少时比较了自己亲眼所见的老鼠的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在厕所里吃污秽之物的老鼠惊恐不安，而在粮仓里大嚼粮食的老鼠则悠闲自在，于是感叹地位决定人的生活，决定学习“帝王之术”，这是选择典型的细节刻画人物，有利于生动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避免了对人物的枯燥抽象的评述，使作品更具可读性。

中国古代小说对情节高度重视，并常常采用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史传文学在这一方面发挥着潜在的深刻影响，并给小说家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如《晏子春秋》中的《二桃杀三士》：

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见公曰：“……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因请公使人少馈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计功而食桃？”公孙接仰天而叹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也，士众而桃寡，何不计功而食矣。接一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田开疆曰：“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中流。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而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公孙接、田开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让，是贪也。然而不死，无勇也。”皆反其桃，挈领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独生之，不仁；耻人之言，而夸其声，不义；恨乎所行，不死，无勇。虽然，二子同桃而节，冶专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领而死。……

这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讲述了晏婴设计铲除功高盖世而傲慢无礼的三位壮士的过程。可悲的是，三位壮士一方面已经识破了晏婴的计谋，另一方面，为了获得“勇”、“义”双美的名声，他们宁愿落入圈套，一个个悲壮地自刎而死。应该看到，这篇文章具备了小说叙事的必要成分，可以毫不逊色地列于中国最早的短篇小说精品之列，却因被人误认而依附于子、史文体流传下来。当然，后代小说在借用这类历史叙事的方式、方法时，把其中的智慧和精华也点化过来了。

至于众多历史散文中的叙事技巧的被借鉴，可谓数不胜数。在叙事方式上，《左传》叙述历史事件繁简适度，条分缕析，并富于故事性和戏剧性，尤其善于通过典型的情节，把极其复杂的事件联系起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晋灵公不君》（宣公二年），连续铺叙晋灵公修筑豪华宫室、弹射行人、随性杀厨师的恶行，士会、赵盾进谏，被晋灵公派去刺杀赵盾的麑不忍下手而撞槐树自杀，车夫提弥明为救再次被暗算的赵盾而战死和武士灵辄倒戟救恩人赵盾，赵穿杀死晋灵公，太史董狐书“赵盾弑其君”，赵盾派赵穿到成周迎接公子黑臀登基。事件头绪纷繁，叙述却交待照应，有条不紊，戏剧性强。在叙述模式上，《国语》以空间为记述的线索，采用“依地而述”的模式作集中叙事，使叙事结构更为完整，与《左传》的“依时而述”相比，在叙述模式上是一个突破，直接开启了后世“依人而述”、“依事而述”的叙述模式。如《左传》和《国语》都有对晋文公的记述，《左传》分五次叙述，不免让人感觉有些零碎，《国语》则对他作一次性的集中描述，摆脱了同时记载各种事件的杂乱之弊。在情节设计上，较之《左传》和《国语》，《战国策》许多篇章的情节更加生动曲折，却完全不能当作史实来看，因此具有浓厚的小说意味。如《魏策》中的《唐且不辱使命》，讲述安陵君派唐且到秦国解决“易地”的政治骗局，唐且不畏强暴，在秦国的朝堂上拔剑威逼秦王嬴政，迫使其致歉，从而在外交上战胜了强秦。对这一事件，早有学者指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但作者的讲述却有声有色，十分动人，而不太看重这一历史故事的真实与否。

史传文学还为后来描写政治斗争、战争场面的小说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如《左传》擅长描写战争，它在艺术上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将战争视为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从各个方面进行描述，尤其注意挖掘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关系，将战争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在叙述战争事件时，关注于交待人心向背、外交往来、战前谋划、战争影响，特别是战争的正义与否，还注意从侧面渲染战争的气氛，淡化对战争的实际过程和结果的铺陈，因为在带有倾向性的叙述中，战争的结局已得到准确的预示。这种叙事方式，对后代的史学着作和小说创作的影响极大。

以《秦晋殽之战》（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为例，对这场战役，作者仅用二十余字交待开战的时间和地点，以及晋军俘获秦军战将、秦师全军覆灭的结局，大量的笔墨用于叙述战前决策过程、战争气氛和战役余波。在战争开始之前，作者以蹇叔哭师、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皇武子下逐客令等情节预示秦师失败的必然性；在战斗结束后，作者又用文嬴请求放回秦军三帅、原轸怒斥处置三帅之事、阳处父追赶三帅、秦穆公不怪罪三帅等情节，暗示秦晋两国有可能再次发生战争。故而，作品的着力点在于表现智慧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很有说服力，其叙事技巧对后世描写战争的历史小说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