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话本

宋元话本

宋元时期，肇源于唐代“说话”伎艺的白话小说——“话本”崛起，超越了此时文言小说的成就，反映了人们审美习惯的巨大变化，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又完成了一次新的飞跃。

话本原指“说话”艺人依据的底本，后亦指仿照这种文本的体制和风格写成的小说。“说”为讲述，“话”是故事，“说话”就是讲故事。它的渊源十分久远，孕育于早期的“百戏”之中，原来只局限在士大夫中间，多供统治者娱乐消遣，后逐渐走向民间。作为一种伎艺，“说话”在唐代开始独立。五代时期，战乱频仍，文学艺术遭逢厄运，“说话”处于停滞状态。到宋元时期，“说话”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修养较高的专业化“说话人”，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家门，逐渐发展壮大，进入发展的黄金期。这与当时都市经济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和《武林旧事》诸种笔记记载详细，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

“说话”按题材划分，主要有小说、讲史、说经、说铁骑儿或合生等四家，所说内容各有侧重，艺术上各有特点，可谓自成路数。其中，最为盛行的是小说和讲史（又称平话），从话本小说的角度看，也以这两种最有价值。小说又称“银字儿”，大略是讲述哀艳动人的故事，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等八大类，能够在短时间内把一件事说圆转。讲史则是说前代兴废征战的故事，往往虚实相伴，内容较多，类似长篇小说。因为它们用当时通俗的语言讲述，以投合大众的审美心理和要求，所以作为文字记录的故事底本，也大多用流行的口语写成，这在客观上奠定了白话小说的语言风格。尤其是编写话本的团体——书会出现，话本的文学价值逐渐显现出来，并以蓬勃的生命力压倒志怪、传奇等文言小说。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云：

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俗着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

这里的“平话”泛指话本。

“说话”艺术的发达带来了话本小说的发达，但从“说话”到话本小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初期是传说阶段：“说话人”讲故事是口授心传，没有文字记载，完全是伎艺性的。中期是传说与创作并存阶段：随着故事不断丰富和完善，有了文字的记录和整理，但这些文字并不供人阅读，而是便于演说和师徒传授。这时的话本只是为了适应职业的需求，没有文学的目的，故而简单而粗糙，很可能只是故事的提纲，其艺术细节需要“说话人”凭借自己的才能去补充。后期是文学写作阶段：随着市民文化需求的日益提高，以及印刷业的发达，“说话人”的底本被人修改润色、印刷出版、公开流传，成为诉诸视觉的文学作品，开始供人阅读。这时，说话伎艺和话本小说有分离的趋向，白话小说随之诞生，开辟了古典小说发展的新纪元。可见，从本质上说，话本小说是一种世代积累的集体创作，具有独特的体制和美学风貌。

话本的出现是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的一件大事，其积极意义主要是：其一，通俗生动的白话取代简洁凝炼的文言，既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又扩大了文本阅读群体，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功能和影响力；其二，描写的对象由以帝王将相、文人士子为主转向平民，尤其是以商人、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市民成为小说的主角，使作品的思想观点、美学情趣等随之变化，形成了中国白话小说的民族特点，奠定了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章回小说的基础。如前所述，从此，以文言小说为主体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体的历史阶段了，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说话”有比较通行的形式，这也自然反映到话本小说里。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在体制上是较为一致的，一般由题目、入话、头回、正话、篇尾五个部分构成。题目是表明故事内容的主要标志，最初多用人名、物名或主要事件和行为的概括性词语组成短小的标题，后重视文字的文采，逐步衍化成七言、八言的文句。入话即开篇，通常以一首诗词，或诗词各一首，或数首诗词开头，其作用主要是点明小说主旨，概括全篇内容，渲染烘托特定气氛，从正面或反面陪衬故事内容，抒发情感，点明与正文有关的时间和地点等。所用诗词既有前人现成的作品，也有自己的创作。头回也叫得胜头回、得胜利市头回、笑耍头回，是入话和正话之间插入的一段与正话相类或相反的短故事，有承上启下、衬托对比正话的作用，并和入话一起达到肃静场面、稳定到场听众和等候迟到听众的目的。正话也称“正传”，是话本的主体部分，一般篇幅不长，说话人能一次说完，但是也有分回的，如《碾玉观音》分作上、下篇，上篇结束时留下一个悬念，下回接着再讲。文字一般包括散文和韵文：散文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带有浓重的说话人口气，是主要部分；韵文包括诗词、骈文、偶句等，多用于描写人物外貌，渲染环境气氛，以补充散文叙述的不足，增强艺术感染力，有较明显的讲唱文学的痕迹。篇尾又称“煞尾”，与不可或缺的表示正话故事结果的结尾不同，它是另外附加的部分，往往缀以诗词或题目，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接在正话故事结局之后，直接由说话人或作者出面总结全篇主旨，或对人物事件作出评论。

宋元时期，话本小说多出自民间艺人之手，几乎无一署名，且都以单篇形式流传于市井之间，但现在仅能在明人刻印的话本集中看到部分作品，可以想见，宋元三百多年间，话本散佚的数字是无法估计的。而且，不少作品的写作时间不明确，尤其是宋元两代，更难分辨，研究者们只好比较稳妥地把它们合在一起，笼统地称为“宋元话本”。这造成了宋元话本的篇目究竟有多少，迄今没有精确数据的局面。

一般认为，小说话本以宋代居多，讲史话本多出自元代。

宋元话本中的短篇在元代早期罗烨的《醉翁谈录》，以及钱曾《述古堂藏书目》、《也是园书目》中有着录，如《简帖和尚》、《西湖三塔记》、《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风月瑞仙亭》、《合同文字记》等，它们结构简单、描写粗糙、情节离奇，整体上看显得较为粗朴，应比较接近宋元小说的原貌；宋元话本主要还是见于明代几位通俗文学家搜集、整理的话本小说专集《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以及“三言”等书中。其中，洪楩所编《清平山堂话本》被认为是最早的一部话本集，书中可看作宋元间的小说不少，除收录上述五篇作品之外，还有《蓝桥记》、《洛阳三怪记》、《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刎颈鸳鸯会》、《杨温拦路虎传》、《花灯轿莲女成佛记》、《董永遇仙传》等；《京本通俗小说》也保存了一批宋元时期的白话小说，如《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拗相公》、《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等；“三言”里收辑的作品经冯梦龙的修饰、改编，很难说呈现的是宋元时期话本的原貌，作为考察宋元小说的资料尚可，而径直视为宋元小说则不够适宜。

宋元时期以长篇形式流传下来的讲史话本主要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大宋宣和遗事》、《薛仁贵征辽事略》等。此外，在讲经话本中，只存《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又名《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些作品对章回体小说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后世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便是以此为蓝本或模式创作而成的。

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小说话本和讲史话本文学色彩较浓。二者的区别比较明显：前者主要取材于现实，篇幅较短，唱白兼施；后者主要取材于历史，篇幅较长，以说白为主。实际上，这两种话本在内容上是互有交叉的，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到元末明初，二者逐渐合流，《水浒传》就是合流的产物。

小说话本题材比较广泛，主要有四类：一是爱情小说，代表作有《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志诚张主管》、《张生彩鸾灯传》等。二是公案小说，代表作有《错斩崔宁》、《简帖和尚》、《错勘赃》、《勘皮靴单证二郎神》等。三是豪侠小说，如《宋四公大闹禁魄张》、《万秀娘仇报山亭儿》等。四是神怪小说，如《张古老种瓜娶文女》、《西山一窟鬼》等。在这四类作品中，爱情和公案两类成就最高。

爱情小说“多采闾巷新事”（凌濛初《拍案惊奇·自序》），以市民，特别是妇女为主角，渗透了很强的市民意识，表现了他们对生活，特别是对爱情、婚姻的态度。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收录在《醒世恒言》中，讲述商人的女儿周胜仙与酒肆老板范大郎的弟弟范二郎在茶坊里邂逅，一见钟情，回家后各自害起了相思病。但是，周胜仙的父亲嫌范家地位卑微，要将女儿嫁给大户人家，周胜仙当场昏死过去，被埋葬在坟园里。盗墓贼朱真于掘棺时乘机奸“尸”，周胜仙“得了阳合之气”，死而复生，被迫依归朱真，受尽欺凌。后来她趁邻家酒店失火，逃奔樊楼去找范二郎，却被范二郎当作女鬼杀死，范二郎因此入狱。周胜仙的鬼魂到狱中与范二郎玉成好事，而且求五通神救了范二郎。一对有情人虽然最终未成眷属，却歌颂了市民阶层热烈、执着地追求自由爱情、自主婚姻的愿望和精神，控诉了扼杀爱情的封建势力，表现出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相对立的进步思想，其思想的深刻性在古典小说中是非常难得的。

作者在结尾赋诗云：“情郎情女等情痴，只为情奇事亦奇。”道出了这篇小说的两个特点：

一是塑造了一个“情痴”的典型形象。周胜仙爱上了范二郎后，一心要嫁给他；遭到父亲的阻挠，便以死抗争；复活后对情郎念念不忘，一旦有机会逃离朱真的控制，便急切寻找范二郎；被范二郎打死后，仍托梦云：“奴两遍死去，都只为官人。”并最终与自己择定的爱偶结合。她将爱情置于超越生死的至高无上地位，舍生忘死地追求爱情，生前、死后始终不渝，性格的坚定与执着被展现得十分动人。此外，几个次要人物也各具特色，个性突出，如范二郎的肤浅被动、周大郎的势利心狠、周妈妈的通情达理、朱真的淫邪凶狠，都给人留下清晰的印象。

二是想象奇特、构思奇巧。周胜仙怄气假死而复活、得“阳合之气”生而复死的情节不仅推动了故事的发展，而且异想天开，饶有兴味，充满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作者还擅长设置悬念，巧妙铺垫。如几次交代周大郎“不在家”，为后来的爱情悲剧作了铺垫；周胜仙假死，周大郎与周妈妈大吵一顿后，将“女儿房里但有的细软，都搬在棺材里”，埋下了有人贪财盗墓的伏笔，为周胜仙的复活留下了契机；朱真盗墓前，他娘劝止道：“二十年前，你爷去掘一家坟园，揭开棺材盖，尸首觑着你爷笑起来。”为周胜仙在棺材里“抬起身来”作了暗示。

此外，作者在揭示人物性格特征时，注重运用心理描写的方式，使人物形象真实感人，富有艺术魅力。如开头写男女主人公在茶坊里一见钟情：

四目相视，俱各有情。这女孩儿心里暗暗地喜欢，自思量道：“若还我嫁得一似这般子弟，可知好哩。今日当面挫（错）过，再来那里去讨？”正思量道：“如何着个道理，和他说话，问他曾娶妻也不曾？”……那范二听得道：“我且听那女子说。”那女孩儿道：“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我的小名叫做胜仙小娘子，年一十八岁，不曾吃人暗算，你今却来算我！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这范二自思量道：“这言语跷蹊，分明是说与我听。”……对面范二郎道：“他既过话与我，[如何]我不过去？”……大叫起来道：“好，好！你这个人真个要暗算人！你道我是兀谁？我哥哥是樊楼开酒店的，唤做范大郎，我便唤做范二郎，年登一十九岁，未曾吃人暗算。我射得好弩，打得好弹，兼我不曾娶浑家。”……女孩儿听得，心里好喜欢。……女孩儿起身来道：“俺们回去休。”看着那卖水的道：“你敢随我去？”这子弟思量道：“这话分明是教我随他去。”

将妙龄怀春的少男少女最隐秘的内心活动表现得妙趣横生。又如范二郎用“汤桶儿”打死周胜仙后，被“拘锁”在狱司里的大段心理描写：“且说范二郎在狱司闲想：‘此事好怪！若说是人，她已死过了，见有入殓的仵作及坟墓在彼可证。若说是鬼，打时有血，死后有尸，棺材又是空的。’展转寻思，委决不下。又想道：‘可惜好个花枝般的女儿！若是鬼，倒也罢了。若不是鬼，可不枉害了她性命！’夜里翻来覆去，想一会，疑一会，转睡不着。直想到茶坊里初会时光景，便道：‘我那日好不着迷哩！四目相视，急切不能上手。不论是鬼不是鬼，我且慢慢里商量，直恁性急，坏了她性命，好不罪过！如今陷于缧绁，这事又不得明白，如何是了？悔之无及！’转悔转想，转想转悔。”委曲细腻地表现了范二郎疑虑、怜惜、追悔等复杂的情感。类似这样的描写，在宋元话本中并不多见。

《志诚张主管》录自《京本通俗小说》，《警世通言》卷十六题作《张主管志诚脱奇祸》，又作《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叙述东京开封府开线铺的张士廉，年逾六旬，续娶王招宣府遣嫁的小夫人为妻。小夫人哀怨不已，爱上了店中年轻的主管张胜，时常赠送金钱、衣物给他。但张胜怕惹下祸端，只好辞职避嫌。后因王招宣府的一串西珠失窃，小夫人自缢身亡。死后的小夫人带着西珠投靠张胜，张胜并不知这是小夫人的鬼魂，虽然收留了她，却仍然以主母相待，守礼不乱。

小说的主旨体现在末尾的四句诗中：“谁不贪财不爱淫？始终难染正心人。少年得似张主管，鬼祸人非两不侵。”这显然是在劝诫世人不要贪财好色，称颂张胜“立心至诚”，能够“超然无累”。为了表现这一题旨，作者有意将张士廉和张胜进行比较：张士廉虽然年过六十，却色心不死，贪心不足。他对续弦妻子的要求不仅是“人材出众，好模好样”，而且是“门当户对”、“有十万贯房奁”。在幸运地娶到小夫人后，却因迷恋美色而惹上一身毛病：“腰便添疼，眼便添泪，耳便添聋，鼻便添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被自己贪恋的小夫人的几万贯房奁牵累，造成“荡散了一个家计，几乎做了失乡之鬼”的结局。相比之下，面对小夫人的财色利诱，张胜虽然也曾经有过动摇，但最终都能抵挡住诱惑，或退避躲藏，或“心坚似铁”，合乎当时的社会道德。小夫人给他一包衣物和五十两银子，他起初感到不安，觉得“不明不白”，“一夜不曾睡着”，但还是带回家中；小夫人无家可归，求他将她留在家里，他开始以涉瓜田李下之嫌为由断然拒绝，但看到小夫人的那串一百单八颗西珠后，他却改变了主意。不过，他还是把小夫人赠送的稀世珍宝还给了王招宣，得以摆脱灾祸。小夫人真情实意对待张胜，张胜并非一点都不动心：元宵夜看灯，尽管母亲一再叮嘱他不要“从张员外门前过”，但他还是不由自主地“迤逦信步行到张员外门前”。他能够抵御小夫人“屡次来缠”的色欲迷惑，做到“心坚似铁，只以主母相待，并不及乱”，原因有三：一是母亲的告诫。张胜把小夫人私赠的钱财拿回家后，那婆婆怕儿子“做出事来”，便不让他再到线铺做伙计了。后来不敢收留小夫人，也是因为“家中母亲严谨”。二是张胜与张士廉的特殊关系。他跟着父亲在“员外宅里二十余年”，自己“趋事员外”，“也有十余年”，长时间的稳定的雇佣关系，使他对张士廉感恩戴德：“举家衣食，皆出员外所赐。”三是胆小、自私的性格。他害怕惹上祸端，只接受小夫人赠送的金钱财物，却对她的真情无动于衷，显得势利虚伪、卑怯无情。作者夸赞张胜云：“如今财色迷人者纷纷皆是，如张胜者，万中无一。”这个普通的市井细民既有老实本分、立心志诚的优点，也有缺乏人性、麻木不仁的不足，表现得相当真实。

小夫人的形象也塑造得很成功。这个命运凄苦的女人大约是寒门子女，身世、姓名都不得其详。先是给王招宣做小妾，“初娶时，十分宠幸。后来只为一句话破绽些，失了主人之心，情愿白白里把与人”，就这样凄惨地被赶了出来。后来受媒人欺骗，转嫁给“年过六旬”的张士廉，两人的年龄差距竟有“三四十岁”。她为此不平而且痛苦：“我恁的一个人，许多房奁，却嫁一个白须老儿，好不生烦恼。”她不安于命运不公平的安排，大胆追求她所理解的爱情和幸福。她不顾封建妇德，不管主仆名分，矢志不移地追求青年主管张胜，常常以主母的身份给张胜送钱、送物，以期赢得其欢心。如有一次，她给张胜和另一个主管李庆各一包钱，“李主管得的是十文银钱，张主管得的是十文金钱”。尽管总是遭到张胜拒绝，她却始终不死心，“死后犹然相从”，爱得那么主动大胆，那么热烈执着，令人啧啧赞赏，又唏嘘惋惜。她力图摆脱任人摆布命运的愿望，以及为之付出的坚决行动，表现了她对封建礼教的勇敢叛逆，反映了市井细民的美好生活理想，体现了社会道德与人生自我存在着尖锐矛盾的时代特点。

这篇小说的叙事技巧、场景设计等也有独到之处。第一，作者正面赞扬张胜，又隐约同情小夫人，含蓄赞许她的痴情。用夸张的笔墨突出小夫人与张士廉不合理的婚姻，既深刻揭示了其中的社会原因，也为小夫人背叛丈夫、暗恋张胜找到合理的理由。作者这样叙述故事是很高明的，取得了既尊重社会道德，又不损害“自我”人性的客观效果，这是这篇小说的最大价值所在。第二，为了突出张胜的“志诚”，作者实写他的见闻感受，对于小夫人等则采用虚写。故而，小夫人偷走西珠、张士廉受牵连入狱、小夫人自缢身亡和她的鬼魂携珠相投等变故，张胜一概不知，读者也被蒙在鼓里。直到张士廉出狱，才真相大白，读者也才感受得到故事的真幻莫测、奇谲曲折，以及小夫人对张胜感人至深的爱情和她的不幸命运。第三，作者选择元宵节和清明节这两个节日来描写篇中的男女遇合、人鬼幽期，是颇具匠心的。在这两个传统节日里，人们或赏灯，或游园，青年男女的行动较为自由；清明节又有祭奠亲人的习俗，易于与游魂野鬼产生关联。这样特殊的时空环境，可以为故事的讲述和展开以及营造真实的生活场景提供合理的逻辑依据。

公案小说围绕犯罪、侦查、破案、惩罚的过程描述，“意在劝讽，时着良规”（《拍案惊奇·自序》），揭露了社会的混乱、吏治的腐败，表现了人们对黑暗现实的痛恨，对惩恶扬善的希求，对清廉官员的渴盼。

《简帖和尚》亦名《胡姑姑》，又名《错下书》，辑存于《清平山堂话本》、《也是园书目》中，《古今小说》作《简帖僧巧骗皇甫妻》。讲述北宋时在东京开封府当差的武官皇甫松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妻子杨氏，一个洪姓和尚设下骗局，让一个小孩给皇甫家送“三件物事”和一封“简帖儿”，使皇甫松误认为妻子有了外遇而将她绑至官厅，昏聩无能的开封府尹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竟判“听从夫便”，丈夫休弃妻子，铸成冤案。洪和尚又与媒婆勾结布局，骗娶到举目无亲、走投无路的杨氏。一年后，皇甫松去大相国寺烧香，与洪和尚、杨氏不期而遇。皇甫松与一个行者尾随两人回家，救下被洪和尚谋杀的杨氏，将洪和尚押到开封府钱大尹厅下，揭露他设计骗局的过程，将其正法。杨氏冤案查明后，夫妻最终破镜重圆。

作品通过对杨氏悲苦命运的描述，反映当时妇女任人宰割的悲惨处境，鞭挞昏官、奸僧、恶婆等社会黑暗势力。其中，对僧侣恶行的揭露尤为深刻，而且非常有针对性。在宋代，剃度的度牒形同赋税，朝廷为增加财政收入，对剃度僧侣不加控制，造成寺院中僧侣过滥，鱼龙混杂，寺院甚至成为人渣无赖的收容所。随之而来的，是奸僧、淫僧为非作歹之事在当时层出不穷，闹出人命官司也是屡见不鲜。作为公案类的小说，这篇作品是较早以公案形式反映恶僧、淫僧内容的，而且借僧侣问题描写男女情爱，体现了题材的开创价值，为后代公案小说提供了一种创作的新思路。

这篇小说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阴险狠毒的洪和尚、简单粗暴的皇甫松、外柔内刚的杨氏、单纯倔强的迎儿等。一方面，作者善于揭示人物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包含着市井民众浓厚的人情味。如皇甫松虽是一介武官，头脑简单，行为狂躁，但对妻子却一往情深。看到僧儿手中的要送给妻子的“一对落索镮儿、一双短金钗，一个简帖儿”，就轻易相信了妻子的背叛。在拷打丫环迎儿、审讯僧儿和杨氏均无实证后，轻率地对开封府尹说：“松如今不愿同妻子归去，情愿当官休了。”可是，他又为情所困，念念不忘杨氏。带着往昔琴瑟和谐的美好回忆，怀着对前妻的无比眷念之情，在正月初一独自去大相国寺寻找杨氏的踪迹。见到杨氏后，与她深情凝视，流露出无比的留恋之情。及至得知自己被骗休妻，又和妻子重修旧好。又如洪和尚为满足自己的色欲，精心编造圈套拆散了他人家庭，如愿娶到心仪已久的杨氏，确实非常奸险阴毒；但看到杨氏因与皇甫松相遇后流泪不止，便将隐忍了一年的谋骗之事和盘托出，并对杨氏深情告白：“我不容易得你来！……今日得你做夫妻，也不通容易。”表现出他多情的一面。再如描写杨氏，被皇甫松遗弃前后，她百口莫辩，柔弱无依，楚楚可怜；得知真相后，她大叫冤屈，拼死抗争，无比刚烈。据上可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不是简单划一地加以表现的。另一方面，作者善于发挥话本长于白描的特点，在客观的对比中突出人物的性格。如几次描写洪和尚的外貌，大略如下：

浓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绰口。头上裹一顶高样大桶子头巾，着一领大宽袖斜襟褶子，下面衬贴衣裳，甜鞋净袜。

长相不显粗鄙，穿着整齐大方，给人留下不错的印象。但清爽的外表下包藏着一颗私欲膨胀、阴暗狠毒的心，内外反差极为鲜明。

作者还擅长设置悬念，把一个完整的设骗与受骗的平常公案故事叙述得曲折有致，扣人心弦。如小说开头写洪和尚布置圈套，却不告知读者他行骗的动机。随着情节的发展，人们才逐渐明白他是贪爱杨氏的美貌。但他如何窥视到身处深闺的杨氏的形貌的，仍是一个悬念。直到小说结尾，这个悬念才由洪和尚自己解开：“我当初从你门前过，见你在帘子下立地，见你生得好，有心在你处。”又如皇甫松审问丫环迎儿，迎儿被吊打不过，便顺着皇甫松的意思说：“三个月殿直出去，小娘子夜夜和个人睡。”皇甫松以为迎儿会屈打成招，说出妻子出轨的实话；读者则会认为迎儿为躲避拷打，要编造瞎话，诬陷杨氏了。不料迎儿回答道：“小娘子夜夜和个人睡，不是别人，却是和迎儿睡。”这样机敏、诚实的说辞既解除了皇甫松的疑虑，自然生动地表现出他愤怒、无奈、失望的复杂心态，又消除了作品的悬疑，令读者忍俊不禁，产生良好的喜剧效果，还显示了作者深厚的语言功底和生活基础。

《简帖和尚》的流传颇为广泛。宋代《洪和尚错下书》的戏文、明代席正吾的《罗帕记》、无名氏小说《僧尼孽海》中的《募缘僧》等，都改编、演绎这个故事。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大约在元初定型，收录于《醒世恒言》中。作品叙述宋徽宗的宫人韩玉翘因安妃“宠冠六宫”，“不沾雨露之恩”，恹恹成病，到太尉杨戬府中养息。病渐痊愈，却又因听了评话先生“御沟流红”的故事再次病倒，愈加沉重。到二郎庙许愿后，渐渐平安无事；还愿时见到二郎神的英俊塑像，惹动春心。回去后焚香祷告，二郎神降临，与之“云雨绸缪”。不料二郎神竟是妖人孙神通假扮，孙神通被识破后遗落一只“乌皮皂靴”，逃之夭夭。三都捉事使臣冉贵从皮靴开始勘察，由制作者、买主、受赠人追查至二郎神，后在一个年轻女人手中收购到另一只靴子，最终抓到这个女人的姘夫孙神通，“凌迟处死”。韩玉翘嫁给“在京开官店的远方客人”，“尽老百年而终”。

作品在故事题材的处理上颇具匠心。一方面，作者站在人性的角度，赋予了韩玉翘较多的同情。他客观展现了韩玉翘身在深宫而得不到宠幸的孤独寂寞，对她本能的性爱欲求给予深切的理解。作者还把满足她情欲的对象写成她幻想中的二郎神，这就为她的“出轨”行为找到了一个免遭诟病的因由。另一方面，作者从当时既成的道德和法律出发，让“淫污天眷”、欺骗感情的孙神通受到严惩，以为他当遭唾弃，死有余辜。这样一来，既没有损害韩玉翘的形象，又没有让作恶者逍遥法外；既尊重了人的本能欲求，很好地处理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与社会道德之间的矛盾，也顾全了皇帝的脸面，不违背或超越当时法律的尊严。

韩玉翘的形象塑造得较为丰满，也带有一定的典型性。她自“及笄”之年选入宫中，长时间见不到皇帝，人的本能欲求遭受严重的压抑。由于寂寞难遣，“渐渐香消玉减”。离开倍受压抑的皇宫后，“渐觉容颜如旧，饮食稍加”，却又因那个“说话”引出同病相怜的哀怨。应该说，她的个性意识再一次被唤醒：“若得奴家如此侥幸，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流露出对题诗红叶的韩夫人与拾得红叶、和诗其上的于佑终成百年之好的无比艳羡之情，故而再一次病入膏肓。当看到二郎神的塑像，作者这样描写：

当下韩夫人一见，目眩心摇，不觉口里悠悠扬扬，漏出一句俏语低声的话来：“若是氏儿前程远大，只愿将来嫁得一个丈夫，恰似尊神模样一般，也足称生平之愿。”

她的愿望并不过分，不过是嫁个于佑一般的书生，或貌似二郎神的平民，享受“人间恩爱”，“夫妻百年，偕老而终”罢了，这“煞强似入宫之时，受千般其苦，万种愁思”。所以，当假扮二郎神的妖人孙神通出现时，她“欢喜无任”，“如醉如痴”，反复掂量后云：“算来还该着意温存，便是铁石人儿，也告得转。今番错过，未知何日重逢！”毅然决然地投入意中人的怀抱。据此可见，作者对韩玉翘的心理刻画细致入微，有力地凸现出人物行动的内在动因，这在古典小说中是相当出色的。小说结尾，韩玉翘虽然受到“永不许入内”的处罚，并且另嫁他人，却“了却相思债，得遂平生之愿”，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作为公案小说，这篇作品的最大特点是将案件的侦察、破获过程详细道来，突出人的作用和力量，歌颂侦探的聪明与智慧。冉贵在勘察案情时顺藤摸瓜，一一排除：由“乌皮皂靴”的制作者任一郎找出买主蔡太师，由蔡太师馈赠皮靴查到其门生、知县杨时，由杨时送走皮靴追至二郎神庙，由二郎神庙进而怀疑其左右的妖人；在确定嫌疑对象后，冉贵又扮货郎暗中访察，在一个年轻女人手中收购到另一只皮靴，探得这女人是二郎庙庙祝孙神通的姘夫，孙神通又恰好懂得妖术，最终抓到这个假冒二郎神的妖人，案件真相大白。与其它的公案小说不同，作者并不着眼于完整再现犯罪的经过，而是详写破案的过程；而冉贵侦破案件既不靠他人告发或罪犯自首，也不靠其它偶然或巧合的因素，更不靠鬼神显灵或官员“神通”，而是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这种叙述模式非常独特，使这篇小说成为中国通俗侦探小说的开山之作，对后代侦探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讲史是宋人“说话四家”中较重要的一家，也是宋代最早发达起来的一个门类。故而，宋代的讲史活动很活跃，可以和讲小说分庭抗礼，靠此谋生的“说话”人也较多，北宋时的汴京就有专门讲三国的霍四究、讲五代史的伊常卖，南宋还出现不少讲史的女艺人。元代的讲史称为“词话”或“平话”，大约是因为它们主要用平常口语讲述、一般不加以弹唱，以及评说历史故事的缘故。由于讲小说在元代多被禁止，与现实有所隔离的讲史逐渐取代讲小说的主导地位，风行一时。从题材上看，三国、五代史仍然是艺人常讲的题目，似乎还有说《八阳经》和春秋战国故事的。

与小说话本相比较，宋元讲史话本除篇幅较长，类似于后来的长篇历史小说以外，还具有内容虚实相济、语言文白相间的特点。篇幅一长，就需要分卷、分节，并立有节目；讲述历史依傍史书，又运用想象虚构出许多细节；民间传说或想象出来的故事多为浅近的口语，敷衍史书记载的事件则多用通俗朴拙的文言，还常常穿插诗词。从整体情况看，宋元讲史话本艺术上还比较粗糙，多停留在对史料的补缀联属以及民间艺人的虚构上，但它们是长篇章回小说的滥觞，如生于元代后期的罗贯中从小就爱听说“三分”，也能绘声绘色地讲述三国故事，《三国演义》的许多情节就来自《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施耐庵对《宣和遗事》中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进行加工整理，写成《水浒传》；《封神演义》也是在《武王伐纣平话》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所以，讲史话本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宋代讲史话本流传至今的很少，主要有《五代史平话》和《宣和遗事》。

《五代史平话》十卷，梁史、汉史各缺下卷，实存八卷。晋史卷上、周史卷下的正文也有残缺。据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该书为宋人旧编，元人所刊印。全书采用编年体，讲述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兴废征战的故事，所依据的史书主要是《资治通鉴》和新、旧《五代史》，也附会了一些民间传说，如有关黄巢、朱温、刘知远、郭威等人的故事，比较生动活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苦难生活，也涉及民族矛盾的问题。如写黄巢落第后的情景：

黄巢因下第了，点检行囊，没十日都使尽，又不会做甚经纪，所谓：“床头黄金尽，壮士无颜色。”那时分又是秋来天气，黄巢愁闷中未免题了一首诗，道是：“柄柄芰荷枯，叶叶梧桐坠。细雨洒霏霏，催促寒天气。蛰吟败草根，雁落平沙地。不是路途人，怎知这滋味！”题了这诗后，则见一阵价起的是秋风，一阵价下的是秋雨。望家乡又在数千里之外，身下没些个盘缠，名既不成，利又不遂，也只是收拾起些个盘费离了长安。

枯荷坠叶、凉风细雨的凄清环境，正衬托出英雄末路的悲戚与无奈。描写细致生动，语言简炼通俗，显示了用作“说话”人底本的“话本”向真正的小说文本发展的迹象。

历史上五代与三国一样，都是“乱世”，各路枭雄奋发有为，平民出身的帝王“发迹变态”，如朱温与母亲、两个哥哥都在徐州录事押司刘崇家“驱口受佣工作”，他为刘家放猪；石敬瑭在娄忒没家做小厮，也当过牧羊人；刘知远七岁丧父，“家贫母寡，无以自赡”，随改嫁的母亲至慕容家，后又在李家喂马；郭威出身于普通农家，浪迹江湖，后投身行伍。四个开国皇帝都出身寒微，又都飞黄腾达，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发市井民众的兴趣，带来幻想的快乐。可惜该作在题材上没有突破史书的限制，人物描写也较为平淡。

《宣和遗事》又称《大宋宣和遗事》，分前后两集，凡十段。记述北宋衰亡，金人入侵，南宋建都临安之事，着重写宋徽宗的荒淫失政和靖康之乱的惨痛经过，总结了北宋灭亡的历史原因，鞭挞了上层统治者荒淫无度、媚君误国的无耻行径，表现了抗金爱国的民族精神。如宗泽临终时的描写：“宗泽疽发背死，临终无一语及家事，但连呼‘过河’者三；又厉声高吟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但是，《宣和遗事》多是抄撮各种旧籍，将文言与白话杂凑而成，内容比较庞杂，文体也不统一。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它“近于讲史而非口谈，好似小说而不简洁；惟其中已叙及梁山泊的事情，就是《水浒》的先声，是大可注意的事”。既批评了它的上述缺陷，也客观指出了它的价值。该作有一节专门讲“梁山泊聚义本末”，虽然文字很简略，但已粗具《水浒传》的雏形。其中，杨志卖刀、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等故事，对《水浒传》的情节结构影响很大。如写晁盖带人智取生辰纲后，捉事人王平到五花营前村，直入“酒海花家”酒店，将花约拿下，交张大年审讯。后花约据实供述：“为头的是郓城县石碣村住，姓晁名盖，人号唤他做‘铁天王’。带领得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张大年下令至郓城捕捉晁盖等人。押司宋江看了缉捕文书，星夜去石碣村报信，晁盖等人连夜逃走。虽然劫取生辰纲故事的地点、人员与《水浒传》略有出入，但大体事由、人物关系均被《水浒传》所吸收。作品还提到宋江手下三十六将的名号，如智多星吴加亮、青面兽杨志、九纹龙史进、豹子头林冲、赤发鬼刘唐等，也被《水浒传》承袭。所以，《宣和遗事》中的梁山故事可视为《水浒传》的原始雏形。此外，该作对陈忱《水浒后传》的影响也非常明显。

今存元代讲史话本主要有《全相平话五种》、《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薛仁贵征辽事略》、《三分事略》等。除《薛仁贵征辽事略》录于明代《永乐大典》外，其余的都有元刊本传世。

《全相平话五种》由建安虞氏于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刊印，包括《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后集平话》、《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续集》、《三国志平话》。这五种平话虽然内容不同，风格也有差异，但都叙事简括，虚构的人物居多，文字讹夺也较多，保留了未经加工的“说话”底本的原始面貌。

《武王伐纣平话》三卷，又名《吕望兴周》。主要描述商纣王荒淫残暴、昏庸无道，讲述周武王、姜尚兴兵伐纣灭商的过程。该作采用《史记》中的《殷纪》、《周纪》、《齐太公世家》，《尚书》中的《泰誓》、《牧誓》、《武成》，以及《逸周书》等史籍中的材料，将文言与话本小说中的神仙、灵怪题材融入讲史中，充分发挥想象，填补因年代久远、史籍湮没带来的若干空白，敷衍出离奇古怪、色彩斑斓的故事，使作品既有历史感，又具神魔性。它是表现历史人物、讲述历史事件的正统平话的一种变体，其浓郁的神异色彩对后来《封神演义》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武王伐纣平话》的内容均对史书有所依傍，其神怪色彩大都是为了使史事具体化和情节化。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史书中记载纣王曾“刳剔孕妇”、“朝涉之胫”、“剖比干观其心”，作者于是敷衍出下述三个故事：一是剖腹验胎、日废百人之命的惨剧。作者写道：

有一日，妲己奏曰：“子童辨得孕妇腹中是男是女。”王曰：“如何知之？”妲己曰：“恐王不信，试将数个孕身妇人，臣妾辨之。”

纣王果然抓来许多孕妇，一一剖腹检验，以证实妲己所言。二是“斫胫”看验骨髓、残害数十人性命的悲剧。纣王、妲己在鹿台上，看见少者渡河怕冷，而老者撩衣便过，就将几十人的胫骨剖开，查看骨髓是否满盈，残忍地伤害了这些人的生命。三是比干遭遇掏心之祸。比干在纣王的盛宴上看见一只九尾金毛的野狐，取箭射中，并接连铲除妖狐百数只；在硕州任上，他点燃柴火，用烟气熏染一个狐狸藏身的洞穴。因此，与狐狸精妲己结下积怨。妲己进谗言云：“臣闻比干是大贤人也，心有七窍，为人所以聪明智慧”，最终比干被剖腹掏心。又如《史记》之《殷纪》、《周纪》有纣王的“十条大过”的记载，该作不仅紧扣着这“十条大过”铺叙纣王的恶性，而且在篇末让周武王和姜尚数说逐一细数。武王道：

不仁无道之纣，尔囚吾父，醢吾弟身为肉酱，共妲己取乐，是一过也；虿盆、酒池、肉林、炮烙之刑，苦害宫妃，是二过也；尔去摘星楼上，撺下姜皇后死，山陵不修，葬后宫第七棵梧桐树下，是三过也；你信妲己之言，远窜太子，是四过也；杀害忠臣，贬剥忠良，是五过也。

姜太公接着说：

不仁之君，尔杀吾母，是六过也；尔醢黄飞虎之妻，有何罪名！是七过也；尔信妲己之言，剖孕妇，辨阴阳，是八过也；尔信妲己之言，斫胫看髓，是九过也；尔信妲己之言，修□□（造台）阁，劳废民力；费仲谗言，自乱天下，是十过也。

当然，该作也有不少适应情节发展需要而创造的怪异神奇的人物故事。如雷震出世：

二人语话中间，早至巳时，果然有浓云密布，狂风微起，遍满长空，东西雾长，南北云生，须臾雷震雹闪，雨下不止，顷刻平地成河，沟渠翻浪。……姬昌见古墓自摧，伫目视之，见一女子尸，形宛然如生，却被大雷震破女子之腹，内有一孩儿啼。

极为怪异。其他如苏护向纣王献女，女儿苏妲己被妖狐夺占躯体，入宫魅惑纣王；周兵过潼关，纣王派出迎敌的离娄、师旷分别是千里眼和顺风耳；纣王派去追赶殷交的将军虾吼是大耗神，佶晋是小耗神，媿鬼、媿岁是剑杀二神，荡州太守韩渥是吊客神等。此类故事多为民间说话人的艺术创造，但都附着在历史事件的大框架之中，使故事的奇异性没有完全脱离历史环境而独立存在。

尽管如此，该作劝诫后世君王以纣王为鉴的题旨还是非常鲜明的。作者并不满足于用奇诞有趣的故事吸引嗜奇好异的市井细民，而是尽可能地运用他们的道德观念、善恶标准来褒贬历史人物，探索朝代兴亡的历史规律。所以，我们看到作者对无道君王残酷暴虐的统治进行了愤怒的谴责，对贤明政治、仁君贤臣进行了热烈的赞颂。这里有两个细节不得不提及：一是武王、姜尚率军打入朝歌、生擒纣王后，虚构了纣王被押赴刑场，两人当众揭露其十大罪状的情节，表现讨伐纣王、灭掉商朝的正义性，以及诛杀纣王的大快人心。二是面对无恶不作的纣王，作者虚构了纣王之子殷交痛恨其父摔杀其母的淫暴兽行，大义灭亲，主动投奔武王，助周灭商，并亲手劈死了纣王和妲己，呈现出新兴市民阶层具有民主色彩的政治道德观念。不过，将纣王的所有暴行都写成是在妲己的唆使下干出来的，女色祸国的思想很也是很明显的，这无疑削弱了作品反暴君、反暴政的思想价值。而妲己的媚惑力被描写得不可思议、难以抵挡，不仅纣王极度迷恋她，毫无原则地言听计从，就连处斩她的两个刽子手都在她的“千娇百媚”中“堕刀于地，不忍杀之”，从而丢了性命，最后行刑的殷交也不得不用白绢蒙上眼睛，才将其置之死地。

《前汉书平话续集》三卷，别题《吕后斩韩信》，从项羽兵败自刎叙至汉文帝即位，主要讲述刘邦做皇帝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和相互残杀，其中特别突出吕后篡权、杀害忠良的暴行。作品由《汉书》中《高帝纪》、《高后纪》以及韩信、英布、彭越等传的部分史料组成故事的主线，杂入许多民间传说，虚构了一些故事和许多细节，表现出与《汉书》截然不同的观点。如重新评价项羽的功过，认为“项王有八德”，功多过少，其败亡并非个人过失所致，而是天意所为。又如揭露刘邦和吕后过河拆桥、滥杀功臣和无辜，集中铺叙吕后在宫中与沈孛私通、诬蔑彭越要夺她为妻、设计杀害戚夫人母子、逼迫刘肥等七位王将休妻另娶吕氏诸女、毒死得罪后妻吕氏的王将刘友等，突出她的冷酷无情、阴险毒辣、不可一世，展示了“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悲剧，笔锋相当犀利。尤其是“斩韩信”的中心情节，叙述刘邦因韩信功劳过大，授意吕后“罪杀”之；吕后强逼萧何定谋，萧何诳骗韩信入宫；韩信束手就擒，被诬“前南梁盗官马”、“隐藏钟离昧”、“唆使陈豨反”；接着是吕后急令处死韩信：

吕后传令教疾忙下手，赐韩信而死。……大汉十年九月十一日韩信归世，其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长安无有一个不下泪，哀哉，哀哉，四方人民嗟叹不息，可惜枉坏了元帅。人皆言萧何共吕后定计。当日萧何三荐，登坛拜将，今日成败都是萧何用机，人皆作念怨之。

与《汉书》相较，增衍的情节使故事更加曲折生动，场面的渲染使思想倾向更加鲜明深刻，寄托了作者的义愤与悲哀。之后，作者又虚构了“蒯通雄辩”的情节，他慷慨激越地陈说韩信的“十大该杀之罪”和“三反之状”，全都是正话反说，目的是为韩信评功鸣冤。这一情节深刻揭露了刘邦、吕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功臣的卑劣行径，痛快淋漓地宣泄了民众的激愤和厌恶之情，也使蒯通的佯狂义士形象跃然纸上。

与《五代史平话》一样，《前汉书平话续集》也从史书中获得写作素材，但它又不像《五代史平话》那样以抄录史书原文为主，而是对相关史实进行改编、润色，使之更具小说色彩，更有利于表达作者的情感。除上述“斩韩信”的情节外，又如吕后谋杀赵王如意之事，作者从《外戚传》选材，从原有的八十余字扩展到一千余字，不仅丰富了内容，而且描写十分细腻。写到赵王死后，惠帝探察赵王死亡之所，有这样一段文字：

前后三个月余，忽有一日，黑风一阵簇入未央宫殿下，惠帝惊视，至赵王死处，闻空中哭声不绝，其赵王死处，地草不生。惠帝伤心不忍，烦恼感恨。

以“黑风一阵”、“哭声不绝”、“地草不生”烘托赵王的冤屈，衬托惠帝的惊惧，很有艺术感染力。

在艺术方面，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荦荦大者，不外人物塑造、情节处理、语言使用等方面，其中一些长处是以往的文学样式很难达到的。在前述相关内容的基础上，此处再略加总结如下：

首先，宋元话本摆脱文言小说的窠臼，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市井平民人物，其中，女性形象特别突出。在表现人物的个性时，不仅善于在动作和语言的描写中加以显现，而且擅长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予以挖掘。

如《快嘴李翠莲记》中的李翠莲是一个聪明伶俐、能说会道、敢于挑战禁锢妇女的程朱理学的女性形象。她“姿容出众，女红针指，书史百家，无所不通”，“能裁能补能绣刺”，“受得辛苦吃得累”。只是性情直爽，“口嘴快些，凡向人前，说成篇，道成溜”。没想到她嫁到张家第一天就被公婆骂作“没规矩，没家法，长舌顽皮妇”，不出三天就为夫家所不容。为此，她针锋相对，毫不妥协，并主动提出离婚。原以为回到娘家可以凭劳动生活，谁知父母兄嫂都埋怨她嘴快，她毅然遁入空门。这样不受陈规陋习束缚、勇敢泼辣的女子形象，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是独一无二的，具有明显的反封建进步性。其他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蔑视神权、向往人间生活、嫁给市民许宣的机智多情、坚贞不屈的蛇仙白娘子，《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中为保全丈夫名节而自刎、将负心的丈夫拽入波心而死的性格贞烈、敢爱敢恨的女鬼郑意娘，《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被人奸占转卖、得救后复入贼窟的坚忍不屈、善于应变的民女万秀娘，以及前述为情而死的周胜仙、命运凄苦的小夫人、外柔内刚的杨氏、追求正常生活的韩玉翘、媚惑于人的妲己、阴狠毒辣的吕后等，都是中国古典小说女性人物画廊里极为独特、鲜明的形象。

这些形象的成功塑造，得力于作者对人物性格的深入挖掘。如无名氏的《风月瑞仙亭》用心理活动的描述来烘托卓文君、卓王孙的性格：

其人（司马相如）俊雅风流，日后必然大贵。但不知有妻无妻？我若得如此之丈夫，平生愿足！争奈此人箪瓢屡空，若待媒证求亲，俺父亲决然不肯。倘若挫（错）过此人，再后难得。

我女儿有先见之明。为见此人才貌双全，必然显达，所以成了亲事。老夫想起来，男昏女嫁，人之大伦。我女婿不得官，我先带侍女春儿，同往成都去望，乃是父子之情，无人笑我。若是他得了官时去看他，交人道我趋时（奉）势。

前段是卓文君在瑞仙亭见到司马相如，向他表白前的心理活动，凸现出一个热情开放、富于自主意识和决断能力的才女形象；后段是卓王孙得知司马相如被征召后，有心与女儿和解的内心独白，表现出他精明沉稳、处事练达的性格特征。又如无名氏《乐毅图齐》中的《孙膑说乐毅退师》，在人物语言和动作细节的描写中刻画人物孙膑沉着机智、仁义刚勇的性格特点：当百万燕兵进攻齐国，齐王甚感忧惧之时，孙膑挺身而出：“我王休忧。膑单身不用片甲，手不执寸刃，只凭三寸之舌，交乐毅百万雄军自退。”充满自信的话语，显示出他的爱国情怀和英雄气度；进入燕寨后，孙膑先是“上帐坐定，跌（趺）足捻髯，目视乐毅”，然后以“古者燕齐为唇齿之邦”和“齐王幼小，兵少将微，库藏空闲，人民残毁”，不堪与燕王为敌晓之以义、动之以情，表现出他的沉着气概和仁者风范；当乐毅不肯轻易回兵时，他则坦言其排兵布寨犯了兵家大忌，示之以利害，使燕将无不佩服，再次展现了他心存仁义的博大胸怀；乐毅倚仗强势要杀他时，他嘲笑说：“将志在谋不在勇”，“我单身来讲和，你排刀斧杀膑者，非君子也，乃小人之才。”乐毅依旧仗势恐吓，他便破口大骂：“你空为百万之师。尔不辱邈你上祖乐羊子节概，交别人就身上摘了印。”并一边叫喊着“把如你先杀我，不如先杀你”，一边“抡起沉香木拐，觑着乐毅头上便打”，表现了他智勇双全的风采；乐毅挡住了他的打杀，他就连用激将法刺激乐毅：“尔仗众杀我，非强；尔敢放我出去，则一阵便见高低。”“你不放我出去，你敢做耶娘养着我么？”“百万军中，我杀你，万载标名；你杀我，千年骂名。”使好强的乐毅心存忌讳，并激起血气之勇，将他放归，充分显示出他临危不惧、粗豪不羁的一面。

其次，宋元话本具有引人入胜的曲折情节，善于制造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悬念，也很注重细节描写。由于“话”是讲给人听的，所以，要想故事吸引人，就得让人被跌宕起伏、出人意料的情节紧紧抓住，欲罢不能。话本小说从一开始，就特别注重这一方面的追求。前述优秀的话本小说，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志诚张主管》、《简帖和尚》、《勘皮靴单证二郎神》等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其他如录自《京本通俗小说》的《冯玉梅团圆》（《警世通言》作《范鳅儿双镜团圆》），力图借助一连串的奇遇和巧合来满足接受者的审美趣味。头回故事奇巧曲折、妙趣横生：徐信与妻子崔氏被乱兵冲散后，巧遇与丈夫失散的另一女子王进奴，两人结为夫妻。三年后，他们在茶肆中又巧遇王进奴的前夫刘俊卿，刘俊卿后娶的妻子正是徐信前妻崔氏，于是各自换回原妻子，皆大欢喜。正话故事读来也颇富有传奇性和戏剧性：冯玉梅随父到福州上任，不料被“贼兵”掠走，巧遇范希周相救，两人结为夫妇。后官军破城，范氏宗族多被俘斩，冯玉梅估计丈夫已死，在荒屋自缢，恰巧被其父救下。十年后，冯父镇守封州，广州指使贺承倌前来投递公文，冯玉梅意外发现此人竟是范希周，夫妻破镜重圆。主人公置身乱世，所经历的一切不仅给人真实的感受，而且寄寓着流离无助的百姓的辛酸悲苦，颇具时代感和思想性。

辑录于《清平山堂话本》的《洛阳三怪记》讲述潘松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屡次被妖孽纠缠，几乎丢了性命的故事：有一天，潘松遇见一个“面貌与家间妈妈相似”的婆婆，说是潘松“妈妈的姐姐”，把潘松引到“一座崩败花园”。潘松认出一个青衣女童就是数日前病死的邻居之女王春春，王春春警告他此地危险，潘松得以逃脱。他把此事告知天应观道士徐守真，徐守真决定前去捉妖。同一天，潘松与徐守真在捉妖的路上，看到矮墙上有两个白鹩子，正准备去捉，白鹩子飞入“前番撞见婆子的去处”。婆子用鸡笼罩住潘松，引他去与“一个着白的妇人”交欢。王春春引导他看婆子杀人，潘松从床头边的大窟窿里逃走。潘松为避妖孽，在天应观住了一个多月。一日在池边钓鱼，只见“一个婆子咬着钓鱼钩”，他吓得昏死过去，后被人救起。等到潘松回到家里，婆子找上门来，直言相告：“娘娘交我来请你。”被徐守真从嵩山请来的师傅蒋真人喝止，后除掉了白鸡精、白猫精等妖怪。潘松四遇白鸡精，原因、结果都不同，情势一次比一次紧张，扣人心弦。

还有《喻世明言》收录的《张古老种瓜娶文女》，悬念迭出，趣味性极强：谏议大夫韦恕因直言遭贬，所养皇帝名马“照殿玉狮子”被种瓜的张公归还，免去一场灾祸。八十岁的张公却提出要娶韦恕十八岁的文女，韦恕以第二天办齐十万贯现钱、“并要一色小钱，不要金钱准折”戏弄和刁难张公，不料张公如其所言，备办了聘礼，顺利娶到文女。文女之兄韦义方立誓追杀张公，洗去韦家奇辱，却寻踪步入仙境，见到了“上仙长兴张古老”的妹夫和“上天玉女”的妹妹，最终自己也“受扬州城隍都土地”。其中，老夫张公娶得少妻、文女凄惶赶赴仙境、韦恕一家遇仙成仙等情节，都充满了浓厚的喜剧意味，令人回味无穷。

再次，宋元话本基本上用白话写成，善于吸取生动的民间俗语，并加工提炼成一种文学语言，具有通俗明快、生动流畅、幽默风趣的特点。这不仅为小说开辟了新的语言样式，也为白话文学开辟了新纪元，这正是宋元时期的小说能够超越唐代传奇的成就的一大要素。如录自《古今小说》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描写在开封“开质库”的张富的一段文字：

这员外有件毛病，要去那：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痰唾留着点灯，捋松将来炒菜。……地上拾得一文钱，把来磨做镜儿，捍作磬儿，掐作锯儿，叫声我儿，做个嘴儿，放入箧儿。

用极为夸张的语言刻画吝啬鬼的形象，世俗生活气息浓郁，表现力强。又如《快嘴李翠莲记》是一篇典型的体现宋元说话伎艺说唱兼备的语言风格的小说，全篇韵散相间，三十段如快板词似的韵语大大超过散文的字数，人物的才能、思想、性格等都从中得到充分的展现。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员外与妈妈听翠莲说罢，大怒曰：“因为你口快如刀，怕到人家多言多语，失了礼节，公婆人人不欢喜，被人笑耻，在此不乐。叫你出来，吩咐你少则声，颠倒说出一篇来，这个苦恁的好！”翠莲道：“爷开怀，娘放意。哥宽心，嫂莫虑。女儿不是夸伶俐，从小生得有志气。纺得纱，绩得苎，能裁能补能绣刺。做得粗，整得细，三茶六饭一时备。推得磨，捣得碓，受得辛苦吃得累。烧卖匾食有何难，三汤两割我也会。到晚来，能仔细，大门关了小门闭。刷净锅儿掩橱柜，前后收拾自用意。铺了床，伸了被，点上灯，请婆睡，叫声安置进房内。如此伏侍二公婆，他家有甚不欢喜？爹娘且请放心宽，舍此之外直个屁！”

前面的散文是连贯故事情节的，后面的韵文表现了李翠莲多才多艺、勤快能干、聪明细致的个性，以及孝顺爹娘公婆、对未来充满自信的心理。语言泼辣粗犷、生动明快，显示了宋元民间文学的特色，对后代“顺口溜”、“板话”、“快板”等文学样式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再如辑录于《熊龙峰四种小说》的《张生彩鸾灯传》，叙述语言活泼生动，凝练传神，尤其是排比句的运用，较好地展示了人物心理，烘托出人物个性。试看如下四段：

自此以后，以时挨日，以日挨月，以月挨年，倏忽间鸟飞电走，又换新正。

说那女娘子被舜美撩弄，禁持不住。眼也花了，心也乱了，腿也苏了，脚也麻了，痴呆了半晌，四目相睃，面面有情。

……只得闷闷而回。开了房门，风儿又吹，灯儿又暗，枕儿又寒，被儿又冷，怎生睡得？

舜美身心按捺不下，急忙关闭房门，径往夜来相遇之处。立了一会，转了一会，寻了一会，靠了一会，呆了一会，只是等不见那女娘子来。

分别把张舜美拾帕后与佳人相会的渴望、刘素香初见心仪异性的慌乱、张舜美无从与佳人交谈的苦闷和等待意中人到来的焦虑描摹得细腻深入，栩栩如生地表现了陷入爱河、苦于相思的青年男女特有的情状和心境，令读者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