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文言小说

宋元文言小说

宋元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志怪小说。这类小说在魏晋南北朝已臻于极盛，唐、宋、元三代默默发展，乏善可陈，处于漫长的创作低谷。二是志人小说。这类小说在南北朝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以《世说新语》为代表；在唐代又有变异和发展，更倾向于有补于世的务实功能，以《国史补》为代表；至宋元时期，则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峰。三是传奇小说。这类小说在唐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宋元时走向衰微，却也呈现出追求世俗化的新气象。

宋代的志怪小说，总体成就不如同时代的志人小说，语言平实，缺乏文采，但也有几部颇有影响的作品。以洪迈的《夷坚志》为代表，还有吴淑的《江淮异人录》、张君房的《乘异记》、张师正的《括异志》、王明清的《投辖录》、郭彖的《睽车志》等。金元时期的志怪小说，数量和质量都未超过宋代的水平，但发展线索未断，也有一些较有影响的集子。以元好问的《续夷坚志》较为出色，其他如《湖海新闻夷坚续志》（作者或为吴元复）、《异闻总录》（佚名）、《江湖记闻》（题“元大观过霄凤云翼编”）等，偶有可读之作。

《夷坚志》是宋元着录作品最多、反映社会生活面最广的文言小说集。作者洪迈（1123—1202），字景卢，号容斋、野处，鄱阳（今江西波阳）人，父洪皓，兄洪适、洪遵，皆任显官。幼时异常聪慧，过目成诵。稍长博览群书，释老旁行，无不涉猎。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及第，任两江转运使等职，后迁左司员外郎。高宗时出使金国，不惧要挟，被扣留，断水、食三日，回朝后以辱命论罢。后历任泉州知府等，终以端明殿学士告退。死后赠光禄大夫，谥文敏。着述甚丰，除《夷坚志》外，有《容斋随笔》、《野处类稿》、《猥稿》、《史记法语》《南朝史精语》等，编有《万首唐人绝句》。

《夷坚志》凝聚了洪迈一生的心血，从二十岁开始撰写，八十岁还有补作。原书四百二十卷，分初志、支志、三志、四志；每志又分十集，按甲、乙、丙、丁等顺序排列。规模之大，着录之多，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惜已残缺，今存二百零七卷。书名取《列子·汤问》中“夷坚闻而志之”的语意，自比博物而能识怪异的夷坚，将其书比作《山海经》。不过，《山海经》所记多是山川地理、珍禽异兽，《夷坚志》却多记鬼神怪异之事。

作者笔下的鬼神世界，实际上是现实社会的变相。举凡当时的伦理道德、政治经济、民俗信仰、轶闻掌故，甚至方言、医药等，无不涉及。洪迈学识渊博，此书却良莠不捐。周密《癸辛杂识序》云：“贪多务得，不免安诞。”洪迈确实不加抉择地搜罗改编，影响了《夷坚志》在小说史上的地位。

不过，披沙拣金，书中具有积极意义和时代精神的怪异故事也不少。有的描写北方沦陷区人民对故国的怀念和对南宋朝廷的殷切期望，体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怀；有的揭露盘剥、残害百姓的豪绅恶霸和官府势力，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疾苦；有的歌颂青年男女的真挚爱情、赞美同情百姓的仁慈富人和官员，表现了民众的愿望和理想。而且，作者总不让那些为富不仁、作恶多端的坏人有什么好下场，他们往往被雷电击死、被冤魂索命、来生变为畜牲，甚至子孙后代都遭遇祸端，不得安宁；而对于那些品德高尚、常做善事的好人，则让他们得到好报，或一生美满，或财富充盈，或后辈昌达。据统计，在《夷坚志》的三千多个故事中，涉及因果报应的有六百余个，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一。如此多的数量，不仅寄托了宋人对现实处境的无奈和对超现实力量的幻想，也体现了作者不满黑暗现实的创作宗旨。

《太原意娘》是一篇以宋室南迁的动乱为背景的作品。写意娘在与丈夫韩师厚南行避乱途中，被金兵所掳，因不愿屈从敌酋污辱，自刎身亡。死后化为鬼魂，“每念念”已“在江南为官”的丈夫，题诗寻夫，显形诉情，请求迁骨。可后来丈夫违背“誓不再娶”的诺言，另续新欢，她愤而复仇，使韩师厚惊恐而死。小说反映了金人南侵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表现了北方人民对故国乡关的思念之情，也谴责了南渡官员身耽逸乐、忘情负义的行为。整篇小说笼罩着凄凉哀婉的氛围，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意娘是一个品行高洁、敢爱敢恨的女子，作者在大开大阖的情节结构中，借助环境烘托和细节点染来刻画人物性格。意娘生前对丈夫情深意笃，以生命反抗金人的羞辱，表现出凛然不可侵犯的坚贞和气节；死后对丈夫梦绕魂牵，执着相随，依旧表现出对爱情的忠贞专一；一旦丈夫违约另娶，她的精神支柱旋即崩塌，无比刚烈的个性特征在寻夫复仇中得到进一步深化。作者还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塑造韩师厚的形象，并改变故事的叙述角度，设置悬念，使情节扑朔迷离，生动有致。

《庞安常针》是一篇叙述古代针灸术在民间应用的作品。写宋代神医庞安常用针灸法助产，一针救活母子二人，表现了庞安常高超的医术和针灸的神奇功效。作者不是平铺直叙、单调乏味地讲述故事，而是运用了一些艺术技巧，使故事饶有波澜，读来情趣盎然。一是铺垫与烘托手法。作者在庞安常出场前交待了两件事：桐城“一妇人妊娠将产，七日而子不下。药饵符水，无所不用，待死而已”，这是以孕妇生命垂危予以烘托，渲染紧张气氛；名医李畿道看后说“此百药无可施，惟有针法，然吾艺未至此，不敢措手也”，随即离开，这是用名医无法救治作铺垫，虽然他提出了正确的治疗方案，却因医术不够高超而放弃，紧张气氛再度蔓延。二是倒叙方式。神医庞安常的治疗过程被写得极其精炼，先是“才见孕者，即曰：‘不死。’”显得胸有成竹；继而“令家人以汤温其腰腹间”，“以手上下拊摩之”，立即手到病除，可谓技艺精湛，也显得神奇莫测；最后才由庞安常出面解除疑惑：他用大家都没觉察的一根银针刺中腹中小儿的虎口，令其松开“误执母肠胃”之手，顺利出生。至此真相大白，令人信服。全文不过三百字左右，却因如此奇妙的构思，避免了行文的枯燥呆板。

据此可见，《夷坚志》不仅有较为深厚的思想底蕴，而且人物形象鲜明，个性突出，叙事委婉曲折，语言准确凝练而又浅显易懂，是宋元时期志怪小说的代表作，也标志着《搜神记》后志怪小说创作的又一个高峰。其中许多题材受到明清时代的通俗小说家们青睐，《清平山堂话本》、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以及天然痴叟的《石点头》等，即大量改编《夷坚志》的故事，较着者如《王孺人离合团鱼梦》（改自《王从事妻》）、《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改自《太原意娘》）、《迟取券毛烈赖还钱　失还魂牙侩索剩命》（改自《毛烈阴狱》）、《简帖和尚》（改自《王武功妾》）等。

《江淮异人录》是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第一部荟萃“异人”事迹的作品集。作者吴淑（947—1002），字正仪，润州丹阳（今属江苏）人。学通古今，以文章闻名江左。南唐时举进士，补丹阳尉，以校书郎直内史，从李煜归宋，任大理评事、职方员外郎等职。后参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诸书的修撰，是当时着名的学者。着作除《江淮异人录》外，还有《文集》十卷、《说文字义》三卷、《秘阁闲谈》五卷、《异僧录》一卷等，多亡佚。

吴淑是徐铉的女婿，徐铉以二十年时间编成《稽神录》一部，吴淑写志怪小说可能是受其岳父的影响。《江淮异人录》三卷，与诞漫不经说神仙、记鬼怪的《稽神录》不同，主要叙述侠客、方士、道流等“异人”的故事。这也是对唐代传奇中的“异人”传说的继承，只是将原来单篇的故事辑录成专集。

与《稽神录》相比，《江淮异人录》的思想、艺术价值有过之而无不及。作品往往在“异”上做文章，写出“异人”与凡人不同的超然能力。如司马郊诈死，尸体腐臭而能复活；潘扆作法，枯死的树叶变为活鱼；耿先生法术高深，能削雪化银、龙脑化浆、神物取孕等。文笔往往简约粗犷，语言比较洗练生动，所记故事虽然怪异，却具有较浓的趣味，还能传达出一定的思想意义。如《洪州书生》：

成幼文为洪州录事参军，所居临通衢而有窗。一日坐窗下，时雨霁泥泞而微有路，见一小儿卖鞋，状甚贫窭。有一恶少年与儿相遇，鞋坠泥中，小儿哭求其价，少年叱之不与。儿曰：“吾家旦未有食，待卖鞋营食，而悉为所污。”有书生过，悯之，为偿其值。少年怒曰：“儿就我求钱，汝何预焉？”因辱骂之。生甚有愠色。成嘉其义，召之与语，大奇之，因留之宿。夜共话，成暂入内，及复出，则失书生矣。外户皆闭，求之不得。少顷，复至前曰：“旦来恶子，吾不容，已断其首。”乃置之于地。成惊曰：“此人诚忤君子，然断人之首，流血在地，岂不见累乎？”书生曰：“无苦。”乃出少药，傅于头上，捽其发摩之，皆化为水。因谓成曰：“无以奉报，愿以此术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书生于是长揖而去。重门皆锁闭，而失所在。

短短三百余字，写得悬念丛生，波澜起伏。先叙述恶少年欺辱卖鞋小儿，一书生欲以钱资助小儿，被恶少年肆意辱骂，书生十分气愤。小说至此告一段落，似乎平淡无奇，令人感到压抑，且难以继续发展下去了。接着讲述书生在成家失踪，情节陡转直下，既令人迷惑不解，也让人充满期待。结局是一份惊喜，恶人自有恶报，而文弱书生竟是一个扶弱锄奸、本领高绝的侠士，又出乎意料。最后成幼文拒绝书生传授的独门奇术，又让人意想不到；书生于是神秘消失，留下令人回味无穷的悬念和联想。故事兼有侠义、志怪、传奇等多种题材的特点，歌颂了仗义执言、打抱不平的侠义精神。

宋元时期的志人小说有三百五十种以上，不仅数量多、类型丰富，而且在朴实自然的描绘中彰显文采，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成就超过了同时代的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

宋元时期的志人小说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从宋朝开国至宋仁宗时期，志人小说处于相对衰落的复苏期，作者大多是一些五代旧臣，小说的内容以追述唐五代故事为主。较有影响的作品有张齐贤的《洛阳缙绅旧闻录》、郑文宝的《南唐近事》、张洎的《贾氏谈录》、钱易的《南部新书》、李畋德《该文录》等。宋仁宗以后，志人小说逐渐繁荣起来，创作进入高潮期。一方面，作品数量大大增加，内容转向本朝轶闻的记录，艺术性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从事创作的作家大多是名臣学士，出现了欧阳修、司马光、苏辙这样的兼具政治、文学名望的大家。代表作主要有欧阳修的《归田录》，司马光的《涑水纪闻》，文莹的《湘山野录》、《续湘山野录》、《玉壶清话》，魏泰的《东轩笔录》，孔平仲的《续世说》等。志人小说发展至南宋，由初期的稳步发展到中后期发生新的飞跃，作者的视野更为开阔，作品的内容更贴近百姓生活，创作更具有小说的特性，产生了一批优秀作品。如廉布的《清尊录》、王明清的《挥麈录》和《摭青杂记》、康与之的《昨夜梦》、岳珂的《史》、沈俶的《谐史》等。元代志人小说的风格、性质与宋代初期相似，作家在经历了一场历史的大变革之后，更关注历史，如周密的《齐东野语》、蒋子正的《山房随笔》等，以记录南宋或元初的史实为多。元末还出现了徐显的《稗史集传》、杨瑀的《山居新语》、陶宗仪的《辍耕录》等专集，但成就都不如宋代。

《洛阳缙绅旧闻录》又名《洛阳旧闻》，是同类小说中最杰出的一部作品集。作者张齐贤（943—1014），字师亮，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三岁时遭逢后晋之乱，徙居洛阳。幼年勤学，志向远大。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及第，历任左拾遗、工部侍郎等职，累官至兵部尚书，以司空致仕。谥文定。除《洛阳缙绅旧闻录》外，有集五卷、奏议二十卷、《太平雅编》二卷、《同归小说》十卷。

《洛阳缙绅旧闻录》五卷，作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作者以兵部尚书知青州时。作者采用传记式的写法，记录以往洛阳缙绅所谈的五代时期历史人物的遗闻逸事，传闻性强，夸张和虚构成分多，但许多篇章再现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真实情况，描写了战乱中百姓的苦难生活，揭露了统治者的残暴行径，总结了一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如首篇《梁太祖优待文士》，以杜荀鹤投奔梁太祖朱温为线索，通过三个典型的事件，刻画暴君朱温喜怒无常、残忍凶狠的性格特点。第一件事写杜荀鹤赋《无云雨诗》，因巧妙吹捧朱温而获厚遇；第二件事写举子徐夤因文字得罪朱温，从此失去宠幸；第三件事写众亲随官吏附和朱温所言，全被当作惜命的应声虫而扑杀。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到“顺我者亦亡”，极为生动地塑造了一代暴君的形象。小说写杜荀鹤见朱温的一段极为精彩：

荀鹤为主客者引入，令趋骤至阶陛下。梁祖言曰：“秀才不合趋阶。”杜荀鹤声喏，恐惧流汗。再拜叙谢讫，命坐。荀鹤惨悴战栗，神不主体。梁祖徐曰：“知秀才久矣。”荀鹤欲降陛拜谢，梁祖曰：“不可。”于是再拜复坐。梁祖顾视陛下，谓左右曰：“似有雨点下。”令视之，实雨也。然仰首视之，天无片云。雨点甚大，霑陛檐有声。梁祖自起，熟视之，复坐，谓杜曰：“秀才曾见无云雨否？”荀鹤答言未曾见。梁祖笑曰：“此所谓无云而雨，谓之天泣。不知是何祥也？”又大笑，命左右：“将纸笔来，请杜秀才题一篇无云雨诗。”杜始对祖坐，身如在燃炭之上，忧悸殊甚。复令赋无云雨诗，杜不敢辞。即令坐上赋诗。杜立成一绝献之。梁祖览之大喜，立召宾席共饮，极欢而散，且曰：“来日特为杜秀才开一筵。”复拜而退。杜绝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丝飞洒日轮中。若教阴朗都相似，争表梁王造化工！”由是大获见知。杜既归，惊惧成疾，水泻数十度，气貌羸绝，几不能起。

杜荀鹤在朱温面前，犹如一只惊弓之鸟。作者主要着笔于他的神情，细致描绘他的感受，营造出一种紧张甚至恐怖的氛围，烘托朱温的强势、威严与刚狠。

《洛阳缙绅旧闻录》不仅善于通过渲染和铺陈刻画人物性格，还善于利用细节描写，完成对人物的刻画。如《白万州遇刺客》写一个“黄须客”利用万州太保白廷诲“性好奇，重道术”的特点，假扮侠客摘取钱财的细节描写：

（白廷让与客）同诣逆旅中，见五六人席地环坐，中有一人，深目丰眉，紫墨色，黄须。廷让至，黄须独不起；客曰：“可拜。”廷让拜，黄须倨受。……须臾，将一木盆至，取酒数瓶，满其盆，各置一瓷碗在面前；舁一案，驴肉置其侧。中一人鼓刀切肉，作大脔，用杓酌酒于碗中。……黄须者一举而尽，数辈亦然，且引手取肉啖之，顾廷让，扬眉摄目，若怒色。

倨傲不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怒目相待，这些不拘小节的言行举止，都是骗子们把自己装扮成豪侠之士的伎俩，他们的深沉奸诈在装模作样的表演中被描摹得相当生动，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

《洛阳缙绅旧闻录》所具有的夸张虚构、铺陈渲染、细节描写的艺术方式，以及擅长刻画人物性格、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特点，是继承唐代传奇优良传统的表现，这不仅是这部产生于北宋初期的小说集成为宋元时期同类作品的翘楚，而且反映了宋代志人小说比志怪小说更早地摆脱魏晋南北朝“粗陈梗概”的模式，出现了传奇化的倾向。

这部小说集里的一些生动的故事，成为后代的散文、戏曲和小说题材来源。如《白中令徙义》和《白万州遇剑客》被宋代韦骧改写为《白拱传》和《白廷诲传》；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假侠客张铁臂，可视为黄须客形象的再创造；《田太尉候神仙夜降》也成为《儒林外史》第十五回中假神仙洪憨仙的原型。

《归田录》是富于文学性和趣味性的小说集，文笔堪称翘楚，在宋代志怪、志人小说中有较高的地位。作者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二十四岁进士及第，积极参与庆历变法，仕途坎坷。晚年趋于消沉，任参知政事等职，连乞谢事。谥号文忠。他倡导古文运动，是北宋中期文坛的领袖人物。文学贡献以散文为主，诗、词也有影响。今存二百四十余首词，收入《六一词》和《醉翁琴趣外篇》；存诗八百六十余首，成就虽不如散文那样辉煌，却也不失大家风范，开创了北宋诗风；存散文五百余篇，有《欧阳文忠公文集》。文章文体齐备，题材广泛，内容充实，既有充沛的气势和逻辑力量，又有曲折动人、婉转多致的韵味。另有《新唐书》（与宋祈等合编）、《新五代史》、《集古录》等。小说有《归田录》。

《归田录》二卷为欧阳修治平四年（1067）自请外任亳州时作，题名“归田”，有显示休官归田之意。该书自序云：“宜乞身于朝，退避荣辱，而优游田亩，尽其天年。”作者在亳州优游于山水之间时，随笔记录了一些亲自闻见，且史官所不载的朝廷轶事、社会风情和士大夫的诙谐言淡，以及当时劳动者生产与生活的情状，自言是一部“备闲居之览”的作品。它不同于之前的《北梦琐言》和之后的《涑水纪闻》，既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又因作者的文学素养而使作品文笔、兴味俱佳，所以当时就被人们广泛传颂。据说宋神宗曾命人删改、增设，造成《归田录》有两个版本：一是民间流传的初稿本，一是经过修改的本子。

《归田录》既叙述史事，又记录谐谈琐言。史事多是朝廷的一些细小轶闻，有的具有微言大义，旨在匡正朝纲；有的提供背景资料，有助于对人物、事件的理解。前者如《杨文公》讲述有人想谗陷杨亿，又拿不出实据，却利用了宋真宗的疑心，造成对杨亿的猜忌，用小事传达严峻的人生况味。后者如《鲁简肃公》记鲁道宗因为人耿直、不避权贵、凡事“但以实告”的处世原则获得宋仁宗信任，官至参知政事，宋真宗称他为“鲁直”，但皇亲国戚却畏惮他，称他为“鱼头参政”（鱼为鲁字的头部），为我们了解这位耿直大臣的品格增添了逸事资料。

《归田录》情节生动，文笔清新自然，语言流畅，完全不同于晚唐五代小说的辞采之习。如《卖油翁》记载卖油翁纯熟而神奇的酌油技术，它在《归田录》中为定稿，初稿载于欧阳修的《笔说》，两相比较，体会颇深。《笔说》记载如下：

往时陈尧咨以射艺自高，尝射于家圃。有一卖油翁释担而看。射多中，陈问：“尔知射乎？吾射精乎？”翁对曰：“无他能，但手熟耳。”陈忿然曰：“汝何敢轻吾射！”翁曰：“不然，以吾酌油可知也。”乃取一胡卢，设于地，置一钱，以杓酌油，沥钱眼中入胡卢，钱不湿，曰：“此无它，亦熟耳。”陈笑而释之。

《归田录》改为：

陈康肃公尧咨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九八，但微颔之。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它，但手熟尔。”康肃忿然曰：“汝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胡卢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它，惟手熟耳。”康肃笑而遣之。

增加了“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的铺垫和人物表情、动作的描绘，这种结构、手法的变化无疑使小说更为形象和生动。人物语言也很生动，且富有个性。这一故事还于史有据，《宋史》有陈尧咨传，称他“善射，尝以钱为的，一发贯其中”。“以钱为的”可能与卖油翁酌油“从钱孔入，而钱不湿”有关，故而《卖油翁》正可作为正史的补充或附注。

还有一些名篇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冯道和凝》：

冯相、和相同在中书。一日，和问冯曰：“公靴新买，其直几何？”冯举左足示和曰：“九百。”凝性褊急，遽回顾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诟责。久之，冯徐举其右足曰：“此亦九百。”于是哄堂大笑。时谓宰相如此，何以镇服百僚。

在两个宰相的类似如今相声“丢包袱”的逗趣中，冯道的幽默风趣、和凝的性急褊狭，均突出地表现出来了。

《摭青杂说》是侧重表现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作品。作者王明清（1127—1202？），字仲言，颖州汝阴（今属安徽阜阳）人。祖父王萃、父亲王铚是宋代着名学者，外祖父曾纡是名臣曾布之子，岳父方滋是当时的名士，兼之王家本是旧家大族，故王明清博学多闻，熟悉掌故，且与张孝祥、陆游、尤袤、廉布等人交游甚密。曾以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历任宁国军节度判官等职。着述颇丰，小说除《摭青杂记》之外，主要有《投辖录》一卷、《挥麈前录》四卷、《挥麈后录》十一卷、《挥麈三录》三卷，另有《玉照新志》六卷、《清林诗话》等。

《摭青杂说》未见着录，《说郛》（涵芬楼本卷三七）谓有二十四卷，载有佚文，不题撰人，重编《说郛》题王明清撰。这部具有相当规模的小说集，今存不到十篇。作者具有对社会生活的敏锐观察力和独特的思想倾向，一改过去志人小说关注官僚士大夫的传统，让入不了“国史”的商人、茶肆老板、妓女等市井小民成为正面形象，歌颂他们的正直言行和高尚品德；创作上也不再以补史之阙为目的，强调史传意味，而是便于普通人茶余饭后的阅读，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这些作品与《清尊录》、《谐史》等小说集的作品一样，完全可以列入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行列，这与他们擅长吸取唐代传奇的艺术方法进行创作有关。

该作的商人题材令人耳目一新。作者笔下的市井商贾注重个人修养、推崇商业道德，讲究诚信交易。如《盐商厚德》讲述泰州盐商项四郎在贩盐回乡的途中，救起遇劫落水的女子徐氏，拒绝富家、娼家重金求聘，不肯把她卖作“娼女婢妾，一生无出伦”，而将她嫁给了妻子新丧的金姓澧州安乡县尉。当被问及有何需求时，项四郎以“岂复需索”作答。后来，徐氏巧遇哥哥徐将仕，全家得以团聚。作者借徐将仕之口赞叹道：“彼商贾乃高见如此，士大夫色重礼轻，有不如也。”又如《茶肆还金》叙述邵武军士人李某在京师樊楼畔小茶肆中遗失一袋金子，有数十两之多。几年后，李某再过此店，无意中谈起此事，茶肆主人详细盘问了失物日期和数量后，将原物如数归还，并谢绝酬谢：“义利之分，古人所重，小人若重利轻义，则匿而不告，官人待如何，又不可以官法相加。所以然者，常恐有愧于心故也。”茶肆的棚楼上还有许多客人遗失的东西，主人都一一做好记录，以待失主认领。作者把重义轻利、拾金不昧的精神和品德寄托在普通商人身上，在这以往的作品中是不多见的。

《摭青杂记》的人物形象大多较为鲜明。如身陷风尘的邢春娘宁愿“布裙短衾，啜菽饮水”作小民之妇，也不愿“迎新送故”，倚门卖笑，且在得知原来的未婚夫丧偶无正室，要娶她回去时，才肯答应他的求婚，见识非同一般；全州司户单符郎遇到邢春娘，起初是轻佻慕色，继而郑重迎娶，最后还帮助妻子的姐妹李英也脱离了风尘，而且不仅不以这一切为辱，反而有些荣耀之意，闪烁着不同流俗的思想。

在写作上，《摭青杂说》注重细节的描写，这和当时说话人的风格有相似之处。如《茶肆还金》中茶肆主人听说李某丢失金子后：

主人闻之，进相揖曰：“官人说甚么事？”李曰：“某三四年前曾在盛肆啜茶，遗下一包金子。是时以相知招饮，夜深方觉，自知其不可寻，遂一向归安于下处，更不曾拜禀。”主人徐徐思之曰：“官人彼时着毛衫，在里边坐乎？”李曰：“然。”又曰：“前面坐者着皂披袄乎？”李曰：“然。”主人曰：“此物是小人收得，彼时亦随背赶来送还，而官人行速，于稠人广众中，不可辨认，遂为收取。意官人明日必来取。某不曾为开，觉得甚重，想是黄白之物也。官人但说得片数称两同，即领去。”李曰：“果收得，吾当与你中分。”主人笑而不答。

主动搭话、“徐徐思之”、核实失物场景和数额，这些细节把人物关切失主、慎重细心的品德和性格真实地表现出来，使人犹置身现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种技巧，显然受到通俗小说创作的影响。

《齐东野语》是元代初期重要的志人小说作品集之一。作者周密（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又号萧斋、萍洲、弁阳老人、弁阳啸翁、四水潜夫等。祖籍山东济南，后曾祖父扈从宋高宗南渡，寓居吴兴的弁山。曾任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义乌令等。宋亡不仕，潜心着述。所着除《齐东野语》外，还有《癸辛杂识》、《武林旧事》等；作为词坛名家，有词集《苹洲渔笛谱》、《草窗词》二卷，编撰有南宋词选《绝妙好词》。

《齐东野语》二十卷，主要记载南宋史事及杭州的风俗民情，论议、考辨、故实、诗话、人物轶事等兼收并蓄。如《张魏公三战本末略》记叙节制五路军马的都统制曲端因不赞同张浚急于进攻而被关押，造成会战前军心不稳；会战时张浚不听吴玠、郭浩等人“分守其地，犄角相援，以避其锋”的方略，以致北伐失败。这些过程和原因的叙述，增加了读者对“符离之战”败局的认识和思考。又如《放翁钟情前室》讲述陆游与其前妻唐婉的婚变、偶遇赋诗，以及唐婉死后四十来年，陆游对她的眷恋在诗歌中的表现。简洁的故事情节与大篇幅的深情诗作浑然交融，生动再现了痴情诗人的爱情逸事、恨网情丝和诗歌创作的背景，营造了凄艳伤感的氛围，千秋百代传唱不衰。

该作品集的小说大多以叙事见长，情节曲折，记叙详细。如《台妓严蕊》首先介绍“天台营妓”严蕊的超绝风情和才思，引得“不远千里而登门者”为之倾慕；然后铺垫严蕊的两首词作，一是即席咏仲友命赋的红白桃花词《如梦令》，二是以坐上宾客谢元卿姓氏为韵所作《鹊桥仙》；接着讲述朱熹以与严蕊滥淫为由，治罪唐与正，严蕊被关入狱，受尽折磨：

系狱月余，蕊虽备受箠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狱吏因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况已经断，罪不重科，何为受此辛苦邪？”蕊答云：“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然声价愈腾，至彻阜陵之听。

明知只要承认就能顺利出狱，而且不会受到重罚，却仍然明辨是非，突出了严蕊的玉女柔情和丈夫侠气；最后朱熹调离，严蕊得以改判从良。该篇集中刻画严蕊的独特才思和非凡秉性，塑造了一个才华横溢、守信重义的妓女形象，这样的艺术构思为后人所认可，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中的《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着芳名》就将这些情节全部保留并加以发挥。

《齐东野语》还善于设置悬念、采用烘托手法编织情节、塑造人物。如《王小官人》记叙神偷王小官人欲到和州大酒楼偷银器，行前却故意要汤观察派一员同行，以证清白。同去的干员只见神偷烂醉如泥，瘫倒在床。不料第二天就听说酒楼昨夜被盗，损失银器数百两。汤观察亲自前来求告，神偷暗示他回去求神祷告，果然在神龛下发现银器。直到最后，真相才大白，神偷高超的盗技和“盗亦有道”的本色，以及作者巧妙的安排令人叹服。

传奇小说在宋元时期进入萧条期。宋代的传奇小说远不如唐代传奇的成就，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传奇小说，到唐亡时就绝了。至宋朝，虽然也有作传奇的，但就大不相同。因为唐人大抵描写时事；而宋人则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忌讳渐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回避，去讲古事。加之宋时理学极盛一时，因之把小说也多理学化了，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

指出了多回避现实题材和多教训的议论是导致宋代传奇衰落的主要因素，这与宋代言论多受钳制和“理学极盛一时”有关。

实际上，宋代传奇的衰落还与宋代文人的审美趣味发生变化不无关系。与唐代文人的喜好怪异相比，宋代文人偏爱掌故，他们往往将传奇中对奇异故事的描述变为对掌故的记录；与唐代文人较为局促的生活境遇与富于创作激情相比，宋代文人大多是仕途得意、声望较高的政治家、哲学家，无论是生活交际，还是文学创作，都渗透着拘谨与智慧；与唐代科举注重诗赋、文人崇尚才情的渲染相比，宋代科举偏重策论、文人推崇识见的发挥。这些差异使得宋代的文坛名流，如欧阳修、苏舜钦、苏轼、苏辙、沈括、陆游等乐于创作诗文和笔记，而不屑于写作传奇，或偶然为之，也不是关注的重心。专意传奇创作的作家，如刘斧、李献民、秦醇、张实等，社会地位都较为低下，学养与才气都略逊一筹。证诸作品，宋代传奇在创作上大多回避现实，缺乏创造性，看不到唐代传奇的谋篇布局、提炼加工之功，以及绚烂的想象、热烈的情感和华美的词藻，而显得局促、芜杂、冗长、浅近，从某种意义上说，失去了生命力。

对此，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论述道：

小说，唐人以前，记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盖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亦云：“宋一代文人之……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因此，直接承袭唐代传统的宋代传奇，其成就远不如唐代传奇。

虽然总体成就不高，但宋代传奇也有较突出的两类作品，其中不乏散金碎玉之作。

一是历史题材的作品，往往采辑先代帝王后妃的逸闻传说，寄托讽喻、惩劝之意。由于揭露得比较深刻，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这类作品相当一部分是写隋炀帝和唐明皇的。前者有伪托颜师古作的《隋遗录》（原名《南部烟花录》，又名《大业拾遗记》），无名氏的《隋炀帝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等，主要记述隋炀帝游江都、辟西苑、造迷楼、开运河等奢侈淫乐的生活，揭露隋炀帝的荒淫专断和奸官佞臣的残忍贪婪，也反映了宫女、民夫倍受蹂躏、劳身伤命的悲苦命运；后者有乐史的《杨太真外传》、秦醇的《骊山记》和《温泉记》、无名氏的《梅妃传》等，或写唐玄宗与杨贵妃奢靡的宫廷生活，或写杨贵妃与梅妃的嫉妒争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玄宗荒淫误国、酿成天下大乱的历史事实。此外，还有乐史的《绿珠传》、秦醇的《赵飞燕别传》，揭露石崇和孙秀等上层人物的道德沦丧和荒淫残暴、汉成帝和赵飞燕姐妹的荒淫无耻。这类作品大多结构松散，内容芜杂，描写粗糙，且偏重道德的训诫，令人感到压抑。如《绿珠传》篇末云：

绿珠之殁，已数百年矣，诗人尚咏之不已，其故何哉？盖一婢子，不知书而能感主恩，愤不顾身，其志烈懔懔，诚足使后人仰慕歌咏也。至有享厚禄，盗高位，亡仁义之行，怀反复之情，暮四朝三，惟利是务，节操反不若一妇人，岂不愧哉？今为此传，非徒述美丽，窒祸源，且欲惩戒辜恩背义之类也。

较之唐代传奇篇末议论的跌宕有致和富于抒情意味，这种垂戒显得严峻理性，教化色彩非常浓郁。这类作品也有一些注重细节描写的佳作，如《隋遗录》云：

长安贡御车女袁宝儿，年十五，腰肢纤堕，冶多态。帝宠爱之特厚。……时诏虞世南草《征辽指挥德音敕》于帝侧，宝儿注视久之。帝谓世南曰：“昔传飞燕可掌上舞，朕常谓儒生饰于文字，岂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宝儿，方昭前事。然多憨态。今注目于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应诏为绝句曰：“学画鸦黄半未成，垂肩亸袖太憨生。缘憨却得君王惜，长把花枝傍辇行。”上大悦。

文笔明丽，情致绰约。

二是现实题材的作品，主要描写男女恋情和妓女生活，如张实的《流红记》、柳师尹的《王幼玉传》和《越娘记》、李宪民的《西蜀异遇》、秦醇的《谭意哥传》、无名氏《李师师传》等。《流红记》叙书生于祐在御沟中拾得从宫中漂出的红叶，遂题诗于红叶并使之流回宫内，后所娶韩氏正是题诗之宫女。作品真实反映了被禁锢的宫女的精神苦闷及其对自由、爱情的渴望，写得富有诗意和理想色彩，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谭意哥传》写沦落为娼后得以“脱籍”的谭意哥与小官吏张正字相爱同居两年，张正字调任别处，迫于母命另娶，谭意哥则生下儿子，置田耕种谋生，三年后张正字丧妻，迎娶谭意哥，一家团圆。谭意哥不甘沦落，自尊自强，自食其力，其独特性格为崔莺莺、霍小玉、李姓等形象所不及，但恪守封建礼教的描写则削弱了作品的现实意义。《李师师传》写名妓李师师与宋徽宗赵佶的风流韵事，以及李师师在异族入侵之时慷慨捐钱助饷，痛斥卖国求荣的奸佞，批判了北宋后期政治的黑暗、皇帝的荒淫、佞臣的误国，赞颂了李师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

元代传奇的作家、作品数量少，且作品质量低，继宋代以后，发展更趋衰微。但出现了宋远的《娇红记》这篇写才子佳人的杰作。作品讲述书生申纯与表妹娇娘相恋，求婚却遭到舅父王通判拒绝。后申纯进士及第，王通判允诺两人结合，但某帅府公子久慕娇娘艳名，前来求亲，王通判又把娇娘许配给他。娇娘绝食而死，申生自缢身亡，两人死后成仙。故事并不新奇复杂，但近两万字的曼长篇幅，在文言小说中是空前的，而且作者紧扣主线展开叙述，情节推进的曲折有致、细节刻画的丰富多彩、描写叙述的细腻周至，都是以往文言小说从未有过的。它的出现，标志着中篇传奇小说的诞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作在内容上描述民众生活、表现市井趣味，在体式上穿插六十余首诗词韵文，其向话本小说靠拢的倾向十分明显，故有人称其为“话本体小说”，反映了此后传奇小说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