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孟子》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孟子》的思想延续和发展了《论语》的思想。《孟子》的“天命”论，是对《论语》“天命”论的继承和发展，它显示了《论语》和《孟子》所共同具有的精神家园功能。“道”或良知论则是《论语》和《孟子》可以共同享有的人学形而上学思想。“德治”或“仁政”思想则是《论语》和《孟子》共有的人性政治思想。如果说《论语》奠定了儒家思想规模的话，那么《孟子》的思想则使《论语》思想的这个规模更清楚，内容更丰富，理论思维水平更高，而且现实意义更显著。

《孟子》一书，除了是研究孟子思想不可或缺的资料，同时其中还记载了孟子同告子、墨者夷之、杨朱、农家许行等学者进行辩论的情况，从而保存了告子、夷之、杨朱、许行等人的思想材料。比如，《孟子·滕文公上》就记载了夷之“爱无差等，施由亲始”的观点。夷之的这个说法，继承了墨子爱无亲疏远近的思想，同时又主张在施爱时要从父母开始，事实上又悄悄承认了儒家血缘亲情说，这之间存在着矛盾。所以，孟子批评夷之的看法是“二本”。《孟子·尽心上》则有“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体现出杨朱非常重视人自己的自然生命，将自己的身体或自然生命看成具有高于现实一切功利的价值。因而在孟子看来，杨朱的“为我”论，将“我”与“天下”对立起来，将自己个人的自然生命与社会的功利对立起来，同时也将自己自然的生物生命与自己自然的精神生命对立起来，导致了只“为我”而不为人，不为天下苍生，不为自己的真本性、真精神的结果。

《孟子》在后来的影响也是耐人寻味的。《孟子》一书，在汉朝、唐朝期间地位并不高。《汉书·艺文志》将《孟子》列入诸子类，反映出两汉人对《孟子》的基本态度。西汉学者董仲舒提出人性三品说，东汉学者扬雄则有人性善恶混之论，王充甚至有《刺孟》之作，均与孟子之说不类。到《隋书·经籍志》才开始将《孟子》列入经部。唐朝时，著名学者韩愈著《原道》，说过“孔子传之孟轲”的话，孟子的地位才开始受到重视，但也很有限。北宋时，王安石、司马光等对于孟子的“人性善”说还有议论，但张载已经开始重视《孟子》。而真正重视《孟子》一书的，是理学家二程、朱熹。朱熹花数十年工夫，著《四书章句集注》，收录《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对之进行义理阐发，成为朱熹理学思想的代表作。朱熹的这部书后来被尊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标准，延续统治地位达700多年。《孟子》一书，也随之提升到儒家经典的地位。

为什么《孟子》一书在汉唐之间地位不高呢？这一方面是由于两汉学者深受荀子思想的影响，荀子批评孟子的思想非常激烈，非常厉害，基本上是全盘否定；另一方面，这可能与孟子的思想内容不能得到汉唐儒者很好的理解也有极大的关系。比如，孟子思想与孔子思想不同的核心内容，在于他的先验良知论和“人性善”说。关于先验论，经验论者是不能理解也不能赞成的，局限于经验认识的现实的人们，对于先验论也难以理解。关于“人性善”说，既有先验论成分在其中，又有形而上学成分在其中，更加令人难以理解。况且，汉唐之际，在思想领域，关于世界问题，流行的是宇宙论，主要是宇宙生成论，或者是有神论等宗教思想。在这种思想氛围中，形而上学是没有生存土壤的，也难有能够获得理解的思想氛围。

《孟子》的思想不仅在中国影响深远，在国外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由于地理与政治的原因，《孟子》首先传到高丽、日本、越南等国。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将《孟子》译成拉丁文，并传回意大利。随后，《孟子》被相继译为法、德、英、俄等语种，刊行范围更加广阔。